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善的新自由主义

作为从当年的“第三世界国家”走出来的经济学家，张夏准青少年时代的个人经历，无疑对他的经济史观有着重要的影响，使得他在通过理论分析后辨识古典经济学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理论的局限性，通过比较研究发现历史上富国对这些理论所采取的双重标准，而没有被官方经济史所蒙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主、自由和市场的观念。 一，没有不使用保护手段的成功者 早在富国成为富国之前，他们是关税、补贴等贸易壁垒最早的践行者，以此保护国内弱小的产业；而一旦产业壮大、国家富裕之后，便开始向外推广基于“比较优势”的自贸理念——以自身工业上的比较优势去换取落后国家在农业、原料上的“比较优势”和巨大市场。 自15世纪末亨利七世始，延绵百年之久，英国的毛纺工业当之无愧的成为“进口替代战略”的贸易保护典范；从18世纪起，英国凭借贸易退税、高关税壁垒和殖民地制造业禁令，开始赶超工业竞争对手、压制殖民地工业发展；而后，在19世纪国力鼎盛时开始敞开胸怀拥抱世界，直到1860年完全取消关税。而美国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一直是世界上实施保护主义最积极的国家”。 然而当自己的经济优势衰落，或国内产业矛盾升级时，他们就会重新拿起关税武器，于是，在1930年美国颁布《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和1932年英国重新引入关税后，第一次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土崩瓦解。 按传统观点，韩国的经济奇迹被视作自由主义经济的成功范例。而事实上，韩国政府通过关税，补贴，和政府支持的其他方式，对选定的产业加以保护；以一种实用主义而非意识形态的态度对待国有问题；有选择性的欢迎和禁止外国投资的同时，对外汇实行绝对管制；对盗版则持宽松的态度。所以，韩国的经济奇迹是来自于“市场激励和国家指导的明智而实用的结合”，而不是绝对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 有鉴于此，张夏准认为，虽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能通过保护、补贴和管制获得成功，但是，不运用这些手段而能取得成功的国家凤毛麟角。 二，贸易不是消除贫困的灵药 现代自由贸易思想基于HOS理论（Heckscher-Ohlin-Samuelson Thoery），其源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差异在于HOS认为的比较优势来自生产要素，而不是李嘉图所认为的技术。但是，HOS这个理论“严重地依赖于生产资源可以在不同经济活动间自由流动的假设，它意味着经济活动中释放出来的资本和劳动，能够迅速且没有成本地被其他经济活动所吸吸纳”，即“完全要素流动”。 但实际上，这种流动是不完全的，且是有成本的。贸易导致产业格局的调整会产生利益受损者，需要政府运用税收、通过社会福利等分配制度对受损者给予救济和补偿。张夏准敏锐的观察到，发展中国家缺少发达国家完备的征税能力，更依赖于对便捷稳妥的国际贸易征税，而贸易自由化会削弱这种能力。虽然，他低估了贸易自由可能带来的贸易额和经济增长会惠及政府的税收，但是贸易自由化得来的收益，在穷国的分配比例比在富国更加不均，很多时候却是不争的事实。 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为例，“发达国家的受害者，是他们国内标准以上的最穷者（如挪威、日本或瑞士的农民），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受益者，却是国际标准以上的富人（如巴西、安哥拉的农业资本家）”。所以，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会帮助发展中国家贫苦农民的这种流行的观点，即便不是张夏准所认为的一种误导，至少也是被夸大了。 其实，这里还涉及到了本书未及论述的更深层次的分配不均，即富国通过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获得了更多的经济与环境利益的分配，而穷国则在出口了大量消耗资源的低附加值产品的同时，留下诸多的环境治理成本。虽然这种成本很大程度是政府管理缺位所造成，但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尚未起飞前就完善政府职能，那无异于空谈。穷国需要更多的快速积累，来消除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成本。而自由贸易的帮助非常有限，甚至相反。 所以，张夏准所说的“贸易自由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确实值得三思。 三，不一样的药方 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上，富国通过二战后建立的、被张夏准称为“Unholy Trinity”的IMF、世界银行、关贸协定/世贸组织的，推行自己的经济意志与政策，建立符合其利益的经济秩序。 一方面，当弱小国家发生金融经济危机时，富国操纵下的IMF总是以放贷者的傲慢姿态、用附带诸多政治、经济改革条件的援助为手段，对受援国的财经政策横加干涉，如要求严格实行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削减财政支出，在短时间内实现预算平衡；在政治上消除对自由经济的管制；不顾及受援国国内的民生痛苦与经济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一旦富国本身出现危机，他们并没有毫不犹豫的采取紧缩政策，甚至马上反其道行之，祭起货币宽松和财政刺激。正是有基于此的清醒认识，张夏准正确地预测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美国采取了反自由主义的凯恩斯式的应对之道。 正如书中所指出的，“凯恩斯主义为富国所用，货币主义为穷国所用……富裕国家为了使发展中国家量入为出，强迫他们在金融危机时实现预算盈余；但每当他们自身经历金融危机时，却总是诉诸于寅吃卯粮。” 毫无疑问，张夏准是凯恩斯主义的拥趸，他赞同“总体经济的行为与各个部分之和的行为有所区别，对个体主体是理性的行为，可能对总体经济而言却是不理性的”这种反直觉的观点，并认为政府应该总是有意识的对立于其他经济主体的行为，应该在一个商业周期内作为私人经济部门行为的制衡器。 同时，他还对于新自由主义提倡的财政审慎和稳健货币政策提出质疑，认为那种观点过于教条，发展中国家应该以适度通胀获取经济的增长，而不是像发达国家那样可以安于在低通胀下实现稳定的低增长，因为前者采取过紧的货币政策，会危害经济增长，并且没有后者那样可以诉诸再分配过程的平衡手段，经济增速下降往往是灾难性的。 四，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张夏准发现，几乎所有成功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的还是发展中的，都在早期使用过某种混合形式的保护、补贴和管制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都是通过有选择的、战略性地融入世界经济而取得成功，而不是无条件的全球一体化。 然而，“照我说的去做，而不要照我做过的去做（Do as we say, Not as we did.）”，才是富国“新自由主义”观念的真实实践原则。 曾经的穷国弱国通过民族主义政策的保护取得经济发展、成功跻身世界富人俱乐部后，也需要新自由主义为自己的经济利益开疆拓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捍卫者。于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就这样被彻底改写了，这使得富国的很多人在向发展中国家推荐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时，没有察觉到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双重标准。 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核心理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就像张夏准所认为的那样，IMF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严重偏向于富国，其后果是向发展中国家强加所谓的标准政策包而抹杀了每个国家的国情，从1980年代开始盛行世界30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也是一种偏向富国利益的游戏规则，而且这种游戏规则还常常为富国的国内产业矛盾所左右。 五，专利，保护谁的武器 在知识产权领域占绝对优势的发达国家，过去也都“借鉴”过别过的创新技术，只是在成为富裕的“绅士”后，他们开始通过国内的专利保护法案和对外的TRIPS协定，为自己筑起了强大的专利壁垒。本以促进创新为使命的专利保护，如今更多地演变成为阻碍创新的武器。 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知识创新是生产力发展的引擎，而富裕国则巧妙地以专利为武器、通过自由贸易把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固定在生产力增长缓慢的行业。 此外，书中所列举的事例，多数是专利保护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直接冲突，例如抗艾滋病毒的药品专利。但现实中，因为强大的专利保护，产生了一批像柯达、诺基亚那样、依靠食利知识产权从而能死而不僵死的百足之虫；也造就了一批利用微小专利和原创性标准下降做造成的专利陷阱，而成为专利流氓的专利事务机构；更不用说像苹果、微软、谷歌、三星、Intel这样整天因为交叉专利许可官司而登上IT新闻头条的专利巨头们，他们依靠专利诉讼在市场上合纵连横，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打击竞争对手，扼杀对其不利的创新。 所以，张夏准提出，需要平衡知识产权保护的利弊，应通过缩短保护期限、提高原创性标准、以及更加容易地实行强制性许可和平行进口的方式降低现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确实有着不同凡响的眼界。 六，民主与市场 市场和民主存在根本性的冲突，民主是以“一人一票”的原则运行的，而市场的运行原则是“一元一票”，这就注定了民主决策常常破坏市场逻辑，而过于强调市场规则也会破坏民主的根基。但是，现代社会需要市场和民主作为其构建的基石，所以人们需要对两者进行平衡。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治过程会背离市场理性，所以给出了经济上“去政治化”的解决方案，即小政府和独立于政治的政策机构。然而，这种方案的前提在于，必须能够清晰地界定政治与经济的边界。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是由政治构建的，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的构建，所有的财产权和其他支持性权利都有政治起源，许多现在看来是自然的权利在过去都是充满政治争议的”。所以，新自由主义者的这种自负是毫无根据的。 张夏准上面这番关于民主与市场本质关系的见解，已然从朴素理论上升到了政治经济哲学的层面，着实令人回味。 但这里面似乎有些逻辑的矛盾。他认为新自由主义者通过“去政治化”的方案弱化了民主，说新自由主义者“只接受不与自由市场相冲突的民主”，同时又嘲讽芝加哥学派支持智利独裁下的自由主义经济试验而罔顾军事独裁对民主社会的摧残，这似乎表明，新自由主义者还接受与自由市场相融合的威权。然而，从张夏准对韩国、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来看，他本人似乎也是接受这种融合的。 七，外国投资，国有化和文化 当然，书中的观点也并不一定都是正确和完善的 。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缺点，张夏准并没有给出非常令人信服的论据。他对于FDI的“溢出效应”的质疑太过武断，因为在自由竞争环境下，这个过程是必然会发生的；同时，对于FDI流动性的热钱化，以及对跨国企业通过“定价转移”规避税收、在东道国搭便车的现象，也不能一概而论。外国资本不是特蕾莎修女，但也不是浮士德，只是需要适当管制即可产生正向效应。 张夏准为国有企业的开脱，倒是令人有些意外，但仔细一想，发觉这里有个概念偏差。诚然“委托-代理人”模式下，国内外的国有企业都存在代理成本的问题，但是由于政治体制的不同，中国国企经营者的激励不足问题更大，而且经常被威权性的官僚体系所扭曲，再加上舆论监督的缺失，使得中国国企的代理成本问题远超想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引用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让人觉得多少有些诧。 关于文化问题，张夏准的论据也不全面，他把文化和观念等同起来，显然是一种失误。一个国家的文化是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形成与变迁的，但国民的观念在社会环境改变时，是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改变的。中国人对市场经济的观念的急速变化，仅仅用了短短的30年，但中华文化在这30年中的变化相对缓慢很多。 总结： 在张夏准看来，制造业作为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不能因为自由贸易而废驰。弱小落后国家有权利拿起产业保护的政策，保护自身弱小产业迅速发展，形成相对完善的工农业生产体系和市场经济后，再实行对等开放的自由贸易，发达国家也会从这个过程中受益。 然而，就如同书中所揭示的，新自由主义利用经济的“去政治化”，悄悄地达到缩小民主控制范围、反对经济政策民主化的目的相类似，张夏准的其论述中，似乎也包含了为一种隐蔽的、替威权辩护的经济观点：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在相似的经济政策下，政治制度的民主与否，对经济增长起到的作用会大不相同。在市场经济弱小时，越是对经济控制能力强的威权，越有能力抓住发展机会；而一旦市场经济发展壮大后，民主更宽容的经济治理政策，更容易激发社会经济发展潜力，但无论那种方式都不应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放任市场。也就是说，他和新自由主义者一样，后者不能公开批评民主，而他也不便公开为威权辩护。 不过，我倒是更愿意将其解读为权力在民主制下让渡的集中度问题，换而言之，在市场经济早期，民主应让渡更多经济决策权给政府，而在市场经济建立后，再逐步以法制限制、收回政府的权力，但前提是决不能放任市场经济。

补充

2018/04/12

关于“三，不一样的药方”，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药方，恐怕是民主政治使然，本国的民生痛苦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更迭，所以对本国使用凯恩斯主义，对债务国要求货币主义，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