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那个时期的独特风格

“复盘”一词原来只在下棋的时候听到过，而之所以读《历史的复盘》这本书，有一部分原因便是被书名吸引的，觉得名字起得非常特别，然后再加上朋友的推荐，说这本书讲了许多清末至民国这段历史中的人物，对许多历史事件也有一定程度的客观还原，于是带着探究历史，学习知识的心态开始了读这本书。
初读“吴宝初上疏”，便觉得这本书与其他描写历史的书不一样，文笔凝练却十分流畅，内容繁多却十分易懂，没有太多传统史书那样艰涩难懂的词语，更多的是平实凝练的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讲都能够恰当地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同时，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写历史，距离感把握得恰到好处，以冷静的思考和客观的叙述来描写人物，绝对是一部生动的民国人物史书。其实我是在看书的最后才得知范泓老师曾经是从事新闻写作的，知道后也才恍然大悟，这样的写作方式离不开写新闻时形成的一种习惯或者说是方式。
历史是由众多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组成的，作者比较全面的描写了从清末到民国这一时期中对历史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一些代表人物，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细观这一时期，正值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之际，于是很多有识之士毅然选择了变法图强，而这些人物，又大都有前往各国学习的留学生背景，因而在民国时期就出现了一种现象便是很多政界、文化界的名流都是十分年轻的一代。被政治暗杀的著名记者黄远庸，作为记者时在《申报》、《少年中国周刊》、《庸言报》等各大报刊杂志中刊登论说、时评近五十万言，死时年仅三十二岁。同样被革命党人刺杀的汤化龙，在三十五岁便出任湖北咨议局议长，阎锡山在担任山西省长的时候更是只有29岁，以一人之力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实属不易。
 “学而优则仕”，这在中国的历史中屡见不鲜，在这一动荡的年代也不例外，但可惜的是很多人只会做学问，而不懂政治，在学术领域的佼佼者不一定是政治领域的领头人。翁文灏在二十三岁便获得了比利时鲁汶大学物理与地质学博士学位，成为了当时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地质学三大权威之一，在学术界领域建树颇丰。但是这样一位学术界权威却踏入了政治的漩涡，即使奉公勤勉，洁身廉正，仍旧不免染上官僚习气，最终在担任行政院长的时候因为金圆券风潮黯然下台，结束了其悲哀的政治生涯。
“人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小廉曲谨之流，爱之适足以害之，国利民福俱受其影响，欲求历史上所谓知人善任，殊戛戛其难也。”这是台湾史学家沈云龙针对翁文灏从政结局所说的一段话，寥寥数语，把该说的都说尽了。但尽管很难知人善任，但是那个时候的许多政界领袖，却大多都是勤勉奉公，廉洁公正，相比之下，如今的中央反腐也确实十分有必要。
与此同时，当时的文化界领域也是十分的热闹。罗家伦出身朝廷命官之家，却喜闻新文化，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在北大上学期间便联合傅斯年、康白情、俞平伯等人建立了学生刊物《新潮》，极大促进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陈布雷作为一名政论家，用一支笔便在上海舆论界横扫千军，独树一帜，撑起了《商报》的发展，一张张报纸针砭时弊，延揽读者，靠的全是陈布雷一人。北大校长蒋梦麟，在建设北大，培养人才方面更是贡献颇丰。对于校内的许多事情，蒋梦麟一直主张抓大放小，他受过西方民主训练，骨子里有民主意识，因而他始终没有走向校长独裁，而是建立了一个有效率的行政体制，除行政方面由他决定外，教务工作全由各院系负责，作为校长，他绝不干涉，他认为这是专家范围内的事情。蒋梦麟对蔡元培时期主张的以德治校的体制做出及时调整，把学术和事务划分开，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极大地促进了北大教育事业的发展。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或复杂、或伟岸、或惨淡的人生，经过范泓的娓娓叙说，透过历史的重重烟云，在一般大众的眼前渐渐地清晰起来。通过阅读，让我们发现了许多跟记忆不一样的历史，也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时代，更加了解属于那个时代的人物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