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乐知对中国甲午战败的反思
节选自熊月之：“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 中国自败之也”——百余年前《中东战纪本末》对甲午战败的反思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2014年07月22日C4版
甲午战争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日本近代史上，还是在整个远东国家关系历史、乃至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具有界标性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可以从多方面研究的事件，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需要反复阅读、不断回味的教科书。对于日本来说，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十年以后的日俄战争；没有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次战争中获得巨额的战争横财，日本就不至于在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说，没有甲午战败，就没有清末救亡运动，没有百日维新与义和团运动，也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甲午战败，中国整个二十世纪历史都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就开始总结战败原因，诿罪于李鸿章，谓其应负全责，拔去其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朝廷，谓用于战备的军费不足。参战的将领则互相推诿，或指责其它军舰避战遁逃，或批评上峰指挥失当。这些总结，都是将战败归罪为当事的个人或少数人因素。
从稍微后一点时间看，整个戊戌维新运动，都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对甲午战败的反思。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后来又增加练兵强军的主张；梁启超所作《变法通议》，强调快变、全变、主动变、彻底变，呼吁兴教育、伸民权；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一组文章，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谭嗣同作《仁学》，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败弱之根源。这些反思，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1、军事落后；2、经济不振；3、政治腐败；4、教育落后；5、民气衰弱； 6、此前变法不彻底。
今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参考消息报社合作出版的《甲午殇思》，对甲午战败作了全面的反思，归纳起来，有以下十条：1、清廷专制制度腐败；2、统治者昏庸，内斗不已；3、国家战略意识落后，对日本军事实力估计严重不足；4、军事变革观念落后，一味消极防御； 5、缺乏现代意识军事思想家；6、军风腐败，士兵精神状态低迷；7、缺乏战略保障能力；8、缺乏现代情报意识；9、文化积弊难返、教育制度落后；10、人民国家意识薄弱，一团散沙，缺乏尚武主义。
对于甲午战败的反思，清末那一代人比较切近，今人则比较宏远，有如看山，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于甲午战败的众多反思中，有一种声音长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的意见。那是一种既有切近感受、又有宏远眼光的反思。
提要
林乐知等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与中国学者蔡尔康译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这部书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林乐知的反思，与康有为等人相比，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中国国民特性与中国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放在五四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在戊戌维新以前两三年，那就十分显眼。
1、《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和教会教育家，1868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广方言馆移入局内，林乐知兼译书。同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9月更名《万国公报》。1882年于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1887年林乐知加入同文书会工作。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
林乐知等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与中国学者蔡尔康译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这部书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中东，指中国与日本。此书是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初编卷一为中日战事由来，追溯了自明朝以来的中日关系，近几十年间的中日冲突；卷二是清廷有关的上谕、奏折；卷三是日方资料及有关电文，包括明治天皇的画像；卷四卷五是交战、谈判的有关文件；卷六至卷八是林乐知、蔡尔康等人关于战事及各种问题的议论，包括林乐知的《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治安新策》上、中、下，蔡尔康的《新语》之一至十三，李佳白的《上政府书》。续编卷一是王文韶、盛宣怀、刘坤一等人有关奏疏；卷二卷三是战争期间有关电报；卷四是中外人士有关议论。三编译载了英国兵部炮兵司主事蒲雷写的《东方观战纪实》，以及美国驻华使馆、中国驻英使馆有关战守和议的电文、李鸿章的奏疏等。书中摘录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近四十种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和报道。主要内容是关于战争中及战后，各国行动及态度变化。卷首有林乐知小像，林乐知、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的序言，凡例，卷末是林乐知的跋语。林乐知、蔡尔康自述此书的写作动机：
中东之战衅起于东，而祸中于中。林君爱莫能助之心，见于辞色。蔡君隶籍震旦，尤不禁泣下沾襟。方事之殷，共献良谟，互抒谠论，业既未蒙采用，和局大定，尤冀以见闻所及，效惩前毖后之忠，因撰是书。无讳饰，亦无偏倚。其《治安新策》七篇，尤为精神团结，且采西方善政，思弼成东土新猷者，类多要言不烦，实事求是。（林乐知、蔡尔康同著：《广学兴国说》，《新学汇编》卷一，广学会1898年版，第52页。）
《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书中以极其丰富的、具体的资料，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清朝政府如何在战前，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够，掉以轻心，乃至毫无根据地狂妄自大，蔑视日本，以为日之于我，卵不敌石；战争爆发以后，如何张皇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焉者，前线虚报战绩，京师深信不疑；失败以后，如何相顾失色，束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之条约，失地赔款，后患无穷。资料显示，战争以后，英吉利改袒强国，俄罗斯强委巨债，法兰西私索土地，德意志谋夺商权，日本则日益坐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些由中外电文、奏疏、文件组成的资料，有根有据，凿然可信，它不啻向世人宣示，中国在战争中败北，决不仅是武器不如人，也不仅是指挥失当，而是清朝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的文化有问题。
2、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中东战纪本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西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其中以林乐知的《治安新策》篇幅最大，措辞也最为尖锐。《治安新策》共分八章，即上之上、下，中之上、中、下，下之上、下，载于《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八，后有单行本行世，名曰《兴华新义》。《治安新策》的内容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二是对变法维新的建议。
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自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寄籍中国近四十年，经历过太平军的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最近的中日战争；我曾环游地球三次，到过各大国京城，于世界各国新政有所考察；在中国，我曾南自广东，北出张家口而入蒙古，于中国风土人情，留心多年，对中国目前处境，有感于怀，不得不说：
仆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不谓自初来以迄于今，中国内治外交，无一事出人头地，而且江河日下，岁月骎骎，流极既衰，日本难作，向不甚以荣名显者，到此而竟以辱名显；向不甚以上等称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称。呜呼噫嘻，寄籍之久，关心之切，如鲰生者，尚忍代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
他从八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存在的积习：
一曰骄傲。中国的声名文物，历史上确实曾经远远超过周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酿成了中国尊己轻人之弊，直至今日，有告以他国之善政者，仍然不是说“戎狄何如”，便是说“中华不尚”。
二曰愚蠢。西方人男女无不入塾读书，塾中舆图环列，亦无不知有中国。中国读书人少，旅游人更少，多数人不明世界大势，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儒生，亦缺乏天文、地产、物理等方面的常识，既不屑究心于异俗，又不肯就学于远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华人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实际上今日儒生所知者一物，不知者直不止万物。是故异邦之政事漫不一究，并弃天文、地产、物理诸学，而徒潜心于诗文，夫诗文诚未可厚非也，独奈局于一隅，识见终于不广。
三曰胆怯。西人对于万物都有研究，于是有格物之学，甚至日光、电影、风威、火力无不听其号令，任其驱驰，而华人则行事不思进取，不敢冒险，即使遇到日月薄食、风雷之变，亦不敢研究其理，而奉为神明，相率儆戒，遂积渐而为怯懦之尤。于物有然，于人益甚，但见五洲之梯山航海者相错于华疆，既未识其命意之所在，亦未尝考其学问，究其履厯，非怵之为异类，即畏之为凶人，平时邂逅相逢避道唯恐不速，遇到兵刃既接，炮火轰天，必然齿战股栗，彻底失败。
四曰欺诳。泰西教法，戒打诳语，倘或甘冒不韪而为证人所破，甚至予以重罪终身不齿。华人则习为故常，任意铺张，凭空结撰，且阅其禀牍，读其奏疏，种种支离掩饰。遇有战事之际，军书旁午，尽成官样文章，直至莫可弥缝，犹欲无中生有，于实事求是之道不啻相去天渊。且己既以欺诳之心待人，又乐受人之欺诳而不疑，是以拜佛烧香冀徼冥福，缔婚安葬必卜祥征。
五曰暴虐。当官之人在法庭之上，正常刑讯之外，别创非法刑具，甚至草菅人命，罔知顾忌。军中将帅之待部曲，有如草芥，对伤兵病卒，既无军医专治，对死去之人，更乏善后措施，新鬼烦冤，旧鬼号哭。
六曰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甚至军火要需，敢以煤炭代药，豆粒充弹，终酿败亡之祸。督抚自顾封疆，于邻境之安危若秦越之视肥瘠，四肢百体。了不相属，至于官吏之盘剥百姓，将校之克扣军饷，更是司空见惯。
七曰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
八曰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京官有逐日藉词乞假者，地方官员甚至有在军务倥偬之际演戏举觞者。
林乐知指出，这八大弊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骄傲必入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怯懦必工于欺诳，暴虐则忘仁爱，贪私必昧公廉，因循则难振作，游惰又怎能忠敬！他认为，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3、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看，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
林乐知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将中国与古罗马、印度、美国等相比，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他从五个方面提出变法的建议。
一是意兴宜发越。即振作起民族自信心，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中外交涉问题，有些事情，应该参照万国通行之常例，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国君接待外国使臣，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派遣使臣、领事分驻各国。
二是权力宜充足。这里所谓“权力”，不是指君主或政府的权力，而是指国家的实力。“凡国之以权力显者，不在武备之精良，而在人才之众盛”，中国变通之道，当以育才为本。文中提出改革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广设新式学校和派遣大批学生出洋留学的具体设想。
三是道德宜纯备。他认为，应当用泰西的三伦，即天伦、人伦、物伦，代替中国的五伦。所谓天伦，是就天人关系而言的，指信仰上帝；所谓人伦，是就人人关系而言的，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应该爱人如己；所谓物伦，是就人物关系而言的，指研究自然，发展科学。
四是政令宜划一。所说的政治体制问题。林乐知认为，中国政治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表面上统于一尊，实际上各省自成风气；二是下情无法上达。他主张，改革要在两方面同时进行，有些权力一定要统一，如水陆之军务，关榷之税务，书院之考政，银局之圜法，信馆之邮政，等等，有些方面应该放手让民间去办。他从人人有自主之权即自由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国，更有民主之国，中国势殊事异，断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约而言之，如兴学塾立书院之费，必须由民众公捐，官即不应染指。又如制造厂、纺织局、铁路、轮船、矿务、电报各公司，皆应听民间任意创立，官加以保护，而不加以制裁，其视为鱼肉者，更无论矣。又如有人创一新法，试之而果利于用，官宜给以文凭，任专利薮。
林乐知特别指出，要政令划一，关键一条是实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轶，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刑赏之恩威定，神教之畏服合矣”。为了解决民情上达的问题，林乐知认为，在中国一时无法开设议院的情况下，不妨先开设一个简易的机构：“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于是，经商之有所不便者，务农之必应留意者，工艺之必应推广者，皆许议局商诸官长，达诸部院。
五是体统宜整饬。主要是存仁心，去暴政，禁止残暴刑讯；行恕道，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弊制，严禁妇女缠足。
林乐知在序言中表达了他译编《中东战纪本末》的意图。他说，胜负本为兵家常事，关键是如何对待胜负，得当，负可变胜，不当，胜亦会变负。甲午战败，创巨痛深，正是中国幡然变法、转弱为强的契机。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译编此书，正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变法。
王韬在序言中，对林氏良苦用心，作了一番评价。
林乐知的反思，与康有为等人相比，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中国国民特性与中国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放在五四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在戊戌维新以前两三年，那就十分显眼。在1896年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词，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这些批评，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让人听了，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是，揆诸实际，林乐知所说，条条于事有征，于理可通。因而，这些刺耳的批评和建议，具有巨大的震撼力。
4、林乐知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西人报纸发表评论：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也，固尽人而知之矣，至于变之道，则非一人之所知，且非众人之所能尽知，惟林君乐知所著之《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为能握其要而图其益焉。夫林君者，素有心于中国政治民人之要者也，历年所著各书，多论及中国情景，斟酌尽善，信而有征，巍巍之大人，恒鉴赏之。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广学会将此书赠送给总理衙门，1896年7月29日，总理衙门委托两位官员复信致谢，说是总理衙门各位堂宪看了此书以后，都认为“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语固慷慨，意亦肫诚，原始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足征识见超卓，留心时务”。大臣们表示还要仔细阅读。李鸿章看了这部书，认为“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光绪皇帝师傅孙家鼐对此书极为赞赏，他在给侄婿龚心铭的信中写道：
林乐知先生人品端方，学问深邃，愚亦久闻其名。寄来《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浏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皆剀切指陈，在国家可谓忠荩之臣，在朋侪可谓直谅之友，能不钦之敬之、爱之重之！
这年广学会年会曾谈到孙家鼐的反映：官书局主管孙家鼐和他在上海的亲戚龚太史，就这本书的优缺点作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非常有意思，这位主管对该书作者作了这样的赞语：“作者非常熟悉中国的一些缺点，中国学者不是没有看到这些缺点，就是不敢讲他们的想法。林乐知博士对这些缺点描述非常详细，他讲时就像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忠诚臣民，朝廷的一个真正朋友，为此，他应该受到尊重、厚爱和崇敬。”
有人称赞林乐知秉笔直书，蕴含着对中国的无限深情：
董狐直笔太史简，纪战綦真独手眼；浅人谓是抑中朝，讵识深情本无限。
伦敦会传教士鲍克思自述他的见闻：
最近，我去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旅行，在好几个地方，我受到官员们和士人们十分友好的接待。在浙江的一个衙门里，我应邀去会见一个读过《中东战纪》的官员，他要我转达对写这本书和出这本书的人的谢意。他认为这本书在结尾时提出一些教训，指出中国现时的需要，是正确的。他说，中国需要的是有新精神的人。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初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打击不可谓不大，刺激不可谓不深。但是，相对而言，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那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因为英法毕竟是西方强国，其文化、人种都与中国差异很大。这一次则不一样，对手与自己同文、同种，而且面积小、人口少，长期属自己的学生，历来为士夫所鄙夷。
本来，输给熟悉的邻居就比输给陌生的强盗更能刺激人的羞耻心，现在，输给一个不但熟悉、而且原来根本不屑一顾的岛夷，它对社会心理的震撼，是以往任何一次战败都不能比拟的。中国士大夫，都是呼吸着天朝独尊的文化空气长大的，形成民族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成为吸收外国文化的障碍，有时也可化为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酵母。甲午战败以后，士大夫一呼百应，群体觉醒，救亡之声，盈于朝野，就是这种民族心理的积极反映。就在这时，《中东战纪本末》出来了，这对于急切需要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经过、内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对于正在酝酿变法维新的中国社会，不啻雪中送炭，它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实在情理之中。
林乐知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既了解中国情况，说话又可以较少顾忌。林乐知视野宏阔，比较了解国际大势，了解外国特别是欧美世界对甲午战争的评论。这是林乐知对甲午战败的反思既切近又目光宏远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2014年07月22日C4版
甲午战争无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在日本近代史上，还是在整个远东国家关系历史、乃至整个世界近现代史上，都是一个重大的、具有界标性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的、可以从多方面研究的事件，是一本内容极其丰富、需要反复阅读、不断回味的教科书。对于日本来说，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十年以后的日俄战争；没有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这两次战争中获得巨额的战争横财，日本就不至于在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走上军国主义不归路。对于中国来说，没有甲午战败，就没有清末救亡运动，没有百日维新与义和团运动，也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甲午战败，中国整个二十世纪历史都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甲午战败之后，清廷就开始总结战败原因，诿罪于李鸿章，谓其应负全责，拔去其三眼花翎，褫夺黄马褂。李鸿章则间接诿过于朝廷，谓用于战备的军费不足。参战的将领则互相推诿，或指责其它军舰避战遁逃，或批评上峰指挥失当。这些总结，都是将战败归罪为当事的个人或少数人因素。
从稍微后一点时间看，整个戊戌维新运动，都可以看做是中国社会对甲午战败的反思。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四法，后来又增加练兵强军的主张；梁启超所作《变法通议》，强调快变、全变、主动变、彻底变，呼吁兴教育、伸民权；严复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等一组文章，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谭嗣同作《仁学》，指出专制制度是中国败弱之根源。这些反思，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1、军事落后；2、经济不振；3、政治腐败；4、教育落后；5、民气衰弱； 6、此前变法不彻底。
今年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远东出版社与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参考消息报社合作出版的《甲午殇思》，对甲午战败作了全面的反思，归纳起来，有以下十条：1、清廷专制制度腐败；2、统治者昏庸，内斗不已；3、国家战略意识落后，对日本军事实力估计严重不足；4、军事变革观念落后，一味消极防御； 5、缺乏现代意识军事思想家；6、军风腐败，士兵精神状态低迷；7、缺乏战略保障能力；8、缺乏现代情报意识；9、文化积弊难返、教育制度落后；10、人民国家意识薄弱，一团散沙，缺乏尚武主义。
对于甲午战败的反思，清末那一代人比较切近，今人则比较宏远，有如看山，远近高低各不同。
对于甲午战败的众多反思中，有一种声音长期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这就是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等人的意见。那是一种既有切近感受、又有宏远眼光的反思。
提要
林乐知等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与中国学者蔡尔康译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这部书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林乐知的反思，与康有为等人相比，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中国国民特性与中国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放在五四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在戊戌维新以前两三年，那就十分显眼。
1、《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作为著名的翻译家和教会教育家，1868年江南制造局内设翻译馆，广方言馆移入局内，林乐知兼译书。同年创办并主编《教会新报》（周刊）。1874年9月更名《万国公报》。1882年于上海创办中西书院并任监院。1887年林乐知加入同文书会工作。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
林乐知等人的反思，集中体现在他与中国学者蔡尔康译编的《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中。这部书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出版，初编八卷，1897年增出续编四卷，1900年又出三编四卷，初编、续编、三编合计十六卷。
中东，指中国与日本。此书是中日甲午战争资料、评论汇编。初编卷一为中日战事由来，追溯了自明朝以来的中日关系，近几十年间的中日冲突；卷二是清廷有关的上谕、奏折；卷三是日方资料及有关电文，包括明治天皇的画像；卷四卷五是交战、谈判的有关文件；卷六至卷八是林乐知、蔡尔康等人关于战事及各种问题的议论，包括林乐知的《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治安新策》上、中、下，蔡尔康的《新语》之一至十三，李佳白的《上政府书》。续编卷一是王文韶、盛宣怀、刘坤一等人有关奏疏；卷二卷三是战争期间有关电报；卷四是中外人士有关议论。三编译载了英国兵部炮兵司主事蒲雷写的《东方观战纪实》，以及美国驻华使馆、中国驻英使馆有关战守和议的电文、李鸿章的奏疏等。书中摘录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意大利、荷兰等近四十种不同报纸上的评论和报道。主要内容是关于战争中及战后，各国行动及态度变化。卷首有林乐知小像，林乐知、王韬、沈毓桂、蔡尔康的序言，凡例，卷末是林乐知的跋语。林乐知、蔡尔康自述此书的写作动机：
中东之战衅起于东，而祸中于中。林君爱莫能助之心，见于辞色。蔡君隶籍震旦，尤不禁泣下沾襟。方事之殷，共献良谟，互抒谠论，业既未蒙采用，和局大定，尤冀以见闻所及，效惩前毖后之忠，因撰是书。无讳饰，亦无偏倚。其《治安新策》七篇，尤为精神团结，且采西方善政，思弼成东土新猷者，类多要言不烦，实事求是。（林乐知、蔡尔康同著：《广学兴国说》，《新学汇编》卷一，广学会1898年版，第52页。）
《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书中以极其丰富的、具体的资料，说明在中日战争中，清朝政府如何在战前，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够，掉以轻心，乃至毫无根据地狂妄自大，蔑视日本，以为日之于我，卵不敌石；战争爆发以后，如何张皇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焉者，前线虚报战绩，京师深信不疑；失败以后，如何相顾失色，束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之条约，失地赔款，后患无穷。资料显示，战争以后，英吉利改袒强国，俄罗斯强委巨债，法兰西私索土地，德意志谋夺商权，日本则日益坐大；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这些由中外电文、奏疏、文件组成的资料，有根有据，凿然可信，它不啻向世人宣示，中国在战争中败北，决不仅是武器不如人，也不仅是指挥失当，而是清朝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的文化有问题。
2、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中东战纪本末》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批西人对中国时局的评论，其中以林乐知的《治安新策》篇幅最大，措辞也最为尖锐。《治安新策》共分八章，即上之上、下，中之上、中、下，下之上、下，载于《中东战纪本末》初编卷八，后有单行本行世，名曰《兴华新义》。《治安新策》的内容可分两个部分，一是对中国国民性的批评，二是对变法维新的建议。
林乐知在《治安新策》中自称：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寄籍中国近四十年，经历过太平军的战争、英法联军战争、中法战争和最近的中日战争；我曾环游地球三次，到过各大国京城，于世界各国新政有所考察；在中国，我曾南自广东，北出张家口而入蒙古，于中国风土人情，留心多年，对中国目前处境，有感于怀，不得不说：
仆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之至也，不谓自初来以迄于今，中国内治外交，无一事出人头地，而且江河日下，岁月骎骎，流极既衰，日本难作，向不甚以荣名显者，到此而竟以辱名显；向不甚以上等称者，到此而竟以下等称。呜呼噫嘻，寄籍之久，关心之切，如鲰生者，尚忍代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膏肓哉！
他从八个方面批评了中国存在的积习：
一曰骄傲。中国的声名文物，历史上确实曾经远远超过周围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这酿成了中国尊己轻人之弊，直至今日，有告以他国之善政者，仍然不是说“戎狄何如”，便是说“中华不尚”。
二曰愚蠢。西方人男女无不入塾读书，塾中舆图环列，亦无不知有中国。中国读书人少，旅游人更少，多数人不明世界大势，即使是受过教育的儒生，亦缺乏天文、地产、物理等方面的常识，既不屑究心于异俗，又不肯就学于远人。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即退。华人有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实际上今日儒生所知者一物，不知者直不止万物。是故异邦之政事漫不一究，并弃天文、地产、物理诸学，而徒潜心于诗文，夫诗文诚未可厚非也，独奈局于一隅，识见终于不广。
三曰胆怯。西人对于万物都有研究，于是有格物之学，甚至日光、电影、风威、火力无不听其号令，任其驱驰，而华人则行事不思进取，不敢冒险，即使遇到日月薄食、风雷之变，亦不敢研究其理，而奉为神明，相率儆戒，遂积渐而为怯懦之尤。于物有然，于人益甚，但见五洲之梯山航海者相错于华疆，既未识其命意之所在，亦未尝考其学问，究其履厯，非怵之为异类，即畏之为凶人，平时邂逅相逢避道唯恐不速，遇到兵刃既接，炮火轰天，必然齿战股栗，彻底失败。
四曰欺诳。泰西教法，戒打诳语，倘或甘冒不韪而为证人所破，甚至予以重罪终身不齿。华人则习为故常，任意铺张，凭空结撰，且阅其禀牍，读其奏疏，种种支离掩饰。遇有战事之际，军书旁午，尽成官样文章，直至莫可弥缝，犹欲无中生有，于实事求是之道不啻相去天渊。且己既以欺诳之心待人，又乐受人之欺诳而不疑，是以拜佛烧香冀徼冥福，缔婚安葬必卜祥征。
五曰暴虐。当官之人在法庭之上，正常刑讯之外，别创非法刑具，甚至草菅人命，罔知顾忌。军中将帅之待部曲，有如草芥，对伤兵病卒，既无军医专治，对死去之人，更乏善后措施，新鬼烦冤，旧鬼号哭。
六曰贪私。人各顾己，不顾国家，无论事之大小，经手先欲自肥，甚至军火要需，敢以煤炭代药，豆粒充弹，终酿败亡之祸。督抚自顾封疆，于邻境之安危若秦越之视肥瘠，四肢百体。了不相属，至于官吏之盘剥百姓，将校之克扣军饷，更是司空见惯。
七曰因循。做任何事情，只知拘守旧章，不愿因时变通。
八曰游惰。空费光阴，虚度日月，京官有逐日藉词乞假者，地方官员甚至有在军务倥偬之际演戏举觞者。
林乐知指出，这八大弊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骄傲必入于愚蠢，愚蠢则流于怯懦，怯懦必工于欺诳，暴虐则忘仁爱，贪私必昧公廉，因循则难振作，游惰又怎能忠敬！他认为，人心隐种乎祸根，险象遂显结乎恶果，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非日本之能败中国也，中国自败之也。”
3、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看，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
林乐知从历史、世界纵横两个角度，将中国与古罗马、印度、美国等相比，说明因时变法，才能摆脱危机，长治久安，反之，一味泥古守旧，后果不堪设想。他从五个方面提出变法的建议。
一是意兴宜发越。即振作起民族自信心，认真研究、妥善处理中外交涉问题，有些事情，应该参照万国通行之常例，采取应对措施，例如国君接待外国使臣，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派遣使臣、领事分驻各国。
二是权力宜充足。这里所谓“权力”，不是指君主或政府的权力，而是指国家的实力。“凡国之以权力显者，不在武备之精良，而在人才之众盛”，中国变通之道，当以育才为本。文中提出改革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广设新式学校和派遣大批学生出洋留学的具体设想。
三是道德宜纯备。他认为，应当用泰西的三伦，即天伦、人伦、物伦，代替中国的五伦。所谓天伦，是就天人关系而言的，指信仰上帝；所谓人伦，是就人人关系而言的，指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与人应该爱人如己；所谓物伦，是就人物关系而言的，指研究自然，发展科学。
四是政令宜划一。所说的政治体制问题。林乐知认为，中国政治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表面上统于一尊，实际上各省自成风气；二是下情无法上达。他主张，改革要在两方面同时进行，有些权力一定要统一，如水陆之军务，关榷之税务，书院之考政，银局之圜法，信馆之邮政，等等，有些方面应该放手让民间去办。他从人人有自主之权即自由的角度论述这个问题：
泰西有君民共主之国，更有民主之国，中国势殊事异，断难冒昧仿行，然天之生人，无不付以自主之理，人之待人，独不应略予以自主之权乎？约而言之，如兴学塾立书院之费，必须由民众公捐，官即不应染指。又如制造厂、纺织局、铁路、轮船、矿务、电报各公司，皆应听民间任意创立，官加以保护，而不加以制裁，其视为鱼肉者，更无论矣。又如有人创一新法，试之而果利于用，官宜给以文凭，任专利薮。
林乐知特别指出，要政令划一，关键一条是实行法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为一国之主，上自帝后，下及庶司百职，同隶于法律之下，分毫不敢荡轶，小民之身家性命遂皆获保于法律之中。且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刑赏之恩威定，神教之畏服合矣”。为了解决民情上达的问题，林乐知认为，在中国一时无法开设议院的情况下，不妨先开设一个简易的机构：“宜准民间略仿议局之制，凡读书明理、能办事、通法律之人，任民公举以入局”。于是，经商之有所不便者，务农之必应留意者，工艺之必应推广者，皆许议局商诸官长，达诸部院。
五是体统宜整饬。主要是存仁心，去暴政，禁止残暴刑讯；行恕道，禁止贩卖人口，废除奴婢弊制，严禁妇女缠足。
林乐知在序言中表达了他译编《中东战纪本末》的意图。他说，胜负本为兵家常事，关键是如何对待胜负，得当，负可变胜，不当，胜亦会变负。甲午战败，创巨痛深，正是中国幡然变法、转弱为强的契机。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译编此书，正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变法。
王韬在序言中，对林氏良苦用心，作了一番评价。
林乐知的反思，与康有为等人相比，最为突出的地方，是他对中国国民特性与中国文化的批评。这些批评，如果放在五四时期，那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放在戊戌维新以前两三年，那就十分显眼。在1896年的中国，在维新高潮尚未到来之时，以如此尖锐、激烈的言词，批评中国的积习，批评中国的政治，实不多见。这些批评，出自一个外国人之口，让人听了，总觉得不是滋味。但是，揆诸实际，林乐知所说，条条于事有征，于理可通。因而，这些刺耳的批评和建议，具有巨大的震撼力。
4、林乐知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西人报纸发表评论：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也，固尽人而知之矣，至于变之道，则非一人之所知，且非众人之所能尽知，惟林君乐知所著之《中东战纪本末》一书，为能握其要而图其益焉。夫林君者，素有心于中国政治民人之要者也，历年所著各书，多论及中国情景，斟酌尽善，信而有征，巍巍之大人，恒鉴赏之。
《中东战纪本末》出版以后，广学会将此书赠送给总理衙门，1896年7月29日，总理衙门委托两位官员复信致谢，说是总理衙门各位堂宪看了此书以后，都认为“此书著述渊博，实事求是，语固慷慨，意亦肫诚，原始要终，总不外发人深省之意，足征识见超卓，留心时务”。大臣们表示还要仔细阅读。李鸿章看了这部书，认为“它写得很好，希望它能广泛流传”。光绪皇帝师傅孙家鼐对此书极为赞赏，他在给侄婿龚心铭的信中写道：
林乐知先生人品端方，学问深邃，愚亦久闻其名。寄来《中东战纪》、《文学兴国策》二书，浏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牧师皆剀切指陈，在国家可谓忠荩之臣，在朋侪可谓直谅之友，能不钦之敬之、爱之重之！
这年广学会年会曾谈到孙家鼐的反映：官书局主管孙家鼐和他在上海的亲戚龚太史，就这本书的优缺点作的一次讨论。这次讨论非常有意思，这位主管对该书作者作了这样的赞语：“作者非常熟悉中国的一些缺点，中国学者不是没有看到这些缺点，就是不敢讲他们的想法。林乐知博士对这些缺点描述非常详细，他讲时就像自己是中国的一个忠诚臣民，朝廷的一个真正朋友，为此，他应该受到尊重、厚爱和崇敬。”
有人称赞林乐知秉笔直书，蕴含着对中国的无限深情：
董狐直笔太史简，纪战綦真独手眼；浅人谓是抑中朝，讵识深情本无限。
伦敦会传教士鲍克思自述他的见闻：
最近，我去江苏省南部和浙江省北部旅行，在好几个地方，我受到官员们和士人们十分友好的接待。在浙江的一个衙门里，我应邀去会见一个读过《中东战纪》的官员，他要我转达对写这本书和出这本书的人的谢意。他认为这本书在结尾时提出一些教训，指出中国现时的需要，是正确的。他说，中国需要的是有新精神的人。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转折点。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初败于英国，再败于英法，城下之盟，割地赔款，打击不可谓不大，刺激不可谓不深。但是，相对而言，在一般士大夫心目中，那还是比较能够理解的，因为英法毕竟是西方强国，其文化、人种都与中国差异很大。这一次则不一样，对手与自己同文、同种，而且面积小、人口少，长期属自己的学生，历来为士夫所鄙夷。
本来，输给熟悉的邻居就比输给陌生的强盗更能刺激人的羞耻心，现在，输给一个不但熟悉、而且原来根本不屑一顾的岛夷，它对社会心理的震撼，是以往任何一次战败都不能比拟的。中国士大夫，都是呼吸着天朝独尊的文化空气长大的，形成民族自大的心理。这种心理，有时会成为吸收外国文化的障碍，有时也可化为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酵母。甲午战败以后，士大夫一呼百应，群体觉醒，救亡之声，盈于朝野，就是这种民族心理的积极反映。就在这时，《中东战纪本末》出来了，这对于急切需要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经过、内幕以及中外各界看法的士大夫，对于正在酝酿变法维新的中国社会，不啻雪中送炭，它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实在情理之中。
林乐知是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既了解中国情况，说话又可以较少顾忌。林乐知视野宏阔，比较了解国际大势，了解外国特别是欧美世界对甲午战争的评论。这是林乐知对甲午战败的反思既切近又目光宏远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上海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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