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流亡者 ——谈布罗茨基与《文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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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受奖演说中用这样一个词形容自己——窘迫。他提到曼德里施塔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以及奥登，他说正是他们的命运迫使他去惋惜时间的流动，他们对诗的敏感触碰了他那孱弱的神经，而他将永远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他如同一个站在巨人肩头的婴儿却触碰到了星星，他所珍重的五位诗人也许会有更多的话想要说给全世界听，但却只能由他站在这里。就如同诗总是要通过诗人的笔触才能遇到读者一般，他和诗人的窘迫，并没有什么两样。
作为诗人和诗评家，布罗茨基的诗和散文通常被放在了同一高度，然而他却给予了诗更多的偏爱。在《诗人与散文》中，他说“诗歌不是‘最佳语词的最佳排列’，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我们常把诗歌看作语言、韵律和节奏的三合体，以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来对待诗歌，诗的灵韵消散在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汽笛声中。更似乎的是，生产性的语文教育的种种手段提供了一种简单直接但却粗暴不堪的现实主义方法论，三段式的诗歌赏析更愿意批斗的是官僚的腐朽、王朝的没落以及反衬诗人孤芳自赏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的清高气质，读懂与否成为了我们看待诗歌甚至艺术品的第一生理反应，再高的追求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我们只想被告诉，却懒得去想想看，排除干扰项强过了宽阔的自由想象空间，想象承载物的价值灰飞烟灭在了一帮粗鄙的人的大口气里，然而又或许，下一次这种悲哀终结的遭遇者便将是想象本身。
当然，我们的感受和表现也正在退化，感受的能力退让给了工具化的便利，我们与生活境遇里的美站在了一条看不见的鸿沟的两岸，我们只能描述她，却无法触及她的皮表，更不能谈及内心。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终身视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而诗歌就是形成不同个性的那种触发剂。我们已经离诗歌越来越远，我们的个性也就躲在了共性身后。
布罗茨基曾把诗看作是“缪斯”女神，她的荣光总是能让诗人的笔触稍稍为她停留片刻，聆听她布下的圣歌。在《第二自我》里他说，“缪斯不是一个可供钟情的对象，而是嫁了人的语言。在诗人的情感发展中她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她不仅影响到诗人的情绪构成，而且还常常左右诗人对情感对象的选择以及其表达方式。也正是她使得诗人痴狂地一心一意，将他的爱情变成了她的独白的等价物。情感中那种近乎顽固和痴迷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缪斯的口授，她的选择永远具有美学的起源，而且摒弃了替代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爱情永远是一种一神论的体验。”这也许就是布罗茨基告知我们的关于诗人与诗歌的奥秘。我们通常赞扬一个诗人时，就等于忽视了一个诗歌，诗歌不由诗人写下，而是由于种种原因的相遇、交谈、传思，构成了缪斯女神的独白。诗人对于女神的爱恋、徘徊、欲言又止构成了对于诗的种种相佐，诗人像是这一时刻的记录者，经由他介绍，我们才遇见了诗。
在布罗茨基的一生中，还有一个角色不容忽视，也就是我们将要谈到的“流亡者”。1972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政府的驱逐，来到了美国，自此成为流亡者。然而他却区别于其他“同类”的愤恨与赞歌。在《我们称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一文中，他说，“流亡一词至多只能涵盖离去、放逐的那一时刻，用这个满含显见悲伤的字眼去称呼接下来的生活，就既显得过于舒服，又显得过于自在了。”布罗茨基并不把流亡贴上某种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同样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文化的冷漠与专制社会中对个性的压抑相提并论，所以他的那句名言才会显得如此肃穆：文学应该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
流亡的状态也并没有给布罗茨基带来愤恨，相反这被其视为个性的选择：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布罗茨基把诗所赋予的那种秉性寓于了他的整个身体之中，诗性成为了他奉行并且布道的“逻各斯”。在布罗茨基为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致词中，他将诗性带到了对于善恶的对待之中。他说：“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恶吮吸的是坚固。它永远借助大数目，借助可靠的花岗岩，借助意识形态的纯正，借助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均匀的裹尸衣。它借助这类东西的癖好应该说是与它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相对于恶的胜来说，明白这点同样难以获得多少安慰。”也就是说，以恶制恶，获胜的一方只会有恶。
布罗茨基在此次演讲中着重提到了耶稣的“山上宝训”：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布罗茨基表达的并不是对恶的妥协或者以善止恶，因为非平等性的二元对立只会形成“相乘”，受制者只能是势弱的一方。布罗茨基的所提出的制恶，是通过“过量”使恶变得荒唐，犹如宝训中第三局所说，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大幅度的顺从”使得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这便是其独特的诗性的反映和表达。
也是因为这种诗性，我们把布罗茨基称为诗人。
作为诗人和诗评家，布罗茨基的诗和散文通常被放在了同一高度，然而他却给予了诗更多的偏爱。在《诗人与散文》中，他说“诗歌不是‘最佳语词的最佳排列’，诗歌是语言存在的最高形式”。我们常把诗歌看作语言、韵律和节奏的三合体，以符号的编码和解码来对待诗歌，诗的灵韵消散在了机械复制时代的汽笛声中。更似乎的是，生产性的语文教育的种种手段提供了一种简单直接但却粗暴不堪的现实主义方法论，三段式的诗歌赏析更愿意批斗的是官僚的腐朽、王朝的没落以及反衬诗人孤芳自赏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的清高气质，读懂与否成为了我们看待诗歌甚至艺术品的第一生理反应，再高的追求已经变得无关紧要，我们只想被告诉，却懒得去想想看，排除干扰项强过了宽阔的自由想象空间，想象承载物的价值灰飞烟灭在了一帮粗鄙的人的大口气里，然而又或许，下一次这种悲哀终结的遭遇者便将是想象本身。
当然，我们的感受和表现也正在退化，感受的能力退让给了工具化的便利，我们与生活境遇里的美站在了一条看不见的鸿沟的两岸，我们只能描述她，却无法触及她的皮表，更不能谈及内心。在布罗茨基看来，诗人终身视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而诗歌就是形成不同个性的那种触发剂。我们已经离诗歌越来越远，我们的个性也就躲在了共性身后。
布罗茨基曾把诗看作是“缪斯”女神，她的荣光总是能让诗人的笔触稍稍为她停留片刻，聆听她布下的圣歌。在《第二自我》里他说，“缪斯不是一个可供钟情的对象，而是嫁了人的语言。在诗人的情感发展中她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她不仅影响到诗人的情绪构成，而且还常常左右诗人对情感对象的选择以及其表达方式。也正是她使得诗人痴狂地一心一意，将他的爱情变成了她的独白的等价物。情感中那种近乎顽固和痴迷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缪斯的口授，她的选择永远具有美学的起源，而且摒弃了替代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爱情永远是一种一神论的体验。”这也许就是布罗茨基告知我们的关于诗人与诗歌的奥秘。我们通常赞扬一个诗人时，就等于忽视了一个诗歌，诗歌不由诗人写下，而是由于种种原因的相遇、交谈、传思，构成了缪斯女神的独白。诗人对于女神的爱恋、徘徊、欲言又止构成了对于诗的种种相佐，诗人像是这一时刻的记录者，经由他介绍，我们才遇见了诗。
在布罗茨基的一生中，还有一个角色不容忽视，也就是我们将要谈到的“流亡者”。1972年布罗茨基受到苏联政府的驱逐，来到了美国，自此成为流亡者。然而他却区别于其他“同类”的愤恨与赞歌。在《我们称为“流亡”的状态，或浮起的橡实》一文中，他说，“流亡一词至多只能涵盖离去、放逐的那一时刻，用这个满含显见悲伤的字眼去称呼接下来的生活，就既显得过于舒服，又显得过于自在了。”布罗茨基并不把流亡贴上某种意识形态的标签，而同样将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对文化的冷漠与专制社会中对个性的压抑相提并论，所以他的那句名言才会显得如此肃穆：文学应该干涉国家事务，直到国家停止干涉文学事业。
流亡的状态也并没有给布罗茨基带来愤恨，相反这被其视为个性的选择：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布罗茨基把诗所赋予的那种秉性寓于了他的整个身体之中，诗性成为了他奉行并且布道的“逻各斯”。在布罗茨基为威廉斯学院毕业典礼致词中，他将诗性带到了对于善恶的对待之中。他说：“对抗恶的最切实的办法是极端的个人主义、独创性的思想、异想天开。甚至——如果你愿意——怪癖。即是说，某种难以虚假、伪装、模仿的东西；某种甚至连老练的江湖骗子也会不高兴的东西。换句话说，即是某种像你自己的皮肤般不能分享的东西：甚至不能被少数人分享。恶吮吸的是坚固。它永远借助大数目，借助可靠的花岗岩，借助意识形态的纯正，借助训练有素的军队和均匀的裹尸衣。它借助这类东西的癖好应该说是与它内在的不安全感有关，但是，相对于恶的胜来说，明白这点同样难以获得多少安慰。”也就是说，以恶制恶，获胜的一方只会有恶。
布罗茨基在此次演讲中着重提到了耶稣的“山上宝训”：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布罗茨基表达的并不是对恶的妥协或者以善止恶，因为非平等性的二元对立只会形成“相乘”，受制者只能是势弱的一方。布罗茨基的所提出的制恶，是通过“过量”使恶变得荒唐，犹如宝训中第三局所说，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大幅度的顺从”使得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这便是其独特的诗性的反映和表达。
也是因为这种诗性，我们把布罗茨基称为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