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的“文史参证”

文史参证，在金庸的小说里是常事，如其自承《九阴真经》里叽里咕噜的怪文，乃受启发写成于一二四〇年的《忙豁仑纽察脱必赤颜》。这本怪书，即名闻天下的《蒙古秘史》，只不过原文是以汉字写蒙古语，使得大家每个字都认识，连起来却完全不懂（明代时，有通汉语亦通蒙古语的人将其译为汉语，收入《永乐大典》）。如此的“文史参证”是以学问为根基的，而金庸的散文集《寻他千百度》，显然是体现他在武侠小说之外的十八般“文”艺的学问及见识。此时，我们再提“文史参证”，就有些“别具用心”的意思了，即想拿他的随笔、评论与其武侠小说做某种“参证”。这样的求索可说过甚，但于金迷而言却仍是不乏悠长意味的。

如谈到金毛狮王谢逊的“原型”，学者黄子平认为是源自美国梅尔维尔《白鲸》中的亚海勃船长。金庸谈论过原著及改编的电影，说“这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度充满了憎恨与反抗”，自然，与谢逊的内在联系是显豁的，不过，我认为来源或不止一处。金庸在评论京剧《除三害》时，对周处落笔很深切，与李逵、鲁智深、张飞比，“周处是更加理智、更加内省的，也正因此，他能强烈地为自己的过失而感到惭愧，而发愤改过”，此性格特征与谢逊何其相似。金庸受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学的交汇影响，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或不会定于一尊，而是采集捏合，抟土而造人。

说起京剧，金庸显然是一位段数极高的戏迷，从他评京戏之如数家珍可以看出。我觉得京剧对他的影响，可能不在于那种程式化的表演与结构方式，而是从中熟谙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如他强调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着重点不在“斩”字，而在于“挥泪”，那种人情与法则的矛盾纠结；说盖叫天演武松，层次感分明，“武松见到老虎时是突然惊恐，见到西门庆时是满腔愤恨，见到孙二娘时是机警中带着俏皮，见到蒋门神是轻视中带着警惕”；关羽的才能远不及孔明，但在后世受尊崇的程度却远超之，因为“义”字契合了中国人的心理。另有讲《盗御马》，尤其拿出一段：梁九公闻报御马被盗，把彭朋训了一顿，气冲冲地入内，彭朋转身骂军官，军官骂小兵，最后四名小兵无可奈何，叹一口气，垂头丧气而入。这很有趣，让我想起《鹿鼎记》，那里面韦小宝所经历的官场及社会生态，岂不是与此妙合？

金庸喜好围棋，熟读其小说的自然深知。他写的随笔《围棋杂谈》中也说，《碧血剑》里“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这是不是夫子自道？金庸的棋力未必多高，但对此中的境界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在《历史性的一局棋》中，细细描写吴清源与本因坊秀哉的对弈，高手之战，波澜起伏，自不待言，而吴清源的奇招被后人称为“鬼怪手”。想想《天龙八部》中所设玲珑棋局，众高人无法可破，后为小和尚虚竹误打误撞偶掷一子，方得生机。那种下法为常人所绝想不到，诡异至极，是不是也有些“鬼怪手”的意思？

对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及好莱坞的电影改编版，金庸做了极详尽透彻的评论，这透露出许多的信息。他于这种史诗式的长河小说有深切的理解，其间必然渗入某种认同，随后写出的《射雕英雄传》，我们如果拿来与《战争与和平》比较，会发现不少相通之处：托翁写俄国人民对抗拿破仑的侵略，金庸写铁木真的崛起及对中原的侵略，宋人奋起保卫家国；托翁虽主写大时代，却不乏贵族家庭生活与爱情的描写，金庸虽以郭靖的成长与郭黄爱情为主线，却大力着墨于宋、金、蒙古的时代书写，对历史情境的还原形神毕肖；托翁写拿破仑，虽刚愎自用，却未忽略其雄才，金庸写铁木真，虽血腥嗜杀，但仍为英明之草原霸主。其后，金庸对长河小说的喜好一以贯之，“射雕”三部曲后，又有《笑傲江湖》、《天龙八部》，直至《鹿鼎记》收官。

书中有两篇对话录，一是1969年林以亮、陆离等对金庸的访谈记，另一是1994年金庸在北京大学演讲后与学生的交流。前者虽有朋友们对其武侠小说的高调赞扬，但金庸本人相当谦抑，“武侠小说本身在传统上一直都是娱乐性的，到现在为止好像也没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作品出现”，“基本上还是娱乐性的读物，最好不要跟正式的文学作品相提并论”。到了1994年，金庸虽仍不乏谦虚，但已说，“我并不妄自菲薄，轻视武侠小说”，和六〇年代相较，有了质的不同。这表明，其时金庸武侠小说的经典化已然成型，在这数十年中，“事情正在起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