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热世
《祸枣集》薄薄一小册,却是作者缪哲二十年来所写的文章了。作者自称,这些文章,还多是应报刊编辑之命写成的,“七杂八芜”,然而我们读时,却并没有“七杂八芜”的感觉,不但篇篇可圈可点,总合起来看总也自成一体。这本小书,我翻来覆去读了许多遍,深感是近年难得一见的好书,其最大的特点,是明晰。
在文字普遍如粗头乱服的今日,缪哲的文字之美,早见于他的译笔,《美洲三书》、《塞耳彭自然史》、《瓮葬》和《钓客清话》文字之雅驯,之流畅,早有定评。《祸枣集》中的文章,自然也承继了这种美。盖作者有对文字(也就是语言)有着深刻的体会。小学教师教学生作文,都会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似乎简单到无须多讲。然而缪哲认为,其实不然。首先,“怎么想”就不易,“想”靠语言,语言并不像人常说的,是思想的工具:它就是思想。不会“怎么说”,就不会“怎么想”。作者在序刀尔登的《中国好人》则更说进一步说明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他写道: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道。《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然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
大概正因为此,作者所列举的当下中国汉语的现状,就不能不是有感而发了:“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是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在《经济文字》也有此观察:“单就文字而言,中国的经济学家,可谓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马寅初的文字,虎虎有生气,厉以宁的文字,也清通可读;至于新的一代经济学者,则文字如丛生的乱莽:你只看见莽尖上的主语,至于顺哪根藤下去,才摸得着谓语或宾语,你永远搞不清楚。”
于是全书的文章,大部分的主题奔直奔这语言的腐败或这背后的世风的腐败而去。作为学界中人,作者针贬的文笔更多针对的是文化界的种种腐败。《北岛的“世界诗学”》、《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和《不为困穷宁有此?》诸篇,发掘时下的文坛名流“语言”背后的心曲,其独特观点可谓见人所未见。《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就中文语本课本黜鲁迅而登金庸现象,他的看法切中肯綮:“金大侠的书,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上不了高台讲章的台面。彼游戏以写之,我游戏以待之,这才是自尊、体面的做法。待之过其所当待,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金庸‘雁行’于鲁导,那就忘了‘必也正名’的古训了。”《国学的学与术》,对“国学”这个大名头的痛批,稳、准、狠,则显出缪哲“老吏断狱”的一面。
“民国范儿”现在成了流行词语,缪哲对何兆武的《上学记》的评论,适可作为对此的反应。针对许多人读罢此书歆羡于民国时期军阀治下的所谓教育自由,缪哲却看出,其时教育、知识界中人,固然有放言高论的自由,乃于以此来博大名,然而,无知识的小民,却辗转呻吟于战乱之中,他由此总结出一个规律“小民不幸学术幸”:当政权衰弱管不了事时,有力者放肆,无力者憔悴。而教育、学术的自由,只不过是放肆的余事。等政权强了,事事管得住,小民可得喘息,学术的自由却又没了。缪哲教我们读《上学记》时,不可徒见那时的自由,不见其放肆;只知有人守身持正于意识形态之外,不知有人以浮议扰愚民,只向往学者的幸福,不哀悯小民的苦难。这末一句,恰也是《不为困穷宁有此》的一文的主旨。
作者更进一步论道,人们津津于民国的自由,但现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约身自束:如今学者之以文淫,如娼女之以色媚;教育与学术的关系,是我们心存的浮薄,不在自由的多少。证之以当今的文化明星的种种表现,不亦鞭辟入里:所谓含泪、做鬼也幸福,文人之以文淫,不正如妓女的以色媚乎?开口闭口“民国范儿”,不见历史的复杂与对人的哀悯,徒见“浮薄”而已。
《祸枣集》对中国当下的种种文化乱象痛下针贬,体现出作为一介文人的缪哲的“疾虚妄”的本色。“疾虚妄”的另一面自然就是“爱真实”。抛敝去种种文化泡沫,庶几就能得到几分“真实”。《常情》开出的正可以说是这样一帖药:“儒家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对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却应以常人为度。……人间之有权利,是因人有常情;承认‘权利’,就得承认常情之正当。拿过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脑袋糊涂,就是心怀鬼胎。”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主事参与《三尺书架》丛书,在总序中曰:不谈奇、不言怪,不涉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的练达,人情的通脱。
这几句话,其实完全移以概括《祸枣集》这本书的特色。“祸枣”云云,虽是作者的自谦之辞,然而,全书的内容却提供了颇具分量的“令我们感到自尊、自信、感到不枉而为人的想法”,这在当下林林总总的书籍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一见的。薄薄一小册《祸枣集》,胜过世间多少煌煌巨著。
在文字普遍如粗头乱服的今日,缪哲的文字之美,早见于他的译笔,《美洲三书》、《塞耳彭自然史》、《瓮葬》和《钓客清话》文字之雅驯,之流畅,早有定评。《祸枣集》中的文章,自然也承继了这种美。盖作者有对文字(也就是语言)有着深刻的体会。小学教师教学生作文,都会说:“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似乎简单到无须多讲。然而缪哲认为,其实不然。首先,“怎么想”就不易,“想”靠语言,语言并不像人常说的,是思想的工具:它就是思想。不会“怎么说”,就不会“怎么想”。作者在序刀尔登的《中国好人》则更说进一步说明语言与人心或文明的关系。他写道:
霍尔姆斯论伊丽莎白朝的语言说:“语言腐坏了。臭气还熏染了英国的良心。”这是以语言的腐败,为文明腐败的祸道。《汉书》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则又以语言的腐败,为世风腐败的一后果。奥威尔也称语言的愚蠢,为起于思想的愚蠢。则知语言与精神的好坏,虽然不知孰为表,孰为里,然互为表里,是可得而言的。
大概正因为此,作者所列举的当下中国汉语的现状,就不能不是有感而发了:“人们所知的词汇,似仅可描画人心的肤表,不足表精微,达幽曲。所用的句法,亦恹恹如冬蛇,殊无灵动态。名词只是模糊地暗示,不精确地描述。动词患了偏瘫,无力使转句子。形容词、副词与小品词等,则如嫫女的艳妆,虽欲掩,然适增本色的丑劣。”在《经济文字》也有此观察:“单就文字而言,中国的经济学家,可谓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马寅初的文字,虎虎有生气,厉以宁的文字,也清通可读;至于新的一代经济学者,则文字如丛生的乱莽:你只看见莽尖上的主语,至于顺哪根藤下去,才摸得着谓语或宾语,你永远搞不清楚。”
于是全书的文章,大部分的主题奔直奔这语言的腐败或这背后的世风的腐败而去。作为学界中人,作者针贬的文笔更多针对的是文化界的种种腐败。《北岛的“世界诗学”》、《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和《不为困穷宁有此?》诸篇,发掘时下的文坛名流“语言”背后的心曲,其独特观点可谓见人所未见。《与H先生论语文课本》,就中文语本课本黜鲁迅而登金庸现象,他的看法切中肯綮:“金大侠的书,好到了天也就是游戏文,上不了高台讲章的台面。彼游戏以写之,我游戏以待之,这才是自尊、体面的做法。待之过其所当待,以为柯南道尔可方驾莎士比亚,金庸‘雁行’于鲁导,那就忘了‘必也正名’的古训了。”《国学的学与术》,对“国学”这个大名头的痛批,稳、准、狠,则显出缪哲“老吏断狱”的一面。
“民国范儿”现在成了流行词语,缪哲对何兆武的《上学记》的评论,适可作为对此的反应。针对许多人读罢此书歆羡于民国时期军阀治下的所谓教育自由,缪哲却看出,其时教育、知识界中人,固然有放言高论的自由,乃于以此来博大名,然而,无知识的小民,却辗转呻吟于战乱之中,他由此总结出一个规律“小民不幸学术幸”:当政权衰弱管不了事时,有力者放肆,无力者憔悴。而教育、学术的自由,只不过是放肆的余事。等政权强了,事事管得住,小民可得喘息,学术的自由却又没了。缪哲教我们读《上学记》时,不可徒见那时的自由,不见其放肆;只知有人守身持正于意识形态之外,不知有人以浮议扰愚民,只向往学者的幸福,不哀悯小民的苦难。这末一句,恰也是《不为困穷宁有此》的一文的主旨。
作者更进一步论道,人们津津于民国的自由,但现下我们缺少的,并不是自由,而是约身自束:如今学者之以文淫,如娼女之以色媚;教育与学术的关系,是我们心存的浮薄,不在自由的多少。证之以当今的文化明星的种种表现,不亦鞭辟入里:所谓含泪、做鬼也幸福,文人之以文淫,不正如妓女的以色媚乎?开口闭口“民国范儿”,不见历史的复杂与对人的哀悯,徒见“浮薄”而已。
《祸枣集》对中国当下的种种文化乱象痛下针贬,体现出作为一介文人的缪哲的“疾虚妄”的本色。“疾虚妄”的另一面自然就是“爱真实”。抛敝去种种文化泡沫,庶几就能得到几分“真实”。《常情》开出的正可以说是这样一帖药:“儒家的毛病,是陈义过高,对常人作不平常的要求;而情理的界限,却应以常人为度。……人间之有权利,是因人有常情;承认‘权利’,就得承认常情之正当。拿过高的境界要求人,以之摧折常情,不是脑袋糊涂,就是心怀鬼胎。”他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主事参与《三尺书架》丛书,在总序中曰:不谈奇、不言怪,不涉玄虚与高深,务求知识的平正,经验的练达,人情的通脱。
这几句话,其实完全移以概括《祸枣集》这本书的特色。“祸枣”云云,虽是作者的自谦之辞,然而,全书的内容却提供了颇具分量的“令我们感到自尊、自信、感到不枉而为人的想法”,这在当下林林总总的书籍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一见的。薄薄一小册《祸枣集》,胜过世间多少煌煌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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