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如历史般坚固
人不能不信命，比如几年前新闻报出来汶川地震中幸存下来的那位迁居到玉树又遇到地震；民族则不能不信地理决定论，比如生于欧洲火药桶的巴尔干半岛诸民族，他们的命运实在比这里山水险恶的喀斯特地貌还要坎坷。唯其坎坷，所以故事精彩，小说好看。
希腊罗马时期巴尔干地区是北方蛮族南下蹂躏的要冲；中世纪时这里是拜占庭帝国和核心部分，也频繁被东征的十字军劫掠；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欧洲人视其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这里是昔日奥斯曼土耳其新月弯刀直指欧洲腹地的前哨，更是延续至今民族宗教复杂性和文化冲突的前线。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盘根错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这里相伴相生。这片土地最近的一次劫难是横亘整个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其惨烈程度和战争暴行不输二战，种族清洗、强奸营这样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就发生在距离西方文明世界中心几百公里的地方。
怎样呈现这片土地的复杂性和其历史命运的悲怆？南斯拉夫国宝级作家伊沃·安德维奇选取了自己家乡这座传奇一般的古老石桥，德里纳河上的桥，这座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地区的伟大建筑，见证了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直到一战爆发的三百多年历史，让这座壮丽精湛的人造物成为纠结着关于异族统治的乡土传奇的历史活化石。
德里纳河流经的维舍格列小城附近原本没有桥，书里描述，在山地纵横的巴尔干地区，河两岸交通不便，每年发大水都会冲毁小城，民众叫苦不迭。这里本就地处土耳其帝国和欧洲交锋的前线，边陲地区也无多好的建设，但从这片大山里走出却走出了一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宰相，默罕默德·巴夏大人，他造了这座桥，成就了默默无闻的德里纳河和小城维舍格列，成就了安德维奇这位伟大作家。
虽然这是一本充满了各种精彩故事和美丽传说的小说，但关于巴夏宰相的故事则是我认为本书最有戏剧冲突和历史意蕴的。穆斯林征服了巴尔干这片原属于基督教/东正教西方世界的土地之后，出现了一种名为“血贡”的制度：帝国在这里强掳一些健壮聪明白人幼童，从小通过严酷的手段培养他们成为苏丹陛下的禁卫军，或者在更重要的位置任职，让这些白人成为长着西方面孔的穆斯林，为帝国效力。1516年，德里纳河畔苏克罗维奇的一个十岁儿童成为这批“血贡”的一员，被装进了驴背上的筐子里带走，后面跟着被帝国军人皮鞭驱赶的哭天喊地的母亲。书里描写到：“他默默无声地左顾右盼，眼里没有一滴泪水，冻得发红的小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弯刀在筐子边刻划，一面环顾四周……这个小孩在十一月的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使他身上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后来一直没能痊愈，甚至在他改变了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姓名和国籍之后，也一直在折磨他。”他后来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大将，当上了驸马，指挥军队扩展了帝国领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默罕默德·巴夏，而许多年前的十一月的某天他得上的那种病，也在他晚年找到了解药——为交通不便的德里纳河地区建一座坚固、伟大和不朽的石桥。
小说开篇不久所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值得玩味，和小说最后奥匈帝国统治形成呼应，形成两个异族统治的场景。巴夏造这座桥固然是功成名就造福乡里，勒石以显功名，但更为了给自己基于幼年被掳的痛苦回忆形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一个交代，他是披着白人皮囊的穆斯林，是统治自己家乡的异族的化身，内心的撕裂需要通过造桥这样一个撇开道德而言颇具进步和善良意味的行为来平复，这是最为吊诡和富有戏剧冲突之处。这里的人民对待大桥的态度，也呈现出一定的矛盾特征：在前现代社技术水平下，造这座桥所需的人财损耗无疑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巨大痛苦，加深了民众对外来奴役者的痛恨，于是出现了拉迪斯拉夫率领的当地人的反抗，他被钢钎插死尸首示众，成了民间记忆里的英雄；但大桥建成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便利，却是百姓们乐见的，大桥中间开阔的平台加比亚台成了小城的公共空间和公园，人们都喜欢在这里流连忘返享受生活，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大桥充满感情，拉迪斯拉夫起义反抗的故事，也被具象化在大桥身上形成了很多中性的没有反抗意味的传奇故事：土耳其人造桥讲迷信，要在桥墩里放几个婴儿保平安，于是自己婴儿被掳走的母亲恳求在桥墩上凿眼，她便于喂奶，于是这些石眼许多年下来还会留出一些液体；还有传说讲桥墩的小屋里住着当年造桥的神秘黑人，小孩子们常去好奇一探……历史流过百年，土耳其残酷造桥和拉迪斯拉夫这样的反抗人物或许不重要了，关于大桥本身的传奇故事才一直留在人们心中。十九世纪土耳其帝国衰败，奥匈帝国接管这片土地之后，建起医院铁路等各种现代化设施，也让这边陲小城有了现代化的身影，带来了学校电报铁路邮局和妓院，现代化的日耳曼士兵们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整修这里古旧的大桥，而这里出现的具有反抗意识的热血青年和民族主义诉求的知识分子，却没有重蹈先辈拉迪斯拉夫的覆辙，在一个普遍进步的年代，他们求独立要自由的愿望实现了——但催生这些进步和自由解放的土壤，又如何不是奴役者本身带来的呢？正如小说最后几张描写的，关于宪法和民主等一系列想法的布告，本身就是以奥匈帝国皇帝的名义昭告这片土地的人民。
正如书中所说，百年岁月就像德里纳河上的大桥下匆匆流过的河水，早已不可寻觅，但唯有这座大桥一直伫立，大桥就是历史的化身。历史本该如此的，是无数事实的坚固结晶，人们的喜怒哀乐可以烟消云散，但历史事实和大桥这样的真实存在却是客观、精确和去道德化的，不为人的情感和好恶所左右。读罢此书，我坚信安德维奇是明确这一点的，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当地人而盲目歌颂老乡，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作协主席而美化这片土地的历史。
他在书中对自己维舍格列的老乡颇有微词，他们懒惰、保守、今朝有酒今朝醉，只喜欢享乐，在一个山谷纵横地形破碎的地区，具有这样一种不进取精神的人群自然过着一种并不发达和先进的生活，靠他们无疑也不会有德里纳河上的桥。土耳其人败退的好些年里，社会动荡大桥的公共设施无人管理，大家却不过问，只是怀念当年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秩序和繁荣，这种情况到了奥匈帝国接盘之后才有所改观，这些现代化的日耳曼人整修大桥建设城市，这里才又繁荣起来。同样，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于七十年代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翻开出版说明就能发现，翻译者和出版方为了政治正确，突出所谓“对当时异族统治和封建制度强烈抗议，一部南斯拉夫的苦难和斗争史”，实际上作者在书中大量讲述了都是些流传民间的美丽传说和不同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篇幅摘出来都可以单独成篇，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没有大肆歌颂率众反抗大桥建造的拉迪斯拉夫，也没有把抗婚跳河的少女阿福达吉娜奉为女神，更没有盲目颂扬小说末尾一战时期要求民族独立的热血青年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安德里奇的叙述，特别具有一种当地人讲传奇故事的口吻，他笔下都是各个年代活生生的小人物，对富商、地主、平民、酒鬼、赌棍、女老板这些当地人的生活和人生困境、对土耳其人和奥匈士兵的所作所为，没有道德和民族情绪上的指摘，对围绕大桥发生的那些魔幻色彩的美丽传说，描写得惟妙惟肖（例如赌徒那段）。安德维奇的叙述，不论所引材料是否逼近历史真实，但其态度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土耳其人和奥匈帝国以统治者的姿态带来了德里纳河上的桥和现代化的铁路电报，这种切实的进步是去道德化、不为特定情绪所左右的客观事实，带来了这里的进步。安德维奇写作这本书的年代正是二战时纳粹占领南斯拉夫之际，他作为外交官失业赋闲在贝尔格莱德，在每个人心中都有救亡图存的情绪化因子、在所有人都因为战争而使民族主义成为合理选择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在小说中把土耳其人和奥匈日耳曼士兵描写成魔鬼，也没有义和团式地歌颂历史上反抗的老乡，这非常值得敬佩。
波斯尼亚地区的穆斯林有则传说：“鸿蒙初开时真主化育天地，将这世界造成非常美丽和平滑的样貌，但是魔鬼心存邪念，用自己罪恶的双手在这光洁平滑的世界又抠又挠，造成了一道道抓痕，这些抓痕演变成世间的深沟巨谷，制造交通障碍让人们为难。天使们看到这情形非常痛心，于是他们飞到深谷之间以自己的翅膀为桥，方便人类出行，而人间的桥也多是天使翅膀的化身。”德里纳河上的桥和波斯尼亚的民间传说是安德维奇的家乡，是他创作波斯尼亚三部曲的心灵起点。1972年，他在自己参与缔造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祖国最为兴旺的年代告别人世，二十年后，这片土地便又陷入了民族和宗教纷争的无尽劫难。小说结尾，德里纳河上的这座人间杰作因为一战而被炸断，老人阿里霍扎也走入了生命尽头，战火再一次蹂躏了这篇土地。德里纳河上的桥是三百多年历史的活化石，是当地人心中的永恒，如果我们相信波斯尼亚那则传说里桥是天使翅膀的说法，那就祈祷无论是耶稣基督、真主安拉还是圣母玛利亚，都能保佑这片土地再无纷争，平安喜乐。
（这本书貌似只有1978年人民文学的一版而已，图书馆里也不好借到，于是只好下载了pdf看，感谢kindle。希望能有出版社再版此书。）
希腊罗马时期巴尔干地区是北方蛮族南下蹂躏的要冲；中世纪时这里是拜占庭帝国和核心部分，也频繁被东征的十字军劫掠；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欧洲人视其为改变世界的大事件。这里是昔日奥斯曼土耳其新月弯刀直指欧洲腹地的前哨，更是延续至今民族宗教复杂性和文化冲突的前线。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在这里盘根错节，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这里相伴相生。这片土地最近的一次劫难是横亘整个1990年代的南斯拉夫内战，其惨烈程度和战争暴行不输二战，种族清洗、强奸营这样的令人发指的行为就发生在距离西方文明世界中心几百公里的地方。
怎样呈现这片土地的复杂性和其历史命运的悲怆？南斯拉夫国宝级作家伊沃·安德维奇选取了自己家乡这座传奇一般的古老石桥，德里纳河上的桥，这座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边境地区的伟大建筑，见证了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直到一战爆发的三百多年历史，让这座壮丽精湛的人造物成为纠结着关于异族统治的乡土传奇的历史活化石。
德里纳河流经的维舍格列小城附近原本没有桥，书里描述，在山地纵横的巴尔干地区，河两岸交通不便，每年发大水都会冲毁小城，民众叫苦不迭。这里本就地处土耳其帝国和欧洲交锋的前线，边陲地区也无多好的建设，但从这片大山里走出却走出了一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宰相，默罕默德·巴夏大人，他造了这座桥，成就了默默无闻的德里纳河和小城维舍格列，成就了安德维奇这位伟大作家。
虽然这是一本充满了各种精彩故事和美丽传说的小说，但关于巴夏宰相的故事则是我认为本书最有戏剧冲突和历史意蕴的。穆斯林征服了巴尔干这片原属于基督教/东正教西方世界的土地之后，出现了一种名为“血贡”的制度：帝国在这里强掳一些健壮聪明白人幼童，从小通过严酷的手段培养他们成为苏丹陛下的禁卫军，或者在更重要的位置任职，让这些白人成为长着西方面孔的穆斯林，为帝国效力。1516年，德里纳河畔苏克罗维奇的一个十岁儿童成为这批“血贡”的一员，被装进了驴背上的筐子里带走，后面跟着被帝国军人皮鞭驱赶的哭天喊地的母亲。书里描写到：“他默默无声地左顾右盼，眼里没有一滴泪水，冻得发红的小手里拿着一把小小的弯刀在筐子边刻划，一面环顾四周……这个小孩在十一月的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使他身上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后来一直没能痊愈，甚至在他改变了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改变了姓名和国籍之后，也一直在折磨他。”他后来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大将，当上了驸马，指挥军队扩展了帝国领土，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默罕默德·巴夏，而许多年前的十一月的某天他得上的那种病，也在他晚年找到了解药——为交通不便的德里纳河地区建一座坚固、伟大和不朽的石桥。
小说开篇不久所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值得玩味，和小说最后奥匈帝国统治形成呼应，形成两个异族统治的场景。巴夏造这座桥固然是功成名就造福乡里，勒石以显功名，但更为了给自己基于幼年被掳的痛苦回忆形成的身份认同危机一个交代，他是披着白人皮囊的穆斯林，是统治自己家乡的异族的化身，内心的撕裂需要通过造桥这样一个撇开道德而言颇具进步和善良意味的行为来平复，这是最为吊诡和富有戏剧冲突之处。这里的人民对待大桥的态度，也呈现出一定的矛盾特征：在前现代社技术水平下，造这座桥所需的人财损耗无疑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巨大痛苦，加深了民众对外来奴役者的痛恨，于是出现了拉迪斯拉夫率领的当地人的反抗，他被钢钎插死尸首示众，成了民间记忆里的英雄；但大桥建成带来经济的繁荣和生活的便利，却是百姓们乐见的，大桥中间开阔的平台加比亚台成了小城的公共空间和公园，人们都喜欢在这里流连忘返享受生活，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对大桥充满感情，拉迪斯拉夫起义反抗的故事，也被具象化在大桥身上形成了很多中性的没有反抗意味的传奇故事：土耳其人造桥讲迷信，要在桥墩里放几个婴儿保平安，于是自己婴儿被掳走的母亲恳求在桥墩上凿眼，她便于喂奶，于是这些石眼许多年下来还会留出一些液体；还有传说讲桥墩的小屋里住着当年造桥的神秘黑人，小孩子们常去好奇一探……历史流过百年，土耳其残酷造桥和拉迪斯拉夫这样的反抗人物或许不重要了，关于大桥本身的传奇故事才一直留在人们心中。十九世纪土耳其帝国衰败，奥匈帝国接管这片土地之后，建起医院铁路等各种现代化设施，也让这边陲小城有了现代化的身影，带来了学校电报铁路邮局和妓院，现代化的日耳曼士兵们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整修这里古旧的大桥，而这里出现的具有反抗意识的热血青年和民族主义诉求的知识分子，却没有重蹈先辈拉迪斯拉夫的覆辙，在一个普遍进步的年代，他们求独立要自由的愿望实现了——但催生这些进步和自由解放的土壤，又如何不是奴役者本身带来的呢？正如小说最后几张描写的，关于宪法和民主等一系列想法的布告，本身就是以奥匈帝国皇帝的名义昭告这片土地的人民。
正如书中所说，百年岁月就像德里纳河上的大桥下匆匆流过的河水，早已不可寻觅，但唯有这座大桥一直伫立，大桥就是历史的化身。历史本该如此的，是无数事实的坚固结晶，人们的喜怒哀乐可以烟消云散，但历史事实和大桥这样的真实存在却是客观、精确和去道德化的，不为人的情感和好恶所左右。读罢此书，我坚信安德维奇是明确这一点的，他没有因为自己是当地人而盲目歌颂老乡，也没有因为自己是南斯拉夫作协主席而美化这片土地的历史。
他在书中对自己维舍格列的老乡颇有微词，他们懒惰、保守、今朝有酒今朝醉，只喜欢享乐，在一个山谷纵横地形破碎的地区，具有这样一种不进取精神的人群自然过着一种并不发达和先进的生活，靠他们无疑也不会有德里纳河上的桥。土耳其人败退的好些年里，社会动荡大桥的公共设施无人管理，大家却不过问，只是怀念当年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秩序和繁荣，这种情况到了奥匈帝国接盘之后才有所改观，这些现代化的日耳曼人整修大桥建设城市，这里才又繁荣起来。同样，这本书在中国出版于七十年代大讲阶级斗争的时期，翻开出版说明就能发现，翻译者和出版方为了政治正确，突出所谓“对当时异族统治和封建制度强烈抗议，一部南斯拉夫的苦难和斗争史”，实际上作者在书中大量讲述了都是些流传民间的美丽传说和不同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不少篇幅摘出来都可以单独成篇，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他没有大肆歌颂率众反抗大桥建造的拉迪斯拉夫，也没有把抗婚跳河的少女阿福达吉娜奉为女神，更没有盲目颂扬小说末尾一战时期要求民族独立的热血青年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安德里奇的叙述，特别具有一种当地人讲传奇故事的口吻，他笔下都是各个年代活生生的小人物，对富商、地主、平民、酒鬼、赌棍、女老板这些当地人的生活和人生困境、对土耳其人和奥匈士兵的所作所为，没有道德和民族情绪上的指摘，对围绕大桥发生的那些魔幻色彩的美丽传说，描写得惟妙惟肖（例如赌徒那段）。安德维奇的叙述，不论所引材料是否逼近历史真实，但其态度无疑是客观公正的，土耳其人和奥匈帝国以统治者的姿态带来了德里纳河上的桥和现代化的铁路电报，这种切实的进步是去道德化、不为特定情绪所左右的客观事实，带来了这里的进步。安德维奇写作这本书的年代正是二战时纳粹占领南斯拉夫之际，他作为外交官失业赋闲在贝尔格莱德，在每个人心中都有救亡图存的情绪化因子、在所有人都因为战争而使民族主义成为合理选择的历史条件下，他没有在小说中把土耳其人和奥匈日耳曼士兵描写成魔鬼，也没有义和团式地歌颂历史上反抗的老乡，这非常值得敬佩。
波斯尼亚地区的穆斯林有则传说：“鸿蒙初开时真主化育天地，将这世界造成非常美丽和平滑的样貌，但是魔鬼心存邪念，用自己罪恶的双手在这光洁平滑的世界又抠又挠，造成了一道道抓痕，这些抓痕演变成世间的深沟巨谷，制造交通障碍让人们为难。天使们看到这情形非常痛心，于是他们飞到深谷之间以自己的翅膀为桥，方便人类出行，而人间的桥也多是天使翅膀的化身。”德里纳河上的桥和波斯尼亚的民间传说是安德维奇的家乡，是他创作波斯尼亚三部曲的心灵起点。1972年，他在自己参与缔造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祖国最为兴旺的年代告别人世，二十年后，这片土地便又陷入了民族和宗教纷争的无尽劫难。小说结尾，德里纳河上的这座人间杰作因为一战而被炸断，老人阿里霍扎也走入了生命尽头，战火再一次蹂躏了这篇土地。德里纳河上的桥是三百多年历史的活化石，是当地人心中的永恒，如果我们相信波斯尼亚那则传说里桥是天使翅膀的说法，那就祈祷无论是耶稣基督、真主安拉还是圣母玛利亚，都能保佑这片土地再无纷争，平安喜乐。
（这本书貌似只有1978年人民文学的一版而已，图书馆里也不好借到，于是只好下载了pdf看，感谢kindle。希望能有出版社再版此书。）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