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大清到底输在了哪里：外行领导内行的光绪帝

      24岁的光绪其实对军事一窍不通。战争形势与他的想象大相径庭。战争开始，清军与日军第一次交锋于朝鲜成欢驿，即遭失败，退守平壤。此时光绪尚不以此小挫为然，正式声明对日宣战，命对日“迎头痛击”。及至9月平壤之战，李鸿章嫡系精兵又一次全面溃败，放弃平壤北逃，此后不到半个月，清军全部被赶过鸭绿江，日本占领全朝鲜。
 
　　光绪大为震怒，认为这无疑是李鸿章临场指挥不力的结果--这个老滑头显然缺乏战争的决心和勇气，所以他的部下才这样缺乏血性和忠勇。他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为罪名，拟拔去李的三眼花翎，严加议处，希望他“激发天良”，痛改前非，用心指挥。
 
　　然而谕旨还没有发到李鸿章处，1894年10月，日本人即突破由三万中国重兵把守的鸭绿江，排闼直入，兵锋直指沈阳。把守鸭绿江的是著名勇将宋庆，他的军队也是中国装备最好、最精锐的部分，中国军人的表现堪称勇敢顽强，然而在日军强大火力面前还是不堪一击。直到这时，光绪才不再埋怨清军不“敢于胜利”了。他这时才发现，原来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中国根本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现在，这场战争已不是灭不灭日本的问题，而是中国会不会被灭的问题了。
 
　　光绪如同站在瞬间决口的大堤旁的指挥者，第一反应就是命令无论如何马上堵住缺口。圣旨雪片一样从京师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光绪要求将军们迅速把日本人截住，不得让他们前进一步。
 
　　光绪不知道，他这样指挥，正是犯了军法的大忌。日军侵入中国境内的那一刻，李鸿章就已经明白这场战争不可能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必然演变成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他给皇帝上了道长长的奏折，提出了“打持久战”的主张。他说，形势很明显，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争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将日本人拖垮。
 
　　应该说，李鸿章提出的这个战略是当时的唯一取胜之道。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久战法的提出者，他的建议，堪称对中国军事史的一个历史贡献。此议一出，许多老谋深算的大臣纷纷表示同意。
 
　　然而光绪却没有这个耐心。日军在中国境内前进得越远，光绪就越惊惶失措。他最担心的是日本人接近北京，让他和太后上演一次仓皇辞庙的惨剧。战前下的所有决心这时已经不翼而飞，他所有的心思，都在于如何把日本阻止住。他催战甚急，不断把最优秀的军队调上前线，而所有的前方将帅，都让他大失所望。光绪对他们的态度只有两种，一种是不断地指责，指责他们不负责任，指责他们“胆怯”“无谋略”。另一种是恫吓，动不动就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的圣旨相威胁。在光绪的不断催促下，最精锐的部队不断被送上锋线，不断被日军吞噬，正中日本人的下怀。
 
　　陆军的失败，很大程度上与光绪的指挥思想有关。海军同样如此。光绪的逻辑是只要战败就是有罪。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之后，光绪对海军提督丁汝昌极为不满，要撤他的职，经李鸿章力保，才侥幸留任，不过光绪对丁的恶感一直没有消除。
 
　　北洋海军的最后覆没，与光绪皇帝赏罚失当有直接关系。几乎从战争开始，光绪就不断下严旨，威胁要将那些不敢拼命的海军军官“从重治罪”。在光绪的威胁下，著名勇将邓世昌、刘步蟾、杨用霖先后自杀。最高统帅丁汝昌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惟望死于战阵”。每次作战，他都身先士卒，站立在无保护的地方，“恒挺身外立，以求解脱”。在自杀殉国后，丁汝昌仍被光绪“朝旨褫职，籍没家产”，儿孙流离失所。直到光绪死后才恢复名誉。
 
　　在这场战争中，光绪的性情急躁、毫无耐心暴露无遗。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完全不是担当大任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