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与真妄

《金瓶梅》自问世以来，评点、考据、研究者众，蔚然形成一门“金学”。格非这次出版《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细加论说，在“金学”大厦添砖加瓦，究竟意义如何？是否发前人之未发，有所洞见？

细读此书，格非的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文献考据基础上的。从参照的版本看，他主要使用两个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崇祯绣像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万历词话本。同时他也参考了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的《金瓶梅》会评会校本。

这些都是国内出版的较权威的《金瓶梅》版本，《金瓶梅》虽被目为“淫书”，影响了它的传播，但其实这部书绝非为写“性”而写“性”，它呈现了16世纪晚明社会的人情百态，可谓包罗万象，前人之述多矣。格非的评析，也未涉及具体的性描写内容，而是从经济、法律、宗教、伦理乃至哲学的角度条分缕析。除了《金瓶梅资料汇编》，他还参考了《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史学典籍，以及《王阳明全集》、《尼采思想传记》、《白银资本》等中外哲学、经济学等著作，其中有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一面，真正让人耳目一新的是东西方哲学比较的部分。比如在《伦理学的暗夜》、《自然、本然与虚无》两篇文章中对东西方观念变革时代（社会变革与思想变革）的比较。

格非发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另类哲学家萨德的作品与《金瓶梅》之间存在着思想或价值共同点。比如西门庆与萨德及其笔下的主人公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道德倾向，他们从根本上憎恶美德，藐视法律。但一个源于贵族梦的破灭，一个源于权力幻觉。萨德之后，哲学家尼采继续批判道德，他认为道德的基础，恰恰就是不道德。主宰道德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斗争关系：弱者视强者为恶，强者视弱者为贱，这和《金瓶梅》的指向何其相似。

《金瓶梅》中没有贤人，只有恶人、愚人、痴人、妄人，有的人更是将各种人性丑恶集于一身。比如道德观念中最“恶”的西门庆、潘金莲。可是书中也呈现了两人性格中“真、趣”的一面。潘金莲说话办事比起深藏不露的孟玉楼，可谓直爽，恶也恶得毫无掩饰。她口角伶俐，活泼机趣、嫣然百媚，所以恶与美（外貌美）、真并行不悖。西门庆财运官运都可谓亨通，妻妾成群，帮闲众多，小厮鞍前马后伺候。回到家里，俨然小王国的国君，在社会上则左右逢源，很少遇到挫折。可说是在当时社会里，是最具生活自由度的一类人，得以尽情展现其贪财好色的本性。他的生活，是人性自由伸展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模本。这两个书中主角，都有强烈的“真性情”，同时也是为传统道德所不容的反人伦无节操之人。但作者持有“无善无恶”、“既是又非”的相对主义价值立场，让他们的形象无法简单评判，崇祯本作者更是立足于“去道德化”立场，对文本加以改造，使《金瓶梅》的虚无色彩更为浓厚。

为了更好地阐释《金瓶梅》的伦理道德立场，格非把《金瓶梅》置于十六世纪前后全球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的背景中详加考察。他发现，西方的社会革命与思想变革，是在“自然”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者说，对“自然”的发现，构成了反基督教主义、反道德主义以及反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参照，《金瓶梅》的“嫉伪”和道德批判，也有一个重要的参照物，它不是萨德、施蒂纳、尼采的“自然”，而是佛教与阳明学“无善无恶”的“本然”。这使《金瓶梅》出现了用禅宗“真妄”取消善恶是非的倾向。这种中西方思想背景的对比很有意思，虽然源头不同，在思想发展的枝干上结出了不同的果实，但在文学作品这个层面上，却展示出异曲同工之妙，盖因人性相通，人们的行为模式在一些触及本性的方面，是不分东西的。

这类研究当然不是为潘金莲、西门庆“翻案”，而是希望读者能够超越简单的是非善恶看待书中芸芸众生。《金瓶梅》的时代距今已有400多年，而书中描摹的人情人性，与当今社会有多大差异呢？格非也在序中明言：当今中国社会状况的刺激以及这种刺激带给他的种种困惑，也是写作此书的动因之一。因此，即使时移世易，关于《金瓶梅》的话题，还可以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