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6年时间干掉世界第一大军队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当他提出推进军队改革时，并未遭遇多少反对声音，甚至被几乎所有人寄予厚望，然而，仅仅6年多后，到1991年12月25日，苏军不仅没完成改革目标，反而被彻底瓦解。
对这段历史，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读，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已故学者威廉·奥多姆的这本《苏联军队的瓦解》令人印象深刻，它超越了讲讲幕后故事、秀一把立场的层面，而是从军事专业的角度展开分析。
苏军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1985年时，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军队，在很多人眼中，它也是最强的。
近600万现役军人，2500万后备军，能用火炮发射核弹头，在大多数武器储备上占压倒优势……此外，因卫国战争中表现优异，这支军队成为苏联人的骄傲，虽然它曾多次镇压民众。
但，巨无霸的底盘已发生松动，“二战”后建立的军工体系设备老化，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尤为麻烦的是，阿富汗战争让“纸老虎”马脚尽露，苏军组织僵化、纪律涣散、战术落伍等问题统统爆发了出来。
为全球争霸，苏军年消耗国民产出的20—40%，而美军只有8%，考虑到双方经济总量的差距，这让苏联备感压力山大，不放下这个包袱，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苏军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从高层到基层，这已成共识。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一改却将它送上不归路。
中层失序的困境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军改革难度不大，只要裁减现役军人数量，关停一批落伍军工企业，引进最新技术，减少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即可。总之，治标即可，无需治本。
但，改革需要资源，戈尔巴乔夫除了几个耍笔杆子的宣传员外，几乎指挥不动任何人。
自勃日列涅夫执政以来，苏联的极权主义由于失去了铁腕的恐吓，只好采取独特的“赎买”方式来管理，即高层通过特许腐败来笼络中层，从而维持住表面的服从与秩序，其结果是上下互相欺瞒，这个隐形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充斥着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没有新的利益赐予，根本无法推动中层去完成任何目标。
强行驱动这个凝固的格局，难度太大外，风险亦高。戈尔巴乔夫必须找到体制外资源，与中国改革面向市场经济不同，戈尔巴乔夫把目光投向外交领域。
戈尔巴乔夫的暂时成功
短期看，戈尔巴乔夫非常成功，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虽定义模糊，却引起西方领导人的巨大兴趣，迅速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一般来说，改革的资源准备至少要包括四点：一是个人威信，二是外部环境，三是资金，四是干部队伍。
在前三点上，戈尔巴乔夫如偿所愿：首先，他不再是原来那个靠搞农业上台的小官僚，而是世界政坛的明星，自列宁后，还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国际影响这么大这么好，这给了他号令手下的底气；其次，由于成功说服西方放弃敌对态度，为裁军争取到了足够的空间；第三，因允许两德统一，苏联得到了大量外资投入的回报。
还有一点标志了戈尔巴乔夫迂回战略的成功，军方普遍认为他的“新思维”是对西方阵营的欺骗手段，老头儿们对他的“机智”赞赏有加。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一张好牌，这为他实施“军队改革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但，戈尔巴乔夫大错特错，他低估了“军队改革”的难度，凭借外交争取到的那点战略资源，来做这么大的改变，其实是“小马拉大车”。
因为，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意识到，苏军对社会的绑架程度如此之深。
苏军指导思想带有“末世论”色彩，即经过一场战争，人类将彻底清算此岸的一切罪恶，从此跨入新时代，为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几乎所有苏联军官都认为只要战场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他们把它当成战术武器，根本不在乎其后果。正是在这种建军思想的左右下，苏联其实是一个正在长期战争动员中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围绕着“如何打赢”而安排。换言之，改革苏军，其实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一次整体性改革。
裁下来的士兵如何就业？传统兵工厂怎样转型？新技术如何应用？军队削弱后，如何维持秩序？如何应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挑战……凡此种种，都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准备，从外交上找突破口，从战略角度看，很可能找错了方向，毕竟外交是无法培养出一支内政干部团队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尝到了苦果：他撤换了许多“僵化”的干部，可换上来的年轻人依然“僵化”，他们根本搞不明白什么是“新思维”。
深陷保密社会的泥潭
在军队改革中，戈尔巴乔夫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军工厂领导、高级军官们占有着太多社会资源，他们不愿主动让出既得的东西，所以他们便通过信息封闭的方式来愚弄他。
在苏联，保密拥有极高的合法性，只要虚拟出一个敌人，任何一个有点权力的单位都能跑马占圈，严禁他人涉足。长期以来，高层以为这种保密有利于自己，是忠诚的表现，因此大加鼓励，可没想到的是，这种保密其实也在蚕食着自己。当动辄都是秘密时，戈尔巴乔夫也搞不清军队的情况究竟怎样，他的每一个改革新计划都犹如打在棉花墙上，被官僚系统化解于无形，而他的外交谋士们和他一样懵懂无知，根本拿不出什么好建议。
1987年5月28日，西德19岁飞行爱好者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民用飞机穿越苏联800公里领空，在红场成功降落，这给苏军带来毁灭性打击。
靠外交资源在勉强支撑的戈尔巴乔夫震怒了，他怀疑是将军们故意制造这一丑闻，让他在西方盟友和苏联人民面前颜面扫地，这让他和军方的矛盾彻底激化，然而，他没有干部储备，没有军事知识，不了解军方家底，除了罢免几个“替罪羊”，他又有什么办法把军队改革深化下去呢？
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本书作者对军队生活非常熟悉，故分析视角专业，非外行所能模仿，本书内容丰富，可以给读者诸多启迪，但有三点不可忽略：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对这段历史，不同作者有不同解读，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已故学者威廉·奥多姆的这本《苏联军队的瓦解》令人印象深刻，它超越了讲讲幕后故事、秀一把立场的层面，而是从军事专业的角度展开分析。
苏军已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
1985年时，苏军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军队，在很多人眼中，它也是最强的。
近600万现役军人，2500万后备军，能用火炮发射核弹头，在大多数武器储备上占压倒优势……此外，因卫国战争中表现优异，这支军队成为苏联人的骄傲，虽然它曾多次镇压民众。
但，巨无霸的底盘已发生松动，“二战”后建立的军工体系设备老化，无法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尤为麻烦的是，阿富汗战争让“纸老虎”马脚尽露，苏军组织僵化、纪律涣散、战术落伍等问题统统爆发了出来。
为全球争霸，苏军年消耗国民产出的20—40%，而美军只有8%，考虑到双方经济总量的差距，这让苏联备感压力山大，不放下这个包袱，经济发展无从谈起。
苏军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从高层到基层，这已成共识。只是谁也没料到，这一改却将它送上不归路。
中层失序的困境
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军改革难度不大，只要裁减现役军人数量，关停一批落伍军工企业，引进最新技术，减少对社会资源的占用即可。总之，治标即可，无需治本。
但，改革需要资源，戈尔巴乔夫除了几个耍笔杆子的宣传员外，几乎指挥不动任何人。
自勃日列涅夫执政以来，苏联的极权主义由于失去了铁腕的恐吓，只好采取独特的“赎买”方式来管理，即高层通过特许腐败来笼络中层，从而维持住表面的服从与秩序，其结果是上下互相欺瞒，这个隐形的利益链条盘根错节，充斥着苏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结果是：没有新的利益赐予，根本无法推动中层去完成任何目标。
强行驱动这个凝固的格局，难度太大外，风险亦高。戈尔巴乔夫必须找到体制外资源，与中国改革面向市场经济不同，戈尔巴乔夫把目光投向外交领域。
戈尔巴乔夫的暂时成功
短期看，戈尔巴乔夫非常成功，他的“新思维”“公开性”“民主化”虽定义模糊，却引起西方领导人的巨大兴趣，迅速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
一般来说，改革的资源准备至少要包括四点：一是个人威信，二是外部环境，三是资金，四是干部队伍。
在前三点上，戈尔巴乔夫如偿所愿：首先，他不再是原来那个靠搞农业上台的小官僚，而是世界政坛的明星，自列宁后，还没有哪位苏联领导人国际影响这么大这么好，这给了他号令手下的底气；其次，由于成功说服西方放弃敌对态度，为裁军争取到了足够的空间；第三，因允许两德统一，苏联得到了大量外资投入的回报。
还有一点标志了戈尔巴乔夫迂回战略的成功，军方普遍认为他的“新思维”是对西方阵营的欺骗手段，老头儿们对他的“机智”赞赏有加。
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打出了一张好牌，这为他实施“军队改革计划”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走进小马拉大车的困境
但，戈尔巴乔夫大错特错，他低估了“军队改革”的难度，凭借外交争取到的那点战略资源，来做这么大的改变，其实是“小马拉大车”。
因为，戈尔巴乔夫事先没意识到，苏军对社会的绑架程度如此之深。
苏军指导思想带有“末世论”色彩，即经过一场战争，人类将彻底清算此岸的一切罪恶，从此跨入新时代，为实现这个脱胎换骨的变革，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几乎所有苏联军官都认为只要战场需要，就可以使用核武器，他们把它当成战术武器，根本不在乎其后果。正是在这种建军思想的左右下，苏联其实是一个正在长期战争动员中的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围绕着“如何打赢”而安排。换言之，改革苏军，其实是要对苏联社会进行一次整体性改革。
裁下来的士兵如何就业？传统兵工厂怎样转型？新技术如何应用？军队削弱后，如何维持秩序？如何应对民族主义分裂势力的挑战……凡此种种，都需要全方位的资源准备，从外交上找突破口，从战略角度看，很可能找错了方向，毕竟外交是无法培养出一支内政干部团队的，戈尔巴乔夫很快便尝到了苦果：他撤换了许多“僵化”的干部，可换上来的年轻人依然“僵化”，他们根本搞不明白什么是“新思维”。
深陷保密社会的泥潭
在军队改革中，戈尔巴乔夫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军工厂领导、高级军官们占有着太多社会资源，他们不愿主动让出既得的东西，所以他们便通过信息封闭的方式来愚弄他。
在苏联，保密拥有极高的合法性，只要虚拟出一个敌人，任何一个有点权力的单位都能跑马占圈，严禁他人涉足。长期以来，高层以为这种保密有利于自己，是忠诚的表现，因此大加鼓励，可没想到的是，这种保密其实也在蚕食着自己。当动辄都是秘密时，戈尔巴乔夫也搞不清军队的情况究竟怎样，他的每一个改革新计划都犹如打在棉花墙上，被官僚系统化解于无形，而他的外交谋士们和他一样懵懂无知，根本拿不出什么好建议。
1987年5月28日，西德19岁飞行爱好者鲁斯特驾驶一架小型民用飞机穿越苏联800公里领空，在红场成功降落，这给苏军带来毁灭性打击。
靠外交资源在勉强支撑的戈尔巴乔夫震怒了，他怀疑是将军们故意制造这一丑闻，让他在西方盟友和苏联人民面前颜面扫地，这让他和军方的矛盾彻底激化，然而，他没有干部储备，没有军事知识，不了解军方家底，除了罢免几个“替罪羊”，他又有什么办法把军队改革深化下去呢？
深感委屈的军队干脆采取不合作态度，他们知道这么做的危险性，可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他们宁愿共同毁灭。
戈尔巴乔夫怎么也没弄明白，为什么改到哪里，就会乱到哪里，那些看上去很听话的将军们为什么就是干不好似乎很简单的事，而每次灾难到来时，他总是最后一个知情者。
戈尔巴乔夫毕竟只是个官僚
在老头儿们看来，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传统体制选拔出来的，如果不是胆小怕事、善于逢迎，他不可能笑到最后，所以，“他不会乱来的”。可结果似乎正好相反，面对“凝局”，戈尔巴乔夫个性缺陷显露了出来。在本书作者看来：
首先，他不敢承担责任，总是等局面恶化后才派军队出击，苏军空降师本是一支四处灭火的劲旅，可一线军官发现，戈尔巴乔夫只会暗示开枪，却从不下令，出了问题后，他总是让别人扛雷，没有什么比上级的出卖更令人灰心的了，军队从此失去忠诚度。
其次，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拥有民主意识的人，他表演民主，高呼民主，但与民主精神格格不入，他从来不想让各加盟共和国自由，宁可采取最卑劣的暴力手段。
第三，戈尔巴乔夫拥有旧官僚最致命的缺陷，即虚荣，明明民族主义矛盾已激化，可他始终不承认存在问题，以为看不到就没发生，以为靠伪装镇定就能吓得别人噤若寒蝉。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爷爷曾被斯大林关进“古拉格”，这让他对极权制度的罪恶有所反省，但他从来没在正常社会中生活过，他是在阴谋、欺骗、说谎中生长起来的，在他一生的奋斗中，领导提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非同侪间协商、争论和让步，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各方能接受的角色，并不是他能力强，只是他缺点少。当他终于大权独揽时，人们才惊讶地发现，一旦没有约束，他其实一样是满口谎言，一样是莽撞粗鲁，一样蔑视法则和美好情感。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事实上，戈尔巴乔夫身边从没有真正平等的对话者，他一开始甚至没想过要军队改革，至于选择以外交为突破口，也可能仅仅是为了满足他夫人赖莎出风头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靠扮演圣诞老人拿到了西方的资源，可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为了不得罪西方盟友，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军队开枪，不敢否定打着民主旗号的分裂行为，甚至听任舆论一步步揭出苏军底牌，令其名誉扫地……终于，他只能靠“假政变”(在本书作者看来，这似乎是最合理的解释)来解套——既让西方盟友看到，如果没有他，反对派会多可怕，所以应该允许他铁腕一点；又让苏联人明白，他依然是改革的象征。
可惜，这场滑稽戏让军队名誉扫地，他也失去了权力的基础。
给读者的启迪
本书作者对军队生活非常熟悉，故分析视角专业，非外行所能模仿，本书内容丰富，可以给读者诸多启迪，但有三点不可忽略：
首先，改革者一定要正视改革的艰难，做好充分的资源准备。当影响力、向心力、社会资本等出现问题时，这是一个巨大的警号，像苏联后期那样，腐败甚至已无法引起普通人的愤怒，大家连抨击它的欲望都已消失，只好靠调侃来表达自己主张时，这说明改革已进入进退维谷的难局，在一个“说什么大家不信什么”的环境中，改革再好，也会出现合法性危机。
其次，比既得利益者更可怕的是组织崩溃。改革需要有执行力的中层，但中层往往也是腐败多发地带，一旦它被腐败裹挟，就会利用专业知识来绑架社会，结果是高层谈改革，中层谈管理，高层谈开放，中层谈稳定，就这样，打着管理、稳定的名义，中层事实上篡夺了高层的权力。那么，中层真的特别关心管理、稳定吗？其实，这不过是障眼法和迷魂药，只有高层不了解基层，中层才能渔利，所以中层的天性就是不断创造专业、程序、制度、规定、机密之类来，以保证自己的利益空间。
第三，警惕“战略消失”。在苏军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与他的智囊们始终没有站在战略高度上看问题，而是打到哪儿指到哪儿，因为他们没能建立起一套真正自洽的治理学说，又将现代治理学说看成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产物，被迫抱残守缺，只能奉实际需要为圭臬，出现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的局面。几轮改革下来，一切原地踏步，根本的东西丝毫没动，人民自然不满意。
苏联军队曾经强大，在相当时期，它是极权主义的卫士，甚至不惜挑战良知，但，当时40%士兵来自农村，他们和城市人没有共同利益与价值认同，随着经济发展，苏军绝大多数士兵来自城市，他们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更能理解身边的环境，这时，他们就再也不愿成为工具了。这决定了，即使戈尔巴乔夫不犯错，第一大军队神话的破灭，恐怕也是早晚的事。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