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来华传教士新闻事业研究的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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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近代来华传教士新闻事业研究的力作
原文出处：大佳网 http://news.dajianet.com/shuping/2014/0811/207726.shtml?prd=indexydrping
林乐知是著名的近代来华传教士，他在中国一共生活了47年，见证了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在47年的传教士生涯中，除传教外，林乐知还从事过译书、教学、办学、办报等活动，可谓精力旺盛。近日，由周振鹤先生主编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推出了《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一书。该书对林乐知在华的新闻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研究，被誉为“目前为止有关林乐知和《万国公报》最权威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更加深入认识林乐知及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新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充分利用了林乐知档案，资料扎实，且许多都是第一次被披露。本书作者贝奈特是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师从著名汉学家刘广京，在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方面颇有影响。全书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人生旅程进行了研究，前三章对其在美国的学习、接受使命来华传教、来华后所做从事的工作及所做的调整等进行了描述，后两章则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作为一个传教士，其早期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其在美国的各种经历对其来华后产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充分利用藏于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林乐知档案，包括他的日记、书信、笔记、藏书等，一一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详实的回答。
与我们以往一般的认知不一样，基督教传统的在教堂里布道和分发小册子的传教模式并不是十分有效。来到上海后的林乐知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不断的实践中开始思考更加有效的传教方式，此时美国内战的爆发切断了他与母会的联系，没有经费来源的他不得不通过从事世俗工作来维持传教事业，而恰恰是他从事的这些世俗工作，让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开始，他最终通过传教士的新闻事业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林乐知通过从事这些世俗活动也深化了对基督教的认识，他拓阔了基督教的定义——包括人与上帝、人与他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融合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当然，林乐知在中国从事世俗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作为传教士热情的消退，他的目标和其他传教士是相同的——使中国基督教化，他在孤立的情况下努力传教获得的些许成功，即为其对宗教事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最好明证。
本书分析框架新颖。在书中，作者花了一半篇幅用于分析《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1883年以前）的内容。在写作本书前，贝奈特曾认真阅读了两份期刊，在此基础上写了两本《研究指南》，充分体现了其治学的扎实与严谨。在分析林乐知创办的两份新闻杂志时，贝奈特采取了相同的框架，主要从“编辑和投稿者”“读者和编辑方针”“宗教类内容”“世俗新闻和背景文章”“科学和技术类内容”“批评与建议”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世俗新闻和背景文章”下又分为“中国情势”“中西关系”“西方的新闻”“日本及其改革”四小类，“批评与建议”则分为“林乐知撰写的文章”和“投稿者撰写的文章”两类。经过如此一番分门别类，读者对两份杂志的办刊理念和主要内容就一目了然了。
充分运用了统计的方法，是本书的另一特色。通过统计两份杂志每卷和全部杂志各类文章的数量，并计算出它们所占的比例，贝奈特得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趋势。以《教会公报》为例，它虽然是一份传教士主办的刊物，但它的宗教特色却是不断衰退的，其所包含的世俗内容则在不断增加，林乐知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读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会新报》中“宗教类内容”刊登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自传，这是独一无二的材料，它即提供了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历程，也反映了这些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对西方的态度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宗教内容方面，林乐知尤其喜欢刊登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进行对比的文章，以展示二者的相似之处。当然，在他看来，基督教包含的内容比儒教要“全面的多”。
《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为林乐知和其他传教士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人交流的平台，这些传教士对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对儒教和中国制度的基本批判是建立在他们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基督教视野上，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和基督教进行比较时，林乐知的策略是尽可能地避免冒犯中国读者，他也经常选择性地登载一些为儒家地位辩护的文章，这充分体现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的灵活性。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林乐知甚至其他类似传教士的行为？在贝奈特看来，林乐知可以被称成为一位“文化帝国主义者”。“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被西方学者用于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可见贝奈特在写作本书时或多或少受过此理论的影响。
从今天来看，林乐知等传教士在150年前为中国提出的有关经济、教育、政治、军事、科学改革建议在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或正在被实现，这不得不让我们在对这位传教士表示钦佩的同时进行反思，以更加全面、正确地评价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国外学者在研究传教士时在语言和资料占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其研究更具“他山之石”的意义，我们希望不断有如本书一样的高水平的作品（译著）推出，以丰富我们对近代来华传教士这一群体的认识。
原文出处：大佳网 http://news.dajianet.com/shuping/2014/0811/207726.shtml?prd=indexydrping
林乐知是著名的近代来华传教士，他在中国一共生活了47年，见证了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在47年的传教士生涯中，除传教外，林乐知还从事过译书、教学、办学、办报等活动，可谓精力旺盛。近日，由周振鹤先生主编的“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推出了《传教士新闻工作者在中国：林乐知和他的杂志（1860—1883）》一书。该书对林乐知在华的新闻工作经历进行了详细研究，被誉为“目前为止有关林乐知和《万国公报》最权威的研究著作”，为我们更加深入认识林乐知及传教士在华从事的新闻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充分利用了林乐知档案，资料扎实，且许多都是第一次被披露。本书作者贝奈特是美国爱荷华州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曾师从著名汉学家刘广京，在研究近代来华传教士方面颇有影响。全书对林乐知从出生到1883年的人生旅程进行了研究，前三章对其在美国的学习、接受使命来华传教、来华后所做从事的工作及所做的调整等进行了描述，后两章则重点分析了其创办的《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的内容。林乐知作为一个传教士，其早期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其在美国的各种经历对其来华后产了什么样的影响？本书充分利用藏于美国埃默里大学的林乐知档案，包括他的日记、书信、笔记、藏书等，一一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详实的回答。
与我们以往一般的认知不一样，基督教传统的在教堂里布道和分发小册子的传教模式并不是十分有效。来到上海后的林乐知很快就认识到这一问题，他在不断的实践中开始思考更加有效的传教方式，此时美国内战的爆发切断了他与母会的联系，没有经费来源的他不得不通过从事世俗工作来维持传教事业，而恰恰是他从事的这些世俗工作，让他认识到要改变中国需要从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开始，他最终通过传教士的新闻事业寻求到了一种与中国知识分子沟通的方式。林乐知通过从事这些世俗活动也深化了对基督教的认识，他拓阔了基督教的定义——包括人与上帝、人与他人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便融合西方文明的各个方面。当然，林乐知在中国从事世俗事业并不意味着他作为传教士热情的消退，他的目标和其他传教士是相同的——使中国基督教化，他在孤立的情况下努力传教获得的些许成功，即为其对宗教事业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最好明证。
本书分析框架新颖。在书中，作者花了一半篇幅用于分析《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1883年以前）的内容。在写作本书前，贝奈特曾认真阅读了两份期刊，在此基础上写了两本《研究指南》，充分体现了其治学的扎实与严谨。在分析林乐知创办的两份新闻杂志时，贝奈特采取了相同的框架，主要从“编辑和投稿者”“读者和编辑方针”“宗教类内容”“世俗新闻和背景文章”“科学和技术类内容”“批评与建议”六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中“世俗新闻和背景文章”下又分为“中国情势”“中西关系”“西方的新闻”“日本及其改革”四小类，“批评与建议”则分为“林乐知撰写的文章”和“投稿者撰写的文章”两类。经过如此一番分门别类，读者对两份杂志的办刊理念和主要内容就一目了然了。
充分运用了统计的方法，是本书的另一特色。通过统计两份杂志每卷和全部杂志各类文章的数量，并计算出它们所占的比例，贝奈特得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趋势。以《教会公报》为例，它虽然是一份传教士主办的刊物，但它的宗教特色却是不断衰退的，其所包含的世俗内容则在不断增加，林乐知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目的是吸引更多的读者。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教会新报》中“宗教类内容”刊登了许多中国基督徒的自传，这是独一无二的材料，它即提供了中国人皈依基督教的历程，也反映了这些中国人的生活状况，这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百姓对西方的态度态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在宗教内容方面，林乐知尤其喜欢刊登将基督教与中国的儒教进行对比的文章，以展示二者的相似之处。当然，在他看来，基督教包含的内容比儒教要“全面的多”。
《教会新报》与《万国公报》为林乐知和其他传教士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人交流的平台，这些传教士对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同情心，他们对儒教和中国制度的基本批判是建立在他们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基督教视野上，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和基督教进行比较时，林乐知的策略是尽可能地避免冒犯中国读者，他也经常选择性地登载一些为儒家地位辩护的文章，这充分体现了传教士在中国活动时的灵活性。那么，应该如何评价林乐知甚至其他类似传教士的行为？在贝奈特看来，林乐知可以被称成为一位“文化帝国主义者”。“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被西方学者用于分析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与第三世界国家文化关系，可见贝奈特在写作本书时或多或少受过此理论的影响。
从今天来看，林乐知等传教士在150年前为中国提出的有关经济、教育、政治、军事、科学改革建议在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或正在被实现，这不得不让我们在对这位传教士表示钦佩的同时进行反思，以更加全面、正确地评价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国外学者在研究传教士时在语言和资料占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而其研究更具“他山之石”的意义，我们希望不断有如本书一样的高水平的作品（译著）推出，以丰富我们对近代来华传教士这一群体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