本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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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姆•基恩
当我走进病房，厄内斯特•贝克尔开口便说：“你在我生命的尽头逮着我了。我关于死亡所写下的一切，眼下正在经受检验。我有了一次机会去表明：一个人怎样死，怎样面对死；他是否死得尊严、勇敢；围绕死亡他有些什么样的思想；他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
1973年底，《拒斥死亡》一书寄达《今日心理学》杂志社，放在我的案头征求意见。见书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决定要亲自采访厄内斯特•贝克尔。12月6日，我打电话到他在范库弗的家，想知道他是否愿意为我们的杂志做个访谈。不曾想到，他妻子玛丽亚告诉我，他不久前住进医院，并已处于癌症的最后阶段，预计活不过一星期。翌日她来电话说，如果我能在他精力尚存和神志清醒之际赶到医院，他愿接受访谈。我激动难抑，急速赶往范库弗，也顾不得冒昧闯入濒死这一私人领域；我知道，如果拒绝他的邀请，那将是更为冒昧的事情。
尽管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立即切入了话题。死亡迫在眉睫，他已极度衰弱，哪还有寒暄的念头。我们面对垂死谈论死亡；面对癌症谈论罪恶。那天末了，厄内斯特精疲力竭，谈话也无法再进行。我们局促不安地待了几分钟，因为，要说出最后那句“再见”是多么难受。我们俩都清楚：谈话刊登出来时，他已看不到了。令人稍感慰藉的是，床头拒上的一纸杯药用雪利酒为我们提供了终别仪式。我们同饮一杯酒，随后我就离开了病房。
那一天已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就塑造我与我的死亡奥秘之关系以及与我的生命之关系而言，那是一个中心事件。厄内斯特的勇敢形象将伴随我一生，我会永远记得，他是怎样熬住疼痛保持清醒的神志，如何用思想的激情临时抵御住死亡的逼近。亲睹这样一个人英雄般地承受临死的痛苦，是我莫大的荣幸。
贝克尔去世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描绘精神图景的一位大师，一位智慧的灵魂医师。尽管有些抵触，我们还是渐渐开始明白，他开出的苦药——凝视我们无可回避的死亡之恐怖一一其实是良方，给我们必死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甜意。
按《拒斥死亡》和《逃避罪恶》两书的内容，我们看到，四条线索组成了贝克尔的哲学。
第一条，世界令人恐惧。起码可以说，贝克尔描述的自然，与迪斯尼乐园全然是两回事。在贝克尔笔下，“自然母亲”是残忍的野兽，齿爪沾满了血腥，凡她所创造者，她都毁灭。贝克尔说，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生物的日常活动是“用所有各式牙齿撕裂别的生物——用磨牙咬断并咀嚼鲜肉、茎杆、骨头，带着欣喜把嚼烂的食物急不可耐地送入咽喉，将其中的精华融合进自己的组织，然后排泄出散发恶臭的残留物”。
第二条，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我们的生物性需要：是控制基本焦虑的需要，是拒斥死亡恐惧的需要。人命中注定要焦虑不安，因为，在一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死于其中的世界里，我们终究茫然无助，横遭遗弃。“恐惧在于：我们来自虚无，拥有名字,拥有自我意识和内心深处的情感，胸中极度渴求生命和自我表现——即便如此，还是要死”。
厄内斯特•贝克尔和库伯勒-罗斯（Elizabeth Kuber-Ross）是素昧平生的盟友，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把死亡和垂死从隐秘之处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库伯勒-罗斯让我们放手去践行死得体面的艺术，而贝克尔则教导我们，凝视死亡之事实，必然伴随着畏惧、害怕和本体意义上的焦虑。
第三条，既然死亡恐惧如此压倒一切，我们就图谋让它保持在无意识状态。“生死攸关的人格谎言”是第一道防线，它保护我们免受对于自身之无助的痛苦意识。每个儿童从成人那里借取力量，通过内投（introjecting)上帝般存在者的品质，形成人格。如果我跟强大无比的父亲一样，我就不会死。只要乖乖待在人格防御机制里——赖希（Wilhelm Reich）称之为“人格盔甲”，我们就感到安全，就能自称：世界不难驾驭。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我们压抑身体，牺牲快乐，自我封闭，试图换取不被时间摧毁的灵魂，试图赢得不朽，试图逃避死亡。可是，当我们蜷缩进人格的防御堡垒之际，生命也逃离了我们。
针对我们天生的无能，社会提供了第二道防线，它创造出一个英雄体系，这一体系允许我们相信，通过参与某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我们就超越了死亡。献身于征服一个帝国、建造一座庙宇、写本书、建立家庭、积攒财富、推动进步繁荣、造就信息社会和全球自由市场……通过某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取得了人造的不朽。既然人生的主要使命是成为英雄和超越死亡，每一文化群落就必须向其成员提供一个错综复杂的象征体系，其背后是宗教。这意味着，文明（文化群落）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本质上是各种不朽事业(project)之间的战斗，是圣战。
对于社会心理学，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贡献；贝克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企业和国家会受无意识动机的驱使，这些无意识动机与企业或公司公开表明的目标毫不相干。商场上的倾轧或战场上的杀戮，一般说来，与其说出于经济利益或政治现实的考虑，不如说出于这样一种需要：相信我们自己已经成就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试看不久前的越南战争，美国卷入越战并非出于实际的经济或政治利益，而是出于一个压倒一切的需要：打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第四条，以除灭罪恶为主旨的英雄事业导致悖谬的后果：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罪恶。人间冲突是生死斗争一一我的神祇对抗你的神祇，我的不朽事业对抗你的不朽事业。人为罪恶的根源并非出于人的动物天性，也非出于领地的侵犯或固有的自私，而是出于自尊的需要、拒斥必死性的需要、实现英雄般自我形象的需要。我们希求最好者的欲望，恰恰是导致最坏者的原因。我们想净化世界，让它尽善尽美，使民主安然无恙，除净神的敌人，消灭罪恶，建立一座不会因人间悲哀而黯然的皎洁之城，或一个千年帝国。
或许，贝克尔的最大成就，是创立了一门罪恶学（a science of evil）。他指明了一条新路，让人有可能理解，我们是如何制造额外更多的罪恶——战争、异族清洗、种族灭绝。人类一直在克服荣格所称的人之阴暗面——自卑感、自恨、欠疚、敌意，办法就是把它投射到敌人身上。用贝克尔的眼光，我们无法理解战争何以能像人们所说，是净化世界的一种社会仪式；在战争中，我们把敌人看作人渣、危险分子或无神论者。达乔(Dachau)、开普顿、米莱、波斯尼亚、卢旺达……到处都是无情的证明，到处都需要替罪羊——犹太人、黑人、图西人。战争是死亡庆典，在这庆典中，为了消灭卑鄙的正义之敌，我们把英勇战士的生命作为献祭。而且，血流得越多越好，因为人死得越多，为神圣事业、神之家和神之计划所做的献祭就越大。
贝克尔提出了激进的结论：恰恰是我们的利他主义动机把这个世界变成藏尸所一一我们渴望与更大的整体相融合，把生命献给更伟大的事业，为至高的权能效力。贝克尔的结论向所有人和所有国家提出了一个令人慌恐的革命性问题：为了确信自己是英雄，我们付出了何等样的代价？亳无疑问，贝克尔的书从未有过广大的读者群，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让人看到，我们是如何容易为了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杀人。贝克尔让我们无地自容。他做出这样的揭露：我们既想否认自己赤身裸体，又想锦衣丽着光彩照人，这样一种欲望是如此妨碍着我们，使我们无法承认：皇帝身上根本没有衣服！
对人的境况做了如何可怕的诊断之后，毫不奇怪，贝克尔只开出了缓解性药方。不期盼奇迹的疗救，不期盼成圣，不期盼摆脱了蒙昧的未来，不期盼理性的胜利。
贝克尔勾画了非破坏性英雄主义（nondestructive heroism）之两种可能的方式。
第一，我们对整个社会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是，在广大的无意识个体身上，一种替换战争的道德代用品能得以发展出来。人学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由被动的隶属者、强力的领袖和敌人（那是我们投射欠疚和自恨的对象）三部分组成。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一种“对客体的恨”，这种恨的对象不是作为替罪羊的人，而是某些不具人格的东西，比如，贫穷、疾病、压迫或自然灾害。由于我们让不可避免的恨变得明智和通达，我们或许能够把破坏性能量转向创造性用途。
第二，对于特殊的个体，存在着古老的哲学智慧之路。贝克尔和苏格拉底一样，教我们练习死亡。培养对死亡的觉悟，会使我们解除幻想，丟弃人格盔甲，有意识地选择对恐惧的承受。沿循这条自我分析之路的生存论英雄不同于普通人，因为他（或她）知道自己不得安宁。这样的英雄并未躲在人格的幻象之中，而是直面自己的无能和脆弱。这样一种祛除了幻象的英雄拒斥大众文化的模式化英雄，而钟情于普遍英雄主义；普遍英雄主义抛弃了不假思索和自我欺骗的依赖性，发现了选择和行动的新的可能性，发现了勇气和耐性的新形式；正因为如此，在普遍英雄主义境界中有着真正的欢乐。这样一种英雄个体，怀着对死亡的自觉意识而活在世上，有能力选择绝望，或者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绝望地一跃”，信靠“普遍者之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力”，信靠那位不知其名，却在宇宙演化之恢宏戏剧中表达其玄奥目的的生命之神。
贝克尔的工作得到承认，这是一个迹象；这样一类迹象表明，某些人已经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漫长黑夜中觉醒，并致力于发展蒂利希所谓的超越性的遒德良知，即一种非人种论的、普世的伦理学。我们未来的使命是要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对每一个体而言，成为地球大家庭之一员，成为同宗者（kindred being）中的一员，其意义何在？生活等待着我们去抉择：要末滥用我们的自由，把我们自己囊封在狹隘的、宗族的、类偏执狂的人格中，并创立更为血腥的乌托邦；要末与被遗弃的人们共同建设惺惺相惜的社群。只要人类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那么，对未来的一切希望必须用虛拟形式表述——我们或许可以，我们但愿，我们也许能。未来是兴盛还是毁灭？根本没有什么专家能够预测。罪恶对我们的支配既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我们或许可以选择。关于明天的剧本还有待撰写。
说到底，贝克尔留给我们一个希望，尽管极为纤弱，却有非凡的潜能。他说:“并非自然的动物行为，而恰恰是对惊恐的掩饰，让我们活在丑陋之中。这意味着，罪恶本身经不住批判性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相信，理性有力量影响罪恶。”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假如理性克服了我们的自毁性英雄主义（habit of self destrcutive heroics），假如我们有能力减少自己造成的罪恶，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厄内斯特•贝克尔的工作，他帮助我们认识到：罪恶的支配力与我们对死亡的拒斥相关连。
（徐志跃译)
当我走进病房，厄内斯特•贝克尔开口便说：“你在我生命的尽头逮着我了。我关于死亡所写下的一切，眼下正在经受检验。我有了一次机会去表明：一个人怎样死，怎样面对死；他是否死得尊严、勇敢；围绕死亡他有些什么样的思想；他如何接受自己的死亡。”
1973年底，《拒斥死亡》一书寄达《今日心理学》杂志社，放在我的案头征求意见。见书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决定要亲自采访厄内斯特•贝克尔。12月6日，我打电话到他在范库弗的家，想知道他是否愿意为我们的杂志做个访谈。不曾想到，他妻子玛丽亚告诉我，他不久前住进医院，并已处于癌症的最后阶段，预计活不过一星期。翌日她来电话说，如果我能在他精力尚存和神志清醒之际赶到医院，他愿接受访谈。我激动难抑，急速赶往范库弗，也顾不得冒昧闯入濒死这一私人领域；我知道，如果拒绝他的邀请，那将是更为冒昧的事情。
尽管是第一次见面，我们立即切入了话题。死亡迫在眉睫，他已极度衰弱，哪还有寒暄的念头。我们面对垂死谈论死亡；面对癌症谈论罪恶。那天末了，厄内斯特精疲力竭，谈话也无法再进行。我们局促不安地待了几分钟，因为，要说出最后那句“再见”是多么难受。我们俩都清楚：谈话刊登出来时，他已看不到了。令人稍感慰藉的是，床头拒上的一纸杯药用雪利酒为我们提供了终别仪式。我们同饮一杯酒，随后我就离开了病房。
那一天已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但是，就塑造我与我的死亡奥秘之关系以及与我的生命之关系而言，那是一个中心事件。厄内斯特的勇敢形象将伴随我一生，我会永远记得，他是怎样熬住疼痛保持清醒的神志，如何用思想的激情临时抵御住死亡的逼近。亲睹这样一个人英雄般地承受临死的痛苦，是我莫大的荣幸。
贝克尔去世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我们时代描绘精神图景的一位大师，一位智慧的灵魂医师。尽管有些抵触，我们还是渐渐开始明白，他开出的苦药——凝视我们无可回避的死亡之恐怖一一其实是良方，给我们必死的命运增添了一丝甜意。
按《拒斥死亡》和《逃避罪恶》两书的内容，我们看到，四条线索组成了贝克尔的哲学。
第一条，世界令人恐惧。起码可以说，贝克尔描述的自然，与迪斯尼乐园全然是两回事。在贝克尔笔下，“自然母亲”是残忍的野兽，齿爪沾满了血腥，凡她所创造者，她都毁灭。贝克尔说，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生物的日常活动是“用所有各式牙齿撕裂别的生物——用磨牙咬断并咀嚼鲜肉、茎杆、骨头，带着欣喜把嚼烂的食物急不可耐地送入咽喉，将其中的精华融合进自己的组织，然后排泄出散发恶臭的残留物”。
第二条，人类行为的基本动机是我们的生物性需要：是控制基本焦虑的需要，是拒斥死亡恐惧的需要。人命中注定要焦虑不安，因为，在一个我们命中注定要死于其中的世界里，我们终究茫然无助，横遭遗弃。“恐惧在于：我们来自虚无，拥有名字,拥有自我意识和内心深处的情感，胸中极度渴求生命和自我表现——即便如此，还是要死”。
厄内斯特•贝克尔和库伯勒-罗斯（Elizabeth Kuber-Ross）是素昧平生的盟友，他们共同掀起了一场文化革命：把死亡和垂死从隐秘之处拉到光天化日之下。库伯勒-罗斯让我们放手去践行死得体面的艺术，而贝克尔则教导我们，凝视死亡之事实，必然伴随着畏惧、害怕和本体意义上的焦虑。
第三条，既然死亡恐惧如此压倒一切，我们就图谋让它保持在无意识状态。“生死攸关的人格谎言”是第一道防线，它保护我们免受对于自身之无助的痛苦意识。每个儿童从成人那里借取力量，通过内投（introjecting)上帝般存在者的品质，形成人格。如果我跟强大无比的父亲一样，我就不会死。只要乖乖待在人格防御机制里——赖希（Wilhelm Reich）称之为“人格盔甲”，我们就感到安全，就能自称：世界不难驾驭。为此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我们压抑身体，牺牲快乐，自我封闭，试图换取不被时间摧毁的灵魂，试图赢得不朽，试图逃避死亡。可是，当我们蜷缩进人格的防御堡垒之际，生命也逃离了我们。
针对我们天生的无能，社会提供了第二道防线，它创造出一个英雄体系，这一体系允许我们相信，通过参与某些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我们就超越了死亡。献身于征服一个帝国、建造一座庙宇、写本书、建立家庭、积攒财富、推动进步繁荣、造就信息社会和全球自由市场……通过某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取得了人造的不朽。既然人生的主要使命是成为英雄和超越死亡，每一文化群落就必须向其成员提供一个错综复杂的象征体系，其背后是宗教。这意味着，文明（文化群落）间的意识形态冲突，本质上是各种不朽事业(project)之间的战斗，是圣战。
对于社会心理学，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贡献；贝克尔帮助我们认识到：企业和国家会受无意识动机的驱使，这些无意识动机与企业或公司公开表明的目标毫不相干。商场上的倾轧或战场上的杀戮，一般说来，与其说出于经济利益或政治现实的考虑，不如说出于这样一种需要：相信我们自己已经成就具有恒久价值的事情。试看不久前的越南战争，美国卷入越战并非出于实际的经济或政治利益，而是出于一个压倒一切的需要：打败“无神论的共产主义”。
第四条，以除灭罪恶为主旨的英雄事业导致悖谬的后果：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罪恶。人间冲突是生死斗争一一我的神祇对抗你的神祇，我的不朽事业对抗你的不朽事业。人为罪恶的根源并非出于人的动物天性，也非出于领地的侵犯或固有的自私，而是出于自尊的需要、拒斥必死性的需要、实现英雄般自我形象的需要。我们希求最好者的欲望，恰恰是导致最坏者的原因。我们想净化世界，让它尽善尽美，使民主安然无恙，除净神的敌人，消灭罪恶，建立一座不会因人间悲哀而黯然的皎洁之城，或一个千年帝国。
或许，贝克尔的最大成就，是创立了一门罪恶学（a science of evil）。他指明了一条新路，让人有可能理解，我们是如何制造额外更多的罪恶——战争、异族清洗、种族灭绝。人类一直在克服荣格所称的人之阴暗面——自卑感、自恨、欠疚、敌意，办法就是把它投射到敌人身上。用贝克尔的眼光，我们无法理解战争何以能像人们所说，是净化世界的一种社会仪式；在战争中，我们把敌人看作人渣、危险分子或无神论者。达乔(Dachau)、开普顿、米莱、波斯尼亚、卢旺达……到处都是无情的证明，到处都需要替罪羊——犹太人、黑人、图西人。战争是死亡庆典，在这庆典中，为了消灭卑鄙的正义之敌，我们把英勇战士的生命作为献祭。而且，血流得越多越好，因为人死得越多，为神圣事业、神之家和神之计划所做的献祭就越大。
贝克尔提出了激进的结论：恰恰是我们的利他主义动机把这个世界变成藏尸所一一我们渴望与更大的整体相融合，把生命献给更伟大的事业，为至高的权能效力。贝克尔的结论向所有人和所有国家提出了一个令人慌恐的革命性问题：为了确信自己是英雄，我们付出了何等样的代价？亳无疑问，贝克尔的书从未有过广大的读者群，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让人看到，我们是如何容易为了证明自身的正确性而杀人。贝克尔让我们无地自容。他做出这样的揭露：我们既想否认自己赤身裸体，又想锦衣丽着光彩照人，这样一种欲望是如此妨碍着我们，使我们无法承认：皇帝身上根本没有衣服！
对人的境况做了如何可怕的诊断之后，毫不奇怪，贝克尔只开出了缓解性药方。不期盼奇迹的疗救，不期盼成圣，不期盼摆脱了蒙昧的未来，不期盼理性的胜利。
贝克尔勾画了非破坏性英雄主义（nondestructive heroism）之两种可能的方式。
第一，我们对整个社会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是，在广大的无意识个体身上，一种替换战争的道德代用品能得以发展出来。人学已向我们表明，社会总是由被动的隶属者、强力的领袖和敌人（那是我们投射欠疚和自恨的对象）三部分组成。认识到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发展一种“对客体的恨”，这种恨的对象不是作为替罪羊的人，而是某些不具人格的东西，比如，贫穷、疾病、压迫或自然灾害。由于我们让不可避免的恨变得明智和通达，我们或许能够把破坏性能量转向创造性用途。
第二，对于特殊的个体，存在着古老的哲学智慧之路。贝克尔和苏格拉底一样，教我们练习死亡。培养对死亡的觉悟，会使我们解除幻想，丟弃人格盔甲，有意识地选择对恐惧的承受。沿循这条自我分析之路的生存论英雄不同于普通人，因为他（或她）知道自己不得安宁。这样的英雄并未躲在人格的幻象之中，而是直面自己的无能和脆弱。这样一种祛除了幻象的英雄拒斥大众文化的模式化英雄，而钟情于普遍英雄主义；普遍英雄主义抛弃了不假思索和自我欺骗的依赖性，发现了选择和行动的新的可能性，发现了勇气和耐性的新形式；正因为如此，在普遍英雄主义境界中有着真正的欢乐。这样一种英雄个体，怀着对死亡的自觉意识而活在世上，有能力选择绝望，或者像克尔凯郭尔那样“绝望地一跃”，信靠“普遍者之神圣不可侵犯的生命力”，信靠那位不知其名，却在宇宙演化之恢宏戏剧中表达其玄奥目的的生命之神。
贝克尔的工作得到承认，这是一个迹象；这样一类迹象表明，某些人已经从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漫长黑夜中觉醒，并致力于发展蒂利希所谓的超越性的遒德良知，即一种非人种论的、普世的伦理学。我们未来的使命是要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对每一个体而言，成为地球大家庭之一员，成为同宗者（kindred being）中的一员，其意义何在？生活等待着我们去抉择：要末滥用我们的自由，把我们自己囊封在狹隘的、宗族的、类偏执狂的人格中，并创立更为血腥的乌托邦；要末与被遗弃的人们共同建设惺惺相惜的社群。只要人类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那么，对未来的一切希望必须用虛拟形式表述——我们或许可以，我们但愿，我们也许能。未来是兴盛还是毁灭？根本没有什么专家能够预测。罪恶对我们的支配既可能增大也可能减小，我们或许可以选择。关于明天的剧本还有待撰写。
说到底，贝克尔留给我们一个希望，尽管极为纤弱，却有非凡的潜能。他说:“并非自然的动物行为，而恰恰是对惊恐的掩饰，让我们活在丑陋之中。这意味着，罪恶本身经不住批判性的分析；我们还可以相信，理性有力量影响罪恶。”在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假如理性克服了我们的自毁性英雄主义（habit of self destrcutive heroics），假如我们有能力减少自己造成的罪恶，那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厄内斯特•贝克尔的工作，他帮助我们认识到：罪恶的支配力与我们对死亡的拒斥相关连。
（徐志跃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