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蔡炯昊：晚年胡适的“率性”与“做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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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胡适的“率性”与“做圣”
蔡炯昊
2014-08-26
1958年4月，胡适自美国回到台湾，接替朱家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卜居台北郊外的南港，与中研院毗邻，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国公学时代的学生胡颂平担任胡适的秘书和助手，到胡适1962年逝世，朝夕相处近四年之久，将胡适日常所言所行中精彩可观的部分按日期记下，编成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1984年）。读之令人如亲睹胡适之音容笑貌，亲切有味，可以窥见政论文字及高头讲章之外的胡适。其中不乏值得反复玩味的句子，对答之间有如《论语》之中孔子与门人的谈话，而胡颂平也在书中称读《论语》从胡适身上获得印证；而另一面，幽默隽永之语，有如禅宗语录，令人会心莞尔。罗志田教授曾以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为教育子女所编的启蒙诗中“率性”（出自《中庸》）与“做圣”二语概括胡适性格中的两个面向，从此书看来，大致不差，可以各举出若干例子来印证。
晚年仍坚持早年的见解
胡适一生为学论政的主张前后变化极小，在近代学人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一位，就影响论，在近代中国可与之相牟的梁任公便是流质易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前后主张相差很远。而与1949年之后在大陆影响极大，在台湾则被封杀，近年来又常常被思想界拿来与胡适相比较（尽管我认为比拟不伦）的鲁迅也前后变化甚巨。胡适此种前后一致大约与其刻意要“做圣”的念头以及多年的修身功夫是分不开的，到晚年，也可以说是内化到了一言一行当中，即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胡适以少年暴得大名于国中，与其提倡白话文，竭力鼓吹新文学分不开，到晚年还常常坚持这一主张，评论诗文时常常可见，作文时也力求浅近，要让读者能不费力就懂。如他1960年4月25日对胡颂平说：“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给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意思去写，不是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69页）评价古文时，胡适便不以众人评价甚高的明代归有光的几篇名文如《寒花葬志》，《先妣事略》为佳，认为语句都有不通之处，是因为当时口语已经不是古文，勉强为之，所以不能文从字顺，更无从传神了。唐宋之际提倡古文者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之所以能通，是因为读通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先秦典籍，先秦古文正是当时的口语，所以是活的语言，活的文学，“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77页）
又如胡适早年《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不用典，1960年12月26日《公论报》的女记者宣中文拜访胡适，胡适和她谈起报章上的一篇文字《梅贻琦重获健康》中有如下句子：“这逃避无踪的病中岁月，对梅部长真是‘燕莺过后雁飞去，细数浮生千万绪’。”胡适认为不好，说：“你为什么不开门见山的写？为什么要用这些套语？”并且指出她引晏殊词句的错误指出，接着又不失幽默地说：“该打，该打手心。”（100页）
至于诗词，胡适主张也是一如早年选编《词选》时的态度，力求口语化，生活化。一次胡颂平背起苏东坡的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胡适说这首词是首好词，其中只有一句不好，就是“家童鼻息已雷鸣”，说：“你也曾听到过儿童熟睡时的鼻息如雷鸣吗？儿童是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决不可用雷鸣二字形容。这就是说得太过了，这是东坡的偷懒，不肯造句……作诗填词，都不能用凑句，虽然七绝只有四句，只要能做到没有凑句，就很不容易了。”（71页）
胡适论诗，认为看一个人的诗写得好不好，要看他的绝句，大约也看能否不凑句而来，因而对于许多过去评价很高的诗很不以为然。1961年12月5日，胡适病中与胡颂平谈起：“你看完陈三立《散原诗集》吗？这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的。像杜甫《秋兴》八首，我总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律诗像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256页）杜诗之中，《秋兴》八首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名篇，而胡适却以为不通，更以缠足比喻律诗，可见胡适心中律诗的地位了。数十年来，态度并无大的变化，相当一致。胡适晚年还念念不忘有机会要完成《白话文学史》的下卷，然而终于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也是一桩憾事。
新思想与旧道德融于一身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文学上的主张与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不能分开来看的。论者每每认为胡适对文言文立论过苛，而事实上，胡适作文作字心中都存有一读者（如前引之文），做事更是常常从细节处便替人着想，并且认为世上最为可耻的事就是摆出一副生气的脸给人看，这大概与早年丧父跟随母亲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的生活经验有莫大的关联。小到折信纸一类事情，胡适都能考虑到收信者的方便，某次和胡颂平谈起：“外国和中国信的折法不同，他们是把有字的一面向里折，不要折得太整齐，就是说不要对折，上面的长些，下面的短些，那么人家拆信之后很快可以打开信纸来看了。这样小小的事情，也要为别人着想。”（183页）可见胡适细心之处，读之令人感动。又如写字，胡适也是一笔不苟，力求个个字清楚，认为“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你写的草字叫人家认不得，你就对你的朋友不负责任了。”（234页）而直到逝世的当天下午要参加中研院新任院士的酒会时，胡适还催促胡颂平要早些前往会址，不要让人家久等。
于细微处，可见胡适修身功夫一斑，这与其出身于“僧道免入”的理学家庭，或不无关系。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赠挽联词曰：“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可谓知人之论。在胡适身上新思想与旧道德实是一体两面，相得益彰。傅斯年中年之后曾说：“我们这批人思想上可以说已经西化了，但是安身立命处还是地道的中国人”，也是这一层意思。
胡适晚年受人攻击，大陆上自不必说，台湾及海外一群“新儒家”认为他贬低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以致异端邪说兴起，是大陆沦陷的主因。持此种论调者其实不知胡适，所以书中屡有提到胡适连看都不要看这些文字，并说看了也不会生气。相形之下，胡颂平记下攻击胡适的徐复观之流的言行就让人不能恭维了，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的一篇文字中对胡适进行漫骂，语调近乎人身攻击：“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词句，来污蔑中国文化，污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而徐复观在195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则甚为谦恭称：“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云云。以此观之，标举儒学而前后言行不一致，主张且不论，而行事若此，似不足以当儒者之名，遑论所谓“新儒家”。
儒家首重修身，以今天的话来说可是说是主张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胡适虽从不自称儒家，实际上却得了先秦儒家的神髓（无独有偶，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同一战线的周作人中年以后自称儒家），颇值玩味。可见新文化诸人的思想底色中，传统因素的比例还是相当大，大概幼年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与后几辈从新学堂出来的学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做圣”的胡适也有“率性”的一面
谈毕“做圣”的一面，“率性”的一面自也不能忽略。胡适讲话风趣，常常引人一笑，而又决不浅薄庸俗，前引打手心的事例屡屡见到，胡颂平某次不按时回家，胡适也称须打三下手心。一次蒋廷黻在胡适病中来探望，说小孩子不听医生的话，该打屁股，胡适便连声说听话听话，作儿童状。
又如谈到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说：“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4页）而某次陈雪艇请胡适吃饭，胡适不同意，戏称未经太太允许而擅自带客人回家吃饭，是美国妇女离婚的48个理由之一。直到对方说是女儿做饭胡适才欣然前往。而胡颂平不几天不回家，胡适故也作严肃状说：“我的PTT证（怕太太证）不能颁发给你了，因为你还不够资格。”以此来调侃下属。此类事例还颇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可自行搜寻。总而言之，胡适晚年的“率性”性格并未减退，还是随时显露的。
郭沫若、冯友兰及其他
此外，该书予读者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几处：一是关于与胡适有过来往的人物的轶事，如关于郭沫若的，胡适某次提到：“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76页）。这一抱一吻将郭的行状描摹得淋漓尽致，有了这层知识，得知其后来的种种肉麻谄媚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则关于冯友兰，“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零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169页）这段话也是很传神的，冯友兰随风倒的毛病别处也曾见过，而贪小利则是首次知道，倒是与何兆武笔下爱当二房东的吴晗有几封相似了，可谓难兄难弟。
一是彼时台湾社会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好学的风气。胡适某次夜里乘车回家，一军官立于路旁说要向他请教，还说一直读他的书，很有收获。而一位驻守马祖的兵士也来信求教不同版本的《出师表》中一个字的异同，胡适读信之后甚为嘉许，认为在军中图书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做这样的小考证。以我的有限经验，今日军人当中，如此好学之人，可能已经不多见。胡适心脏病发住院后，还有台湾中部的一位小学教师要前来拜访，说一直读他的书，得知他病了，要告诉他家传的治心脏病的偏方，虽然这位老师不知道心脏病还分好几种，但总归令人感动。身处流行文化压倒一切、传统阅读日渐式微的时代，看到这几则事例，便只能心向往之了。
晚年胡适的“率性”与“做圣”
蔡炯昊
2014-08-26
1958年4月，胡适自美国回到台湾，接替朱家骅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卜居台北郊外的南港，与中研院毗邻，开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旅程。中国公学时代的学生胡颂平担任胡适的秘书和助手，到胡适1962年逝世，朝夕相处近四年之久，将胡适日常所言所行中精彩可观的部分按日期记下，编成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联经，1984年）。读之令人如亲睹胡适之音容笑貌，亲切有味，可以窥见政论文字及高头讲章之外的胡适。其中不乏值得反复玩味的句子，对答之间有如《论语》之中孔子与门人的谈话，而胡颂平也在书中称读《论语》从胡适身上获得印证；而另一面，幽默隽永之语，有如禅宗语录，令人会心莞尔。罗志田教授曾以胡适的父亲胡铁花为教育子女所编的启蒙诗中“率性”（出自《中庸》）与“做圣”二语概括胡适性格中的两个面向，从此书看来，大致不差，可以各举出若干例子来印证。
晚年仍坚持早年的见解
胡适一生为学论政的主张前后变化极小，在近代学人中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一位，就影响论，在近代中国可与之相牟的梁任公便是流质易变，“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前后主张相差很远。而与1949年之后在大陆影响极大，在台湾则被封杀，近年来又常常被思想界拿来与胡适相比较（尽管我认为比拟不伦）的鲁迅也前后变化甚巨。胡适此种前后一致大约与其刻意要“做圣”的念头以及多年的修身功夫是分不开的，到晚年，也可以说是内化到了一言一行当中，即如孔子所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胡适以少年暴得大名于国中，与其提倡白话文，竭力鼓吹新文学分不开，到晚年还常常坚持这一主张，评论诗文时常常可见，作文时也力求浅近，要让读者能不费力就懂。如他1960年4月25日对胡颂平说：“我的文章改了又改，我是要为读者着想的。我自己懂了，读者是不是给我一样的明白？我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所以我写文章是很吃力的。这是一种训练，这种训练是很难的。别人写文章，只管自己的意思去写，不是为读者着想，我是处处为读者着想的。”（69页）评价古文时，胡适便不以众人评价甚高的明代归有光的几篇名文如《寒花葬志》，《先妣事略》为佳，认为语句都有不通之处，是因为当时口语已经不是古文，勉强为之，所以不能文从字顺，更无从传神了。唐宋之际提倡古文者如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古文之所以能通，是因为读通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先秦典籍，先秦古文正是当时的口语，所以是活的语言，活的文学，“中古时代，从三国末到唐朝的文章，有许多文章是不通的；因为活的文字已经死了，用死的文字来写活的语言，所以很少能做通的。”（77页）
又如胡适早年《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不用典，1960年12月26日《公论报》的女记者宣中文拜访胡适，胡适和她谈起报章上的一篇文字《梅贻琦重获健康》中有如下句子：“这逃避无踪的病中岁月，对梅部长真是‘燕莺过后雁飞去，细数浮生千万绪’。”胡适认为不好，说：“你为什么不开门见山的写？为什么要用这些套语？”并且指出她引晏殊词句的错误指出，接着又不失幽默地说：“该打，该打手心。”（100页）
至于诗词，胡适主张也是一如早年选编《词选》时的态度，力求口语化，生活化。一次胡颂平背起苏东坡的一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胡适说这首词是首好词，其中只有一句不好，就是“家童鼻息已雷鸣”，说：“你也曾听到过儿童熟睡时的鼻息如雷鸣吗？儿童是没有鼻息的，就是有鼻息，也决不可用雷鸣二字形容。这就是说得太过了，这是东坡的偷懒，不肯造句……作诗填词，都不能用凑句，虽然七绝只有四句，只要能做到没有凑句，就很不容易了。”（71页）
胡适论诗，认为看一个人的诗写得好不好，要看他的绝句，大约也看能否不凑句而来，因而对于许多过去评价很高的诗很不以为然。1961年12月5日，胡适病中与胡颂平谈起：“你看完陈三立《散原诗集》吗？这里面没有一首诗使我感动的。像杜甫《秋兴》八首，我总背了几千遍，总觉得有些句子是不通的。律诗像缠小脚一样，过去大家以为小脚好看，但说穿了，小脚并不好看；律诗也没有道理。”（256页）杜诗之中，《秋兴》八首是历来为人称道的名篇，而胡适却以为不通，更以缠足比喻律诗，可见胡适心中律诗的地位了。数十年来，态度并无大的变化，相当一致。胡适晚年还念念不忘有机会要完成《白话文学史》的下卷，然而终于没有完成就去世了，也是一桩憾事。
新思想与旧道德融于一身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文学上的主张与其待人接物的态度是不能分开来看的。论者每每认为胡适对文言文立论过苛，而事实上，胡适作文作字心中都存有一读者（如前引之文），做事更是常常从细节处便替人着想，并且认为世上最为可耻的事就是摆出一副生气的脸给人看，这大概与早年丧父跟随母亲在人数众多，关系复杂的大家庭中的生活经验有莫大的关联。小到折信纸一类事情，胡适都能考虑到收信者的方便，某次和胡颂平谈起：“外国和中国信的折法不同，他们是把有字的一面向里折，不要折得太整齐，就是说不要对折，上面的长些，下面的短些，那么人家拆信之后很快可以打开信纸来看了。这样小小的事情，也要为别人着想。”（183页）可见胡适细心之处，读之令人感动。又如写字，胡适也是一笔不苟，力求个个字清楚，认为“字写得规矩与否，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是否负责任。你写的草字叫人家认不得，你就对你的朋友不负责任了。”（234页）而直到逝世的当天下午要参加中研院新任院士的酒会时，胡适还催促胡颂平要早些前往会址，不要让人家久等。
于细微处，可见胡适修身功夫一斑，这与其出身于“僧道免入”的理学家庭，或不无关系。胡适逝世后蒋介石所赠挽联词曰：“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可谓知人之论。在胡适身上新思想与旧道德实是一体两面，相得益彰。傅斯年中年之后曾说：“我们这批人思想上可以说已经西化了，但是安身立命处还是地道的中国人”，也是这一层意思。
胡适晚年受人攻击，大陆上自不必说，台湾及海外一群“新儒家”认为他贬低中国文化，鼓吹全盘西化，以致异端邪说兴起，是大陆沦陷的主因。持此种论调者其实不知胡适，所以书中屡有提到胡适连看都不要看这些文字，并说看了也不会生气。相形之下，胡颂平记下攻击胡适的徐复观之流的言行就让人不能恭维了，徐复观在《民主评论》中的一篇文字中对胡适进行漫骂，语调近乎人身攻击：“今天在报上看到胡博士在东亚科教会的演说，他以一切下流的词句，来污蔑中国文化，污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而徐复观在1958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则甚为谦恭称：“先生个人之学养，与日俱深……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云云。以此观之，标举儒学而前后言行不一致，主张且不论，而行事若此，似不足以当儒者之名，遑论所谓“新儒家”。
儒家首重修身，以今天的话来说可是说是主张道德上的个人主义，胡适虽从不自称儒家，实际上却得了先秦儒家的神髓（无独有偶，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处于同一战线的周作人中年以后自称儒家），颇值玩味。可见新文化诸人的思想底色中，传统因素的比例还是相当大，大概幼年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与后几辈从新学堂出来的学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做圣”的胡适也有“率性”的一面
谈毕“做圣”的一面，“率性”的一面自也不能忽略。胡适讲话风趣，常常引人一笑，而又决不浅薄庸俗，前引打手心的事例屡屡见到，胡颂平某次不按时回家，胡适也称须打三下手心。一次蒋廷黻在胡适病中来探望，说小孩子不听医生的话，该打屁股，胡适便连声说听话听话，作儿童状。
又如谈到怕老婆的故事，胡适说：“世界各种文字的怕老婆的故事，我都收藏了。在这个收集里，我有一个发现，在全世界国家里，只有三个国家是没有怕老婆的故事，一是德国，一是日本，一是俄国……现在我们从这个收藏里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凡是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反之，凡是没有怕老婆故事的国家，都是独裁的或极权的国家。”（4页）而某次陈雪艇请胡适吃饭，胡适不同意，戏称未经太太允许而擅自带客人回家吃饭，是美国妇女离婚的48个理由之一。直到对方说是女儿做饭胡适才欣然前往。而胡颂平不几天不回家，胡适故也作严肃状说：“我的PTT证（怕太太证）不能颁发给你了，因为你还不够资格。”以此来调侃下属。此类事例还颇多，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读者可自行搜寻。总而言之，胡适晚年的“率性”性格并未减退，还是随时显露的。
郭沫若、冯友兰及其他
此外，该书予读者印象深刻的地方还有几处：一是关于与胡适有过来往的人物的轶事，如关于郭沫若的，胡适某次提到：“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76页）。这一抱一吻将郭的行状描摹得淋漓尽致，有了这层知识，得知其后来的种种肉麻谄媚之举也就不足为奇了。一则关于冯友兰，“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一百三十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一九五零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169页）这段话也是很传神的，冯友兰随风倒的毛病别处也曾见过，而贪小利则是首次知道，倒是与何兆武笔下爱当二房东的吴晗有几封相似了，可谓难兄难弟。
一是彼时台湾社会一般民众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好学的风气。胡适某次夜里乘车回家，一军官立于路旁说要向他请教，还说一直读他的书，很有收获。而一位驻守马祖的兵士也来信求教不同版本的《出师表》中一个字的异同，胡适读信之后甚为嘉许，认为在军中图书不足的情况下还能做这样的小考证。以我的有限经验，今日军人当中，如此好学之人，可能已经不多见。胡适心脏病发住院后，还有台湾中部的一位小学教师要前来拜访，说一直读他的书，得知他病了，要告诉他家传的治心脏病的偏方，虽然这位老师不知道心脏病还分好几种，但总归令人感动。身处流行文化压倒一切、传统阅读日渐式微的时代，看到这几则事例，便只能心向往之了。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