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残酷都在琐碎中——文/朱白
基于女作家的本能，博比·安·梅森没有像卡佛那般对生活总是发出恶狠狠的诅咒，甚至也没有弗兰纳里·奥康纳那种不动声色地展现悲惨生活的志趣，她也不同于乔纳森·弗兰岑那种对中产阶级生活痛下杀手般戳穿的本事。博比·安·梅森有的只是平淡地释放关于凡庸和常态故事的能量，她可以将那些我们每个人都会忽视的细节重新在故事中打捞出来。
在《鲁克牌友》中，博比·安·梅森看似不经意地牵引出来几个常聚在一起打牌的妇女，她们的生活要说多糟糕也不见得，但远非顺利或者安定那种，与此同时每个妇女还都有着自己的要求和习惯，比如虔诚信仰宗教的那位，她会对牌桌上其他人议论的黄色电影感到不安。主人公玛丽·卢·斯卡格斯是三个女儿的母亲，两个大女儿都已经嫁人，而小女儿是家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这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丈夫喜欢做木匠活，经常以此换点收入和打发时间。在这样一个平静的家庭里能发生什么故事，以至于令读者产生阅读的愉悦呢？
当然没有什么传统的冲突或者戏剧性在这里爆发，有的只是平静之下的貌不惊人。所以当失踪八年的弟弟从美国另一边打来电话时，玛丽·卢会惊讶甚至会寝食难安，这大概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惊悚之处——一个完全失踪没有音讯的一直被以为死掉的弟弟，突然在电话的另一头讲了一个多年以前的笑话，这种情节的确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一点抖动。
而婚姻生活的腐朽和僵化在《鲁克牌友》这一篇中也尽情展示，这里甚至没有什么矛盾，也没有大是大非，或者还是彬彬有礼和懂得讨好对方，但透过夫妻双方的那点小嗜好和习惯，已经将婚姻生活的不堪和绝望的本质流露了出来。犹如小说结尾的场景描写——“这时，玛丽·卢为自己对他的影响感到那么厌倦，那么沉重，她想哭。她看见丈夫那样站在那儿，姿势僵硬。麦克看起来似乎可以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在那儿站上一整夜。”生活本来没什么意外和真正的灾难，但常态中那种腐朽僵化已经足够令人绝望。
并非惊天动地，但依然有一种普通人的颠沛感，比如在《1949年，底特律的地平线》这篇小说中，从小女孩姨父的口中数次出现的“我们就会自己的车了”中，可以窥视时代变迁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以及美国乡村城市化即将到来的预兆。
真正有才华和见识的小说家，不会对自己的所谓金句念念不忘，而作为读者我们更加相信，那些基于生活给予我们重重一击的句子，也一定不是作家凝思苦想之后的结果。在《爬树的人》的这篇小说中，博比·安·梅森像一个突然变出各种礼物的圣诞老人，读者想要的那种可以被划上红线的句子几乎可以称之比比皆是。比如开篇头一句话，博比·安·梅森就这样写道——
“退役宇航员宣称：比起与主耶稣同行，在月球上行走根本算不了什么。与主同行是永恒的，而月球之旅只需要三天。”
还有这几句——“德洛丽丝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但她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谁那样做过。她只要一怀疑自己怀孕了，就会告诉格伦。现在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并且成了家。”这种像上帝在俯视人间生活般的纵深感，在博比·安·梅森不动声色的只言片语中就被读者感受到了。没有什么是比时间更残忍和强悍的了。
而《定居和迁移》这一篇更是直接了当地将一种现实逼问了出来，那便是与眼下我们中国正在愈演愈烈的年轻人离开家乡以及要过在所谓的大城市打拼生活类似的现实，这些称不上是悲剧，但却一点点在侵蚀当代人的生活，它们甚至不足以构成不安的本身，但却可以让人一边感叹“时间去哪儿了”，一边过着压抑盲目的生活。
而大城市VS小城市，城市VS乡村的对峙势必还将在我们这里继续形成和深化，而在这种对峙中不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和荒诞，也将会越来越凸显。既然我们没有中国作家笔下的类似的故事可以读，那么看看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对此的描述和反思，也是一个万能的选择。美国与中国的这种“时差”，以至于我们对于上世纪那么多现实题材的电影和小说都可以产生心有戚戚的念头，对于中国读者或者观众来说，这是该感到幸运还是悲哀呢？
正如博比·安·梅森在小说中慨叹“二十世纪剥夺了生活中所有的神秘”一样，今天我们再在电视中看那些真人秀，或者在新闻中看到关于明星私密生活的偷拍，以及本来应该躲进角落的个人生活却被公共空间一次次公开和放大，当我们自己的骨头和肉都被淋漓尽致地置于公共视野之下时，那样对被剥夺生活的质疑也会就此哑然，因为剥夺神秘恰是二十一世纪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之一。
诸如电视节目、自媒体、报刊新闻、网络空间等等，要的就是将神秘拆开来看，越是神秘之物越是集中了目光，而对于当代大众审美来说，神秘也已经只能是噱头，它已经不能充当韵味和灵光的载体。
梅森习惯性地将有着时代特征的东西植入自己的小说情节中，就像贾樟柯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曲调响起，那便意味着一个宏大而又充满细节的时代背景，正笼罩着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尽管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我们不习惯也无法确切地辨认出其中的符号含义，但一定可知那些颇具时效性的流行歌曲和电视节目，其周围荡漾了某种独特的时代气氛。
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理解“时效性”，它既是流传起来的障碍，也是注定被后人清晰辨认的符号。博比·安·梅森显然不是那种对宏大叙事有需求的作家，她关注生活细微之处，甚至不担心读者会因细节过于繁多而离开阅读，而一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充满了大量了令人读者或许会感到不安的“闲笔”，那些本应该属于电影画面中焦点之外的细节，都被梅森堪称严谨地写了出来，并与故事的主要情节并列其中。这就会令阅读分散精力，也常常容易顾此失彼。虽然小说的画面感十足了，但对于主要冲突确实有一种消弱的作用。
（版权声明：本文系腾讯《大家》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责任编辑：王晶）
在《鲁克牌友》中，博比·安·梅森看似不经意地牵引出来几个常聚在一起打牌的妇女，她们的生活要说多糟糕也不见得，但远非顺利或者安定那种，与此同时每个妇女还都有着自己的要求和习惯，比如虔诚信仰宗教的那位，她会对牌桌上其他人议论的黄色电影感到不安。主人公玛丽·卢·斯卡格斯是三个女儿的母亲，两个大女儿都已经嫁人，而小女儿是家中唯一考上大学的孩子，这成为这个家庭的骄傲，丈夫喜欢做木匠活，经常以此换点收入和打发时间。在这样一个平静的家庭里能发生什么故事，以至于令读者产生阅读的愉悦呢？
当然没有什么传统的冲突或者戏剧性在这里爆发，有的只是平静之下的貌不惊人。所以当失踪八年的弟弟从美国另一边打来电话时，玛丽·卢会惊讶甚至会寝食难安，这大概是他们生活中唯一的惊悚之处——一个完全失踪没有音讯的一直被以为死掉的弟弟，突然在电话的另一头讲了一个多年以前的笑话，这种情节的确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发生一点抖动。
而婚姻生活的腐朽和僵化在《鲁克牌友》这一篇中也尽情展示，这里甚至没有什么矛盾，也没有大是大非，或者还是彬彬有礼和懂得讨好对方，但透过夫妻双方的那点小嗜好和习惯，已经将婚姻生活的不堪和绝望的本质流露了出来。犹如小说结尾的场景描写——“这时，玛丽·卢为自己对他的影响感到那么厌倦，那么沉重，她想哭。她看见丈夫那样站在那儿，姿势僵硬。麦克看起来似乎可以把话筒贴在耳朵上，在那儿站上一整夜。”生活本来没什么意外和真正的灾难，但常态中那种腐朽僵化已经足够令人绝望。
并非惊天动地，但依然有一种普通人的颠沛感，比如在《1949年，底特律的地平线》这篇小说中，从小女孩姨父的口中数次出现的“我们就会自己的车了”中，可以窥视时代变迁对于普通人的影响，以及美国乡村城市化即将到来的预兆。
真正有才华和见识的小说家，不会对自己的所谓金句念念不忘，而作为读者我们更加相信，那些基于生活给予我们重重一击的句子，也一定不是作家凝思苦想之后的结果。在《爬树的人》的这篇小说中，博比·安·梅森像一个突然变出各种礼物的圣诞老人，读者想要的那种可以被划上红线的句子几乎可以称之比比皆是。比如开篇头一句话，博比·安·梅森就这样写道——
“退役宇航员宣称：比起与主耶稣同行，在月球上行走根本算不了什么。与主同行是永恒的，而月球之旅只需要三天。”
还有这几句——“德洛丽丝在电影里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但她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谁那样做过。她只要一怀疑自己怀孕了，就会告诉格伦。现在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并且成了家。”这种像上帝在俯视人间生活般的纵深感，在博比·安·梅森不动声色的只言片语中就被读者感受到了。没有什么是比时间更残忍和强悍的了。
而《定居和迁移》这一篇更是直接了当地将一种现实逼问了出来，那便是与眼下我们中国正在愈演愈烈的年轻人离开家乡以及要过在所谓的大城市打拼生活类似的现实，这些称不上是悲剧，但却一点点在侵蚀当代人的生活，它们甚至不足以构成不安的本身，但却可以让人一边感叹“时间去哪儿了”，一边过着压抑盲目的生活。
而大城市VS小城市，城市VS乡村的对峙势必还将在我们这里继续形成和深化，而在这种对峙中不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恶和荒诞，也将会越来越凸显。既然我们没有中国作家笔下的类似的故事可以读，那么看看半个多世纪前美国作家对此的描述和反思，也是一个万能的选择。美国与中国的这种“时差”，以至于我们对于上世纪那么多现实题材的电影和小说都可以产生心有戚戚的念头，对于中国读者或者观众来说，这是该感到幸运还是悲哀呢？
正如博比·安·梅森在小说中慨叹“二十世纪剥夺了生活中所有的神秘”一样，今天我们再在电视中看那些真人秀，或者在新闻中看到关于明星私密生活的偷拍，以及本来应该躲进角落的个人生活却被公共空间一次次公开和放大，当我们自己的骨头和肉都被淋漓尽致地置于公共视野之下时，那样对被剥夺生活的质疑也会就此哑然，因为剥夺神秘恰是二十一世纪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之一。
诸如电视节目、自媒体、报刊新闻、网络空间等等，要的就是将神秘拆开来看，越是神秘之物越是集中了目光，而对于当代大众审美来说，神秘也已经只能是噱头，它已经不能充当韵味和灵光的载体。
梅森习惯性地将有着时代特征的东西植入自己的小说情节中，就像贾樟柯电影里的流行歌曲，曲调响起，那便意味着一个宏大而又充满细节的时代背景，正笼罩着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尽管对于国内读者来说，我们不习惯也无法确切地辨认出其中的符号含义，但一定可知那些颇具时效性的流行歌曲和电视节目，其周围荡漾了某种独特的时代气氛。
我们到底该如何来理解“时效性”，它既是流传起来的障碍，也是注定被后人清晰辨认的符号。博比·安·梅森显然不是那种对宏大叙事有需求的作家，她关注生活细微之处，甚至不担心读者会因细节过于繁多而离开阅读，而一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博比·安·梅森的小说充满了大量了令人读者或许会感到不安的“闲笔”，那些本应该属于电影画面中焦点之外的细节，都被梅森堪称严谨地写了出来，并与故事的主要情节并列其中。这就会令阅读分散精力，也常常容易顾此失彼。虽然小说的画面感十足了，但对于主要冲突确实有一种消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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