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所面临的历史问题

      
      
      康德的哲学统治了整个十九世纪的思想，属于德国古典哲学开宗立派的人物。此线直接的后继者为费希特、谢林，至黑格尔达到顶峰。然而康德哲学的影响力远不止仅仅局限于德国古典哲学。哲学史上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康德哲学是“蓄水池”。以前的哲学流向康德，再由康德流向现代西方哲学。可以说想要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学，就不可能绕开康德。

      康德进行哲学批判时，他所面临的问题是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18世纪的哲学具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色彩以及反形而上学的倾向。唯理论派在康德的时代以莱布尼茨和沃尔夫为代表，属于欧陆哲学的显学。在近代哲学史上可追溯至笛卡尔，后经斯宾诺莎发展，至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建立后已经成为德国的官方哲学。唯理论否定经验的作用，因为经验不具备普遍性和必然性，在唯理论看来，经验是不可靠的。他们主张天赋观念说，意图找到认识上的一个确定不移的点，以此为基础来搭建整个知识体系，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尝试用数学的方法来构建哲学体系。理性是认识主体所固有的，是“天赋”的，在此基础上认识主体可以认识一切对象，包括作为实体的灵魂、整体的宇宙和作为创造者的上帝。

      唯理论的一大普遍问题是“理性”或“天赋观念”的确定合法来源。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一般诉诸“上帝”。“上帝”的概念在唯理论中不能归于纯粹的宗教神学层面。“上帝”是一座桥梁，以完成从确定的局限的认识主体到广阔的心物二元论世界的过渡。上帝本身作为绝对实体而存在，上帝保证了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亦确保了精神世界观念的可靠性。笛卡尔沿用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从形式逻辑上证明“上帝”是存在的，但是无法解决“实体二元论”的矛盾；斯宾诺莎的“神即自然”批判地承接笛卡尔的思想，尝试解决笛卡尔哲学中的矛盾，将“二元论”化解为一个实体，物质和精神被处理为实体的思维和广延两种属性，即引入“属性二元论”，“身心交感“也被发展为“身心平行论”。然而对于两种属性如何协调一致，实际上只是把笛卡尔的观点从经验的层面上升到了先验的层面，并没有实质解决。

      唯理论发展至莱布尼茨的继承者沃尔夫已经成为一种独断论，其“单子论”和“前定和谐理论”认为理性本身凭借“天赋观念”遵循因果律等逻辑规律就可以推演获得各种知识，以此回避了“二元论“的问题，然而这这也给其理论带来更大的问题。认识主体可以从理性固有的原则来推演人类的全部知识，于是切断了理性与外部事物的联系，普遍必然性局限在理性自身的知识中，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经验论承袭至培根，后又经霍布斯、洛克、贝克莱与休谟发展。在贝克莱之前经验主义基本局限于唯物主义的领域，认为我们的感性知识来自于外界事物的客观实在对我们感官的作用，我们通关感官能够把握客观实在的规律。他们基本都反对“天赋观念”，认为在经验发生前我们没有任何知识，凡是在理智之中的无不现在我们的感觉之中。早期的经验论非常强调客观物质世界的作用。然而经验论内部本身也是存在问题的，如果按照经验论的基本原则，一切知识都是来自于感觉经验，此前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在还没有对事物进行感知前，就先验地肯定了一个不以我们的感知为转移的客观事物。此外经验论最大的问题是，按照其基本原则，我们是得不到普遍必然的知识的。贝克莱和休谟从经验论本身的这一问题出发将其推向了极端，走向了怀疑论。

      经验论认为我们的知识源于我们对事物的感知。贝克莱将这一理论向前推进，认为一个事物之所以能够被感觉，是因为它具有可感的性质。我们在认识的时候所认识的是一连串的知觉，被分类解释过的感觉，即认识主体对颜色、质料、大小、形状、重量等感觉的综合。物的存在在于我们的感知，所有的物质都只是心灵的一种状态，“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将贝克莱的思想进一步向前推进，他发现我们认识“心灵”也如同我们认识物质一样是通过知觉，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感知经验果“心灵”或“精神”这种实体，它也只是指称知觉、感觉、记忆等一系列观念的抽象名词的组合，我们所经验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感觉、情绪和心理状态，所以休谟认为我们不仅无法断定物质实体的存在，也无法断定精神实体的存在，他将物质实体、精神实体和上帝推向了怀疑论的深渊，只剩下一堆通过感觉经验获得的印象与观念。以此为基础，休谟又尝试解构唯理论所构建的理论大厦的地基——因果关系。 既然因果关系的观念是通过经验而来的，它也不能由必然的解证推理来证明，因为自然的发展途径和一切可感的性质经常变化，不存在逻辑上的必然性；它也不能由或然的归纳推理来证明，因为既然因果关系的观念来自于经验，而经验也属于归纳推理，用或然的归纳推理来证明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无疑会陷入循环论证。所以休谟认为因果联系不具备客观性和必然性，我们只能感受到孤立的事实，不能经验到所谓的“本质联系”，因果联系只是一种主观的习惯性联想。他将其看做我们认识的界限，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其存在。

      唯理论相当重视因果律，认为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要探究其原因。休谟解构了因果律的普遍必然性，使得唯理论失去了立足点。但是休谟将经验论推到极端的怀疑论也从根本上撼动了经验论的根基，因为整个认识论的根基被动摇了。普遍必然性只是一种或然的思维习惯，我们能够获得的只是一堆混乱无序的印象和观念，因果律更是西方哲学史和科学史的一大理论支柱，既然我们不能证明其存在，那么知识从何而来？这就是康德需要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解决的问题之一。

      除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之外，同样深刻影响了康德的还有卢梭。卢梭是启蒙运动最激进的思想家，他和其他启蒙思想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他向启蒙运动所宣扬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宣战，但是卢梭并不是要“反启蒙”，他只是意识到了现代社会所隐含的危机。卢梭将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对立起来，以揭示自然和文明、道德和理性之间的矛盾，这种堆启蒙主义的反思具有超前性，对康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启蒙主义的基础是理性，“启蒙要求克服种种限制获得自由，而科学进步的结果证明却是严格的决定论；启蒙反对宗教迷信和封建专制，试图证明人的价值和尊严，而科学理性视野下的人其本性却是物性，人反而不成其为人”，这些都暴露了理性和自由之间的矛盾。理性成为最高权威统治世界，自然因果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规律，既被认为是普遍必然的自然法则，而且是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根本法则。这种严格的决定论在推进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神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使自由失去立足之本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据说康德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几十年如一日，每天都会散步，而且非常准时，镇上的居民可以根据他的散步时间来校对家里的钟表。然而康德为了阅读卢梭的作品，散步的习惯也被暂时搁置，从卢梭的作品中康德意识到科学知识的局限以及自由问题的重要意义。自由与必然性的问题可以说是康德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整个三大批判都归根结底都要研究自由，自由构成康德哲学的核心。康德为自然科学奠定基础，归根结底是为了自由；他把科学的范围限制在现象界、在经验领域，也是为了给自由划出地盘。对于康德来说，确认我们可以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至关重要，如果因果律和必然性是存在的，那么自由是否是可能的？如果个体没有自由意志的话，一切都遵循因果性而运作，那么个体也就不再是一个责任主体，道德也就无从谈起。所以康德需要在确立认识论，保证获得知识的可能性的基础的同时确保自由的可能。

      如何解决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将科学从怀疑论中拯救出来，如何给自由和信仰保留位置，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前，康德认为需要先对“理性”进行批判，即我们需要在认识之前首先批判地考察我们的理性能力，确定我们理性的认识能力的来源、范围和界限。这就是《纯粹理性批评》所面临的任务。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里说，“我们要悬置知识以便给信仰留下位置”。所谓的“悬置”并非强行让理性对信仰的领域视而不见，“批判”也并非攻击“纯粹理性”，而是要确立和划分其范围，要分析它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总的来说，康德的哲学革命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通过确立认识主体先天的认识形式来确立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达成“先天综合判断可能”的目标，为认识论确立基础；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自在之物”、“现象”和“先验自我”等划分，对认识能力进行限制为自由开辟道路。

      保尔森在《伊曼努尔•康德》一书中写道：“独断论者认为《纯粹理性批判》是怀疑论者试图破坏所有认识确定性的结果，怀疑论者又认为它是傲慢的猜想，想要在原有体系的废墟上建立起新的独断主义；超自然主义者则认为它是精心策划的诡计，想要摧毁宗教的历史基础，建立无争论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者认为它是对正在灭亡的信仰哲学的新的支持；唯物主义这认为它是反对物质实在的唯心主义；而唯灵论者又认为，它是打着经验的幌子不合理地将现实实在局限在物质世界中”。这正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历史意义，它确实仍然存在很多矛盾，也提出了很多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并且没有解决的问题更多。然而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在哲学中绝不亚于解决问题，很多哲学问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的。从康德提出的问题中引出各派的解决方案，正因为如此，康德哲学才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绕不开的回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