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先觉的战与“降”——读《大崩溃》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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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可可买来了《大崩溃》,我还不知道都梁先生有了新作;如果不是读了他的新作,我还不知道有一场名为“衡阳保卫战”的苦战;如果不是接触了衡阳保卫战,我还不知道战将方先觉的战与“降”;如果不是了解了方先觉的战与“降”,脑中也就不会有了疑惑……
这本书的背景是豫湘桂会战,它是指1944年4月至12月间,在河南、湖南、广西等广大地区,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绞杀。日本方面称之为“一号作战”或“大陆打通作战”。
既然被日本人成为“一号作战”,那么可想而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次作战所包含的战略意图对于日本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他们当时苦陷于太平洋战场,屡战屡败的情况我不再赘述。但对于日本人战前的准备,我认为有必要说明一下。结合书中的介绍和网络上的有关资料表明:为了“一号作战”计划的实施,日本本土实施了从明治维新以来的陆军彻底动员,为此次作战所调动的人力,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日本关东军及本土动员了38万部队补充到前线,将在中国的乙种师团和丙种师团调升为甲种师团,并将在中国战场上首次使用坦克集群作战。后勤方面的准备更是充分,改组了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以飞机油料计就有半年存量,弹药足以使用两年。以及数量庞大的马匹、汽车、补给船艇等种种后勤准备均达到半年以上的准备量。日本人对“一号作战”的准备之详细之程度,上至野战军医院,下至士兵军靴修理,都已有了周密的计划。
相较于日方的彻底准备,中国方面是出于极度不利的情况之下,如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冲突已经达到了顶峰,其他内部基础不稳固,以及1942年制1943年的大饥荒等等,我也不再赘述。
而衡阳保卫战正是这次会战中的一场战役,发生在1944年6月22日至8月8日之间。参战双方是国民革命军第10军和日本帝国第11军。虽然他们都是以军为单位,但是在实际的兵员和装备上有天壤之别。第10军号称3个师,但是经历过常德会战之后,为整补完成,实际只有一个半师的兵力,约17000人。而1944年5月的日军第11军,其兵力和战力都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其司令官横山勇在“一号作战”计划中可以指挥9个主力师团,4个混成旅团,总兵力达到150个步兵大队,共计36万人。此外,还有两个飞行师团和海军舰队以及海军陆战队的协同作战,这是个令人生畏的战略集团。而横山勇用于进攻衡阳的兵力为55000人。
兵力和战力上的悬殊让横山勇认为攻下衡阳两三天足矣。但是这场战役注定会在两军各自的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我想,时年6月底正处于亢奋状态下的横山勇怎么也不会料到,他攻克长沙用了三天,而攻下衡阳却用了四十七天!
衡阳保卫战对于日军而言,可以说是在中国战场上所经历的最为惨烈的一战,后据日军曾参战的官兵描述,说中国军队根本就是拿手榴弹当刺刀在使用,将三颗手榴弹串成一串,见到人影就丢。
血战期间,日军前后三次补充兵员,最终付出了伤亡6万余人的代价,而中国守军伤亡15000余人,其中阵亡6000余。这种战损比是当时的日军无法接受的。日本战史承认,此役“牺牲之大,令人惊骇”。
中国守军尽管造成了日军巨大的伤亡,但是中国方面并没有以此为战机,实施有效的反攻。战役的进程正按照我所熟悉的那种规律进行着:兵力和武器弹药在这架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中消耗着,援兵不知在哪里,弹药仅靠陈纳德的空投也只不过是杯水车薪,阵地在收缩……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
书中提到,方先觉在他的军指挥部的地下室里召开了决定第10军命运的一次会议,战至当前,全军成建制的部队只剩一个营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无非是三条路:第一条路是组织残存兵力突围,但是蒋介石的命令仍是固守待援,也就是说,这种没有命令的突围可视为临阵脱逃,即便是成功突围了,那将来也是要上军事法庭的;第二条路是简单,那就是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与衡阳城共存亡;第三条路……谁也没有提及,那就是放下武器投降。下属军官的意见种种,下最后决心的时候到了。无法体会他的那种艰难,只是知道他决定破釜沉舟了,他的命令是:国民革命军第10军决定死守衡阳,绝不突围!决不投降!
陷入绝境中的最后那声嘶吼是如此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看到这里,我以为一个符合我长久以来以为的那种英雄鲜活的出现了,但是仅仅是在几页书后,方先觉违背了自己下达的命令。
8月8日清晨,第10军的阵地上打出了白旗,国军的军使到了日军的阵地指挥所,要求洽谈停战事宜,条件有三:一是有条件停火,不能视作投降,二是保证官兵安全,三是保存第10军建制。消息传到横山勇处,限于苦战许久的他大舒一口气,命令他的参谋长先答应下来……方先觉投降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使方先觉作出了这个决定?我们可以回顾历史而得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军人走上战场只有两种结局,或胜利或战死,而投降或被俘向来被视为军人的奇耻大辱。当年西汉名将李陵率五千步卒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八万战骑激战,斩杀匈奴一万多人,最终因后援不继,弹尽粮绝,不幸被俘投降,而他如此悲壮的绝地搏杀,血染战袍,换来的是汉武帝对他全家的满门抄斩,司马迁也因此事件受了宫刑,他更是背负了“汉奸”的骂名。
我想,在之前提及的那次会议上,方先觉早已清晰的认识到,他惟缺一死,就可以和文天祥一样成为彪炳史册的民族英雄了。他只要选择在弹尽粮绝的境地中力战殉国,就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了。他也的确那么做了,他曾经举起自己的佩枪准备自戕,被下属打飞了枪。阅读后,我明白了他的苦衷,摆在他面前的还有八千多个伤员。一将功成万骨枯啊!那些与他一起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官兵就应该为了成全他方先觉的功名而抛弃自己的生命吗?他清楚日军的做派,《日内瓦公约》对他们来说是废纸一张,死守之下,玉石俱焚,八千伤员难逃日军的杀戮。
日军在破城之后,将他们炮兵的射击诸元对准了第10军的野战医院,这一下子击中了方先觉的软肋。他并不害怕战死,或许他也不在乎做什么英雄,但他惧怕被国人误解,被辱骂成汉奸,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与身败名裂比起来,光荣的战死是一件幸福的事。但那些与之生死与共的兄弟们,他们都有父母高堂,妻子儿女,他又怎能对他们不管不顾呢?
扬州十日,这是史上著名的惨剧。史可法因一篇《复多尔衮书》使其名垂青史,保全了自己的名节,但是又有谁能细数着背后80万百姓的冤魂?谁能?!这被屠戮的80万生灵想必早已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
中华名族自古以来的价值观表明,投降和被俘是一种“罪恶”,如同女人失贞一样,惟有投井上吊才能弥补失去的名节,绝境之中的军人,也只有一死才能证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诚,我们可以为了名节而放弃结果,哪怕是80玩生灵的毁灭也在所不惜。在如此非黑即白的极端思维之下,有谁理解第10军的将士在大溃退的总趋势下,苦撑危局,浴血搏杀,予敌人以超过自身总兵力的重大杀伤后,在绝境中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
军人的职责是什么?是保家卫国,是与敌人战斗,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要毫无意义地去送死。西方军人的价值观中,在弹尽粮绝,突围无望的情况下,保全生命应视为唯一的选择。军人投降后有保持尊严的权利,有被俘后不被同胞歧视和迫害的权利。
书中对于中美联合飞行队的飞行员的描写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美军飞行员在出征前要领取一定数量的货币和黄金,用在落入敌占区是买命之用,而中国飞行员巴不得能带着冲锋枪并多带几个弹匣上天,好在不幸落地之后多杀敌人或是杀身成仁。
这种价值观存在于以方先觉为代表的职业军人中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组成他手下武装力量的士兵来源于各行各业,他们对于战争的看法又是怎样的呢?
书中的主要人物满堂和铁柱正是这些士兵的代表,他们有一段对话我印象深刻。在一次战斗的间隙,铁柱问满堂:“哥,有件事俺一直琢磨不明白,你说国家是个啥?长官们老说咱是为国家打仗,可啥是国家,长官们也说不明白。”接话的满堂也满是困惑:“国家在哪儿?看不见,摸不着,过日子遇到难处了,你还没地方找它。等国家遇到难处了,它该找咱了,咱不去还不成。”促成他们扛枪投入这场战斗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因为家恨。至于国家对他们来说,远不如加来得真实可见,千百年来,他们认定了天下是皇帝或是国家元首的,小民只有纳税的份,而享受不到国家政权带来的任何好处,为了国家流血拼命的事爱谁谁去,这种环境下,很难使他们在短时间内具备一个职业军人的觉悟和素养。
戎马多年的方先觉显然明了他的士兵的状态,因此,他的选择充满了人性的光辉。
凤凰网中有相关的文章记录了方先觉之后的遭遇。沦为战俘的他在三个星期时候成功脱逃,并见到了蒋介石。后来蒋介石在昆明组建第207师时原定的师长是方先觉,后因其“投降”的行为背后诟病,迫使蒋介石将其撤换。这一举动大大刺激了他,他明白自己所钟爱的军事生命已经在衡阳的残垣断壁中埋葬了。他后来不无伤感地对人说起:“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是那次举枪自决时没有把自己打死。”这连蒋介石也为他的不幸感到委屈和遗憾,某次,有参政员故意询问:“在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算不算投降?”蒋介石闻言大怒,却又不愿对此作出任何解释,可以看得出来蒋介石是十分看重他的这位学生的精神的,但这又与国家与他所强调的“成仁取义”的意思相违背,想来,在他的内心也是矛盾重重。方先觉的悲剧在于不被国人理解,但是当年敌国的日本人会在方去世以后到他的墓前敬献花圈,为的并不是他当年曾经“投降”了日本,反倒是他敢于与数倍于己的日军血战到底的精神。
写到这里,有片刻虚弱的感觉袭来,不知如何与人述说,思量许久,也只能用借用作者的疑问用在结尾。
悠悠千古,衮衮诸公,有谁能深入地剖析这其中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