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亲历的他者
一 传奇——一位特殊的“国际友人”
在中国现当代史及革命史上，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并非中国人，却因与当时的中共有着相同的信仰和理想，或因对中国人民心怀同情和支持而来到中国，并且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做出过自己特殊的贡献，这些人被称为“国际友好人士”。他们之中，有至今仍无人不晓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有亲赴中国取材，并在西方著书以促进双方彼此了解的“三S”（斯诺、史沫特莱、安娜•露易丝•斯特朗）、爱泼斯坦，也有在中国倡导工业合作的路易艾黎等人。而在这些人中，本文所要提及的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是一个绝对不应忽视的存在。 说起李敦白，其人之名或许不如白求恩、斯诺等人那样家喻户晓，然而对熟悉中国现代史的读者来说却肯定并不陌生。他年青时心怀理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投身革命，在中国度过三十五载岁月，期间几度沉浮，经历堪称跌宕起伏。即使在一众“国际友人”之中，他也是极其特殊的一位——不似白求恩、艾黎等不过问政治的技术支援型人才，李敦白不但过问政治，且颇为热衷，与中共早期诸多领导人都有交往；也不似斯诺等人始终的旁观者姿态，李敦白不但是“近距离的观察者”，更是“深度参与者”，乃至“卷入者”。他的一次“告密”，曾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影响；他曾深得中共高层领导信任，是当时“外国专家”眼中的“通天人物”，在文革中甚至还参与了“造反夺权”；但他也因自己的过度迷恋政治而尝尽苦果，两度身陷囹圄，在中国的三十五载光阴，竟有近半在铁窗之中度过；而在平反后回归美国，又继续为中美两国的交流贡献力量。这段一波三折，极具戏剧性的个人经历，本身已经充满看点，更兼其经历亦可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对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是极好的佐证和补充。近日，已届九十二高龄的李先生在国内出版了他的个人口述史《我是一个中国的美国人》，亲自讲述自己一生的传奇经历。对于想要真切了解这段历史的读者来说，实是不容错过的机会。
二 对比——回忆录与口述史
当然，李敦白的命运历程，在此之前早已颇受关注。他本人也曾于1993年推出个人回忆录《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其中文译本《红幕后的洋人》，也于2006年引进国内。那么，自然也会有读者关心这两本书有何异同，是否叙述重复等问题。笔者先前虽未读过《红幕》一书，不过在阅读本书过程中，也在网上对其大致情况进行了了解和试读，并试着将两书进行了大致的比较，以下列出个人认为的不同之处，权供参考。 首先，从体例上来看，《红幕》一书为回忆录，而本书为口述史，虽皆为回忆，但处理方式已有不同。前者偏个人化，而后者更注重历史的严谨性，除却当事人的口述，还需进行旁证，以“与史相合”。因此，后者的史料价值无疑更高。其次，从取材来看，《红幕》仅涉及李在中国的经历，而本书中对其早年在美国组织工会运动，以及晚年会美国创业的人生段落也加以了补全，从而使其作为个人史来说更加全面和丰富。再次，本书中不仅有对个人经历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更有李本人的大量解读和反思，以及他对中共早期领导人物及外国人士的个人回忆，这在之前的回忆录中是不多的。而且，《红幕》一书为英文写成，主要面对西方读者。中译本即使流畅无碍，也始终有所隔阂。而这本口述史则由李本人亲自用中文口述而成，不但更加原汁原味，亲切平易，也是此类传记作品中少有的，中国读者可以“先于西方读者”读到的第一手作品。因此，即使对于读过前作的读者，本作也有其价值所在。
三 客观——作为“口述史”的本书
但是，本书作为“口述历史”，其价值不仅取决于口述人的经历，更要看其对待历史的态度、自我的反思历程，以及口述时的精神和身体状态等。成书过程中还需要编撰者在口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比对和查证，对资料的真实性加以反复验证。任一方面的缺失，都可导致原先资料的价值不彰。笔者之前也曾读过几本冠以“中研院”之名的口述史，只可惜口述者无大局观，逻辑混乱，采编者不求甚解，缺乏比对，其结果自然是味同嚼蜡。而在这两方面，本书的表现却令人惊喜。作为口述者的李老先生，虽年逾九十，却仍然身体健壮，精神矍铄，以及丝毫不见减退的极佳记忆力，这本身已是令人称羡的奇迹。而在阅读全书过程之中，时刻可以感受到的是他的坦荡胸怀，诚实公正和宽容大度，对于叙述历史，这是不可多得的优秀品质。在书中，他将自己堪称惊心动魄的一生娓娓道来，逻辑清晰，思路连贯，表达准确，生动详实，令人仿佛跟他一起回到了那个年代。同时，他又保持了极其客观自持的态度，即使讲到自己的十六年蒙冤入狱，也并不感情用事，以偏概全。提到自己的错误和过失，他更是毫不伪饰，绝不文过饰非，而是坦诚相告，并不忘自我剖析和批评。本书编者在后记中称李先生为“口述访谈的最佳对象”，绝非过誉。 而另一方面，本书的编撰工作也体现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全书对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均有详尽注释。针对一些口述者记忆缺乏旁证，或与现存史料有出入之处，如“宣化店告密”、“斯特朗间谍案”的时间问题，以及“中共委托斯特朗转交文件”事件的有无问题等，均进行了多方比对，不仅令口述资料和历史背景有机融合，也使这部口述历史读来更加令人信服，增加了其作为史料的价值所在。
四 余感——一个不合时宜的信仰者
读罢掩卷，一时感慨万千，并不禁思索，本书对于现在的我们，最重要的价值究竟何在？不错，本书中确有太多可供了解借鉴之处：作者一波三折的戏剧人生令人不胜唏嘘；他对中国当代历史的深度参与和裹挟其中，自可作为对这段历史的修正、补充和丰富；他历经十六年非人监禁生活而得以保全自我的经历，可为我等面对逆境时的最佳励志手段；他与妻子王玉玲之间不离不弃的跨国恋情，令人称羡不已……然而，若要论书中令我感触最深，最受震撼的，却是他身上时刻闪现的理想主义信念，以及他对这种信念的无比执着和坚守。 说句实话，本书中他的精神抱负，与如今的中国社会现实多少有些格格不入。原因无他，只因改革开放以来，原先人们推崇的“共产主义信念和追求”已在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之下消解和崩塌，只能存在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宣讲之中。曾经的崇高价值观的崩塌造成的价值真空，以及随之而来的金钱万能价值观的迅速填补，令此等追求早已失去了感召人的力量，甚至沦为被嘲笑挖苦的对象。即使是对历史仍有敬意之人，也开始怀疑先前官方“一边倒”的历史灌输，转而寻求一种颠覆。近年来对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去污化”，以及大行其道的“民国热”，均是这种思潮的体现。而在这种大语境之下，李敦白仍大谈国统区的腐败和黑暗，解放区的美好和光明，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但是这是否说明他只是死抱着过时理想不放而不敢正视现实的自我美化者呢？相信读过本书的人是不能认同这种指谪的，因为在书中，我们看到的并非一个只求自我正当的昏聩者，而是一个清醒的自我批判者，一个虽有立场，但绝无偏私的客观叙述者。书中虽称赞解放区的种种美好，但对其阴暗面也并无遮遮掩掩，比如老干部逼婚女学生，比如历次政治运动对身处其中者的摧残，以及他自己在被监禁时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和折磨。对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他在表达敬佩之余也并不为尊者讳，而是客观指出其功过是非。他更清醒道出，如今一些人对民国的美化，只不过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而去追求一个并不存在的虚影罢了。这种对历史的洞见，足以让一些自以为颠覆了历史就看见了真相的人相形见拙。而他历经苦难磨折却始终不改其初衷与信念的那份执着，更是让我们不由得重新去审视那份早已被自己抛弃的“社会主义信念”。 在李敦白的身上，我们真切看到，当年的革命者们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理想是真诚的；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绝不仅仅是虚伪的粉饰和权力的追逐。是的，这追求和理想最后失败了，落空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当初的追求和理想就是错误的，无意义的呢？在经历了无数挫折，进行了许多反思和批判之后，却仍保有一颗“赤子之心”的作者身上，我看到的是另一种解答。俄罗斯著名思想家和作家麦德维杰夫在谈及苏联解体时曾说过：“苏共纲领中规定的许多任务和目标不仅是合理的，更是高尚的。但这些目标最终因为领导人的错误乃至邪恶手段而无法实现……苏联在几十年中积累的经验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只是这些经验是否能够得到合理利用呢？”对于中国的革命与历史，难道不也是如此？我们所应有的态度，如果也只是限于从狂热的追捧到一味的否定，只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非黑即白式的偏激，而不是理性的省察和客观的反思，那么，我们的所作所为，也只是如张鸣所说的“烙饼来回翻”而已。 因此，李敦白这个既来自外部，又深入内部的“亲历的旁观者”，这个“中国的美国人”的视角，对我们所能带来的教益，也许比我们所以为的更多。 刊于2014年7月3日《上海证券报》，刊登时标题改为《一个亲历中国革命的他者如此坦诚相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