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对阿克洛夫和希勒的新书《动物精神》的书评

来自: 石头时代(For that moment.....) 2014-08-22 14:09:56
 

波斯纳（R.A. Posner，1939- ），1959年在耶鲁大学获得文学士学位，196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1968年赴斯坦福大学任教，1969年任芝加哥大学教授，1981年任美国联邦第七巡回区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73年）、《正义的经济学》（1981年）、《侵权行为法：案例与经济学分析》（1982年）等。

一、思想尝尽人间冷暖

经济学界，因经济危机，而大大地丢脸。危机是去年9月发生的，银行业崩盘了（广义的银行业，除了商业银行之外，还包括投资银行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这是这个放松监管时代的定义），股市崩盘了，其他的金融市场也崩盘了。如果我们从它横扫全球的威力、从它在政府官员、商业社会和大部分公众心中引发的巨大的焦虑、从它迫使国家拼命地拿出数万亿美元来对抗的角度，就可以知道，这是自1930年代之后第一次演化出的萧条。经济学家们一再向我们保证：美国，不会再来一次萧条，因为经济学已经找到了防范萧条的方法：如果经济活动下滑，那么，美联储就只需降低利率。这种做法，可以让银行向外借钱，也会让消费者和商人去贷款，从而将产出恢复到崩溃之前的水平。那些专门研究商业周期的学院经济学者和政府经济学家，跟所有人都一样，他们惊诧于9月的崩溃，惊诧于随后而来的连续的经济下滑。他们措手不及，一时拿不出阻止的方案。6个月之后，他们还是不能意见一致，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从危机中复苏。政府不知道什么样的办法才会奏效，所以，就只好病急乱投医一样地什么都试一下。

货币政策，即提高利率（因而也就降低了货币流通量，理由是：所谓利息，即为将钱投入流通（而非把钱放在手里）的价格）以阻止通胀，降低利率以阻止经济下滑。这个观念，对于缓和经济周期是很重要的。因而，防范萧条与防范通胀时，货币政策也是最重要的。可是，这个观点一直都是错误的。联储早就一路降息了，但是，贷款量却依然火不起来，而且，经济活动还在持续地下降——因此，国会最近只好实施了救市计划，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还有那7870亿美元的刺激方案。所谓“刺激”，就是“赤字支出”方案，它试图置换出私人需求的亏损（以及导致的经济活动的下降），这是因经济危机才搞出来的方案。人们试图通过公共建设（如高速公路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修建），来使刺激方案发挥作用。设计刺激方案的目标，就是增加就业。刺激方案还包括减税和福利支出，它的目标，就是直接增加收入，通过这种办法来刺激支出。

1936年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他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政府应该使用赤字支出方案，用公共需求来替代私人需求，从而，让一国之失业者能够去工作。随着时间的变化，这种观点，被越来越多的人反对。许多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反对“公共项目上的赤字支出”，因为这会让政府深陷入经济之中，而且，还带来了通胀和未来高税收的风险。越来越多地，经济学家们倾向于使用货币方法，最著名的领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米尔顿·弗里德曼，他教训我们道：对货币供给进行正确的管理，才是防止萧条的惟一办法。

但是，因为货币主义在其死穴上受到了巨大的打击，经济学界的大部分人，又开始转而支持“财政刺激”的观念了（同时，还正确地批判国会所实施的刺激方案的诸多细节）。这就是说，他们开始支持凯恩斯主义了。在《动物精神》这本书里，有两位杰出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当前的萧条进行了反思，他们将凯恩斯与“行为经济学”结合起来，并将这种联姻的成果，用来取代传统意义上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取代更广泛意义上的“理性选择理论”。

二、阿克洛夫误读了“动物精神”

他们的哲学命题就是：理解萧条的关键，理解一般性的经济的上下波动，关键就是心理状态，也就是他们所说的“动物精神”。对心理状态的强调，在他们那里，与经济学的新领域“行为经济学”联系了起来。行为经济学，抛弃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理性人”模型，而倾向于该理论的支持者们所说的：“对人类动机和能力进行更现实的刻画”。阿克洛夫和希勒相信，如果人是理性人，那么，就不会存在萧条；但是，萧条可是真实发生了的，所以，理性模型一定是不适用的。
他们想找到一个名门家谱，找一篇圣言，向当局售卖自己的这段理论。他们想让自由的凯恩斯战胜保守的弗里德曼。因此，他们所强占的“动物精神”这个词，就来自《通论》的名段：“可能的情况是，人们许多的积极做事的决定（其结果需要许多时间才会展现出真实的面目），就只能视为源于动物精神——这是一种自发性的渴求，人们渴求着行动，而不是坐以待毙。这样的决定，并不来自于人们的权衡，不是用数量概率乘上了数量利益之后得到的加权平均的结果……因此，如果动物精神暗淡无光，自发性的乐观主义渐渐消磨，企业就会衰败，然后死亡……这就是我们天生的行动渴求，它使得事物向前发展，我们的理性自我，尽自己最大能力地，在两种备选方案中选来选去，计算着能力的指向，但是，常常会退却，因为我们会因某个古怪念头，或某个感情思绪，或某个机会遭遇，而采取行动。”

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就是指“非经济的动因和非理性的行为”。他们暗示说，凯恩斯希望政府“来对抗因动物精神而产生的无节制”。这一点是误读了。《通论》中的原话，并不是讨论“无节制”的，而且，它也没有说人们应该减弱“动物精神”。它讨论的是人们在面临着不确定性时会产生的“瘫痪危险”。（如果动物精神暗淡无光，自发性的乐观主义渐渐消磨，企业就会衰败，然后死亡）。正像凯恩斯的传记作者Robert Skidelsky解释的那样，《通论》认为：“实际产出，总是低于‘潜在’产出；在萧条时，就更是灾难性地如此。只在‘兴奋’的时刻，经济机器才能全速运行。这可以解释：经济的进步，何以如此地缓慢，如此地抽风。”

三、“动物精神”析微

在可计算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保险溢价的基础）与不能计算的风险所表示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区别，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提出的，凯恩斯继承了他的衣钵。（凯恩斯在1921年时，发表了一篇讨论“概率论”的论文。）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商人们斗胆投资，这个事情，是一个难题。凯恩斯认为，答案就在于“情绪”。你可能不得不勇敢起来，去从事一个代价高昂、不确定性的冒险，就像哥伦布一样。换言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萧条中发生了什么？是什么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心理事件，成为了一个经济事件、政治事件？那就是：经济环境变得如此的不确定，以至人们像全部冻住了一样。不仅是商人害怕投资，消费者也害怕消费；代之而起的，就是他们把钱全藏起来了。就在现在，我们的银行也疑似资本抵债了，愤怒的国会给它套上了笼头，于是，它们也开始藏钱了。消费者也在藏钱；储蓄率直线上升。增加的储蓄，全都采取了安全的、甚至是惰性的形式——CDs、货币市场账户、政府债券、甚至是现金和黄金——这就无法刺激投资了。除非动物精神复活，经济是不会复苏。

凯恩斯认为，如果政府让失业者去工作，他们的动物精神就会奋起。那些雇佣失业者去实施政府合约的承包商们的动物精神，也会奋起。尤为重要地，如果失业降低了，还在就业但却害怕很快就会失业的人们，就会重获信心，那些岗位威胁，因此也就退却了。人们对未来倍感信心之后，就会开始支出，商家也开始投资。消费下降、生产下降、就业下降;公司有更好的前景，因而应该会吸引新投资”而做出的。但是，他并没有将投机与“动物精神的无节制”联系起来。

阿克洛夫和希勒相信，理解萧条的关键，在于他们所说的“非理性”或“无理性”的动机或行为。在说明“动物精神”时，他们列举了“信心”、“公平”、“货币幻觉”、“腐败”诱惑和甘受“忽悠”，并认为这些都是“动物精神”的表现。只有“信心”与凯恩斯理解的动物精神，还有一点点相近。但是，阿克洛夫和希勒，却指责“信心”具有消极性，这一点又与凯恩斯背道而驰。

四、“无理性人”证据不足

股价上涨的时候，人们购买股票。21世纪初，房价上升时，他们购买房子。因为基本上没人能够预测股市或房市的上下波动，所以，阿克洛夫和希勒认为，这样的购买，都必定是受到了“理性投资策略”之外的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一点，却一点也不清楚，凯恩斯的用法中也根本没有暗示过。一般来说，股票一直是个不错的投资，最少，当人们持有一段较长的时期后。而且，没有能确定市场拐点的时间，所以，没人知道何时才算是市场定价过高，因而，也就没人知道何时该抛出（而不是买入）。实际上，“逃顶”的想法，就是胡说八道，因为如果人们知道了股价到顶了，就不会有人再买了。买股票或者买房子，在任何时候，都只是对未来的猜测，是对未知事物的一次冒险。然而，这种行为却不是“无理性”。

在21世纪初期，因为格林斯潘采取了错误的决策（但是，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利率是很低的。而且，因为房子是用借债（抵押贷款）来购买的产品，所以，房子投资的吸引力，就超过了平常时刻。因为住房是耐用品，所以，房地产股票涨得很慢，这样，住房需求的增长，就超过了住房供给（新建房屋）的增长，这使得价格上升。因为几乎没有经济学家，也没有政府官员，提出过“泡沫警告”，所以，老百姓认为房子是一个好投资，就不是无理性的了。即使自1990年代以来，房价是直线上升，也是如此。

他们犯了错。但是，错误和疏忽，并不是“无理性”的表症。那常常是信息有限的结果。本·伯南克，在2005年10月，就在房地产泡沫开始漏气的时候，还否认房价上涨是一个泡沫呢。他是无理性的吗？因为专家错误，而导致灾难，并不是一件新鲜事，但是，我们却不能得出结论说：只有无理性的人，才会留意到专家的建议。

阿克洛夫和希勒，将繁荣与“新时代”思想，联系在一起，这是对的；但是，认为这个思想是无理性的，这又错了。股票在1920年代后期直冲云天，那是因为那个时代，劳动生产率迅速上升，像大生产的汽车这样的新产品的迅速增加，像连锁店这样的零售新技术迅速涌现，像分期付款购买和限界购股的金融新技术迅速产生，这才造成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在那一个动力十足的时代，当时的股票，反映了人们对财富增加具有夸大的期望。在1990年代后期，似乎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那是一个基于“计算机会改变经济”这个预期的新时代。21时代初，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是又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魔幻是以下因素的并存：低利率、低通胀、资产价值上升、新的金融工具（人们相信能以较低的风险进行更大的借贷）。在这三种情形下，“新时代”，最少在短期内，结果都变成了一个误判了的曙光，紧接着的都是资产价格的崩溃。正如凯恩斯所强调的，因为经济环境存在不确定性，这样的失望，并不令人惊奇，而且，也不说明投资者是无理性的。

五、因果关系岂可颠倒？

繁荣，也不是像阿克洛夫和希勒所认为的那样，是“腐败丑闻”的结果。他们的这个观点，让人奇怪。他们认为，经济下滑的到来，先于“腐败上升”而到来。而且，他们还给出了实例。最离奇的莫过于1920年代对各种禁令的广泛违犯。但是，他们也注意到了下面的事：在后续的萧条中，国会对华尔街展开调查，揭露金融丑闻。他们认为，抵押贷款丑闻，就是当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些事与“动物精神”之间究竟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并不那么清楚明白。可不管是怎么回事，他们弄错了因果关系。沃伦·巴菲特说得对：“只在潮水退去时，你才知道裸泳者是谁。”崩溃让丑闻曝了光，但是，却不是丑闻引发了崩溃。伯纳德·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之所以土崩瓦解,是因为股票市场的“哗啦啦大厦倾”。投资者的财富灭失无影，投资者的动物精神碎为齑粉,于是,就要想方设法地把钱从他那个虚假的对冲基金取出来。庞氏骗局本身，并不是股市崩溃的原因。

在房产泡沫之中，抵押贷款丑闻的数量，异乎寻常地多，但是，这并不是数百万老百姓过度购买房屋的原因。我们具有事后诸葛亮的优势，可以知道这个道理。便宜的信用和直冲云霄的房价，是泡沫的直接原因，也是泡沫破裂之后的各种事的直接原因。内在的原因是：金融服务缺乏监管；其余的监管执行时又马虎了事；美联储的利率决策不合理；预算赤字巨大无比；金融业的全球化；在缺乏有效监管时，风险借贷具有金融回报，而且，风险借贷业存在竞争压力；在朝和在野的经济学家，都过于自信；政府对银行崩溃采取了摧毁信心的、错误的应急响应。

在“为与不为”之时所犯的错误，有一些具有情绪的成分。经济学家的过度自信，甚至可以被视为“动物精神”的表征。但是，宏观经济学家们的“职业和回报结构”，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上的成见，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学界何以没有预见到这次危机，何以没能对这些危机作出有效的响应，但是，这不能归结到“情绪”上去。

动物精神在繁荣时蒸蒸日上，在失利时萎靡不振，这都是很正常的事。人们冻住资产，拼命藏钱，在经济不确定性日益严重时，是一个绝对理性的应对举措。这就是个人理性行为，尽管不利于经济发展。有钱的女人以为，她们少买点奢侈品，正是在帮助经济；可她们不过只是在增加零售业的失业罢了。

六、历史不容歪曲

对凯恩斯来说，“信心”（或“动物精神”），是走出萧条的关键；而对于阿克洛夫和希勒来说，要在“信心”上泼凉水，这样，才能防止那个转化为衰退的繁荣的出现。对凯恩斯的造反，说明了这本书里为什么会存在如下这段最怪异的表述：“有两位总统，是我们的英雄！”这两位总统就是赫尔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之所以成为“英雄”，就是因为他们二人都有预算赤字，都创造了新机构来管制经济。

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性差异，是阿克洛夫和希勒视而不见的。胡佛做总统的时候，有三年是萧条期。在这个时候，经济中的信心，是空空荡荡，无影无踪的。在胡佛的任期结束时，萧条达到了它的底部。在罗斯福宣誓就职的那些天里，它开始掉头向上了。正如Gauti Eggerstsson最近在《美国经济评论》上解释的那样：胡佛，他坚守“金本位”；他坚定信心，保持“小政府”（这也就没有凯恩斯主义的“刺激”了）；他提高税收，以期平衡预算，从而创造了“经济持续收缩”的理性预期，沮丧了经济的动物精神。罗斯福，一朝权在手，就马上脱离金本位（实质上的脱离），推进价格（以终结通缩），（一时间）大幅扩大预算赤字，创造了经济复苏的期望。这个期望，对于经济，具有积极效应。即使在新政发挥效力之前，也是如此。胡佛是杀死信心，罗斯福却是复活了信心，人们重获启动经济引擎的新信心。

七、“理性的恐惧”，不是“无理性的”

阿克洛夫和希勒的这本书，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没有界定他们的那个靶子——“人类行为的理性模型”。如果“理性”指的就是“全知全能”，那么，它确实不是经济推理的合理前提。如果它指的是“不受情绪干扰所进行的推理”，那么，这又误解了“情绪”。“情绪”这个词是隐含着“无理性”的意思，但是，本质上，情绪还是一种即时性的“远见思考”，（当人们“直觉性”绕开下水道口时，一开始并没有先分析一下掉下去所造成的成本和收益，这种行为当然也不是“无理性的”。）它让人们马上采取行动。这种行动与不确定性下的投资，是一样的，人们不能根据完全信息（或者好信息）来采取行动，因而，就只能无可奈何地碰碰运气。如果我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害怕行动，那么，肯定是不能生存下去的。

无理性，不是指“行动的勇气”。在“认知突变”（cognitive quirks）中，可以找到“无理性”的情形。之所以发生认识突变，是因为人脑在一个极异于当前环境的环境中发生了进化。我们之所以对小概率事件的评估能力较差，那是因为在古代环境（这是进化生物学家的说法）中，人们对此类事件无能为力。商人盘剥——5.99元的价格，低于6.00元，是有意义的——这种无理性感，在“微小差异评估能力”的环境里，价值并不大。这样的突变，解释不了萧条。

读了这本书的读者，一定认为：阿克洛夫和希勒根本就是相信“有理性，即指做对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使他们不能轻松地认识到，正是理性的商人、理性的政府官员、理性的经济学家、理性的消费者、理性的购房者，他们行走于一个有着“意料不到脆弱”性质的经济环境之中，他们铸成了无穷的错误，从而使得当前世界深陷萧条。也使他们不能认识到：妨碍复苏的原因，并不是罗斯福的那个著名的“令人费解的恐惧”，而是理性的恐惧，是商人、消费者和官员们的“可以理解的恐惧”。他们遇上了经济不确定性，却没有一个人为此进行过准备。

八、何必故弄玄虚地使用术语？

阿克洛夫和希勒借用了“公平”和“货币幻觉”，来解释萧条中的令人困惑的就业行为和工资行为。萧条中就业应该下降，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但是，事实却非如此。如果某企业生产的产品，需求下降了，那么，企业的收入就会降低，因而它就不得不去削减成本（包括削减劳动力成本），以图存活下去。那么，为什么不只是削减工人工资并向他们解释一下理由呢？如果工人愤然拂袖而去，那么，雇主也不难以更低的工资找到人来坐他的位子，因为，在动荡的萧条形势下，这对其他工人是很有吸引力的。或者，想象一下价格普遍下降的情形，这是萧条中经常发生的事（可能在当前的危机也会发生）。当通缩发生时，同等数量的货币，可以购买更多的东西，这是因为价格也下降了。因此，雇主似乎就可以向雇员们说：“因为货币的购买力上升了，所以，我将削减你们的工资了。否则，当货币购买力上升时，如果你们拿到了同样的钱，就表示你们的工资涨上去了。在经济萧条时，这是不合理的。”（萧条给我们的一个悖论，就是：我们想降工资，这样，生产者就降低了成本，因而也就可以生产更多，因而也就可以雇用更多工从。那些正在鼓励工会化、推动此类法律改变的政治家，对这个道理，是不能理解的。他们应该等一等，等我们脱离了萧条的险境之后，再说这个事。）

通缩的时候，工资确实下降了，但是，却比价格下降得慢；而且，雇主节约成本时，通常倾向于让裁员，而不是降薪。工人们拒绝降薪。在大萧条时，这种拒绝，让许多工人的实际收入上升，而其他的人却挣扎在贫困线上。阿克洛夫和希勒，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工人的“公平感”（所谓公平感，即指主张其现有工资的权利感）和“货币幻觉”。他们用这两个词，来说明人们不能分辨“作为工资而得到的货币数量”（名义工资）和工资的购买力（实际工资）。他们还认为，雇主有意“多付工资”给工人，目的是提高士气和忠诚。但是，这种说法，也没有解释清楚“在萧条时期，为什么不削减名义工资，以保持（而非削减）实际工资？”这个问题。

有一个更简单的解释，可以用来解释萧条时的失业问题，而不必麻烦“无理性”。如果给工人的工资，按企业收入比来支付，而不是使用“统一工资”（flat wage），那么，当工人的工资因萧条而下降时，他好像就不会有什么抱怨了。但是，如果按固定工资支付，他可能就会视之为稳定收入来源。因为萧条不常见，而且，萧条具有不可预知的后果，所以，他就不能保护自己免受萧条引致的降薪的影响。他将悲伤地发现：自己工作很努力或者更努力，但是，薪酬却降低了。这时，跟他讲通缩和购买力的道理，也不能使他宽心，因为这是他理解不了（或无法相信）的事。鉴于降薪会使所有的工人都不开心，而裁员只会让那些下岗人员不开心，而且，因为这些人离了眼前了，所以，也就不会让留下来的人因为下岗者的悲惨境遇而心生沮丧。雇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如降低福利和日常开支来节俭度日、让留下的人更加努力工作直至他们也被裁掉）而倾向于裁员（而不是降薪）。（失业保险，也是一个因素。）

九、凯恩斯万岁！“动物精神”就免谈了！

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萧条中的失业，与阿克洛夫和希勒所强调的“认知因素”和“情绪因素”（工人们不理解通缩，不开心的工人，会让工作场所气氛低迷），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它没有使用难懂的术语，没有让人觉得高不可攀，也避免了对“无理性”这个词的过度迷恋。当然，对于经院派经济学家来说，这个解释可能是太简单了，不能让他们展颜。为什么凯恩斯在经院派经济学家中遭到冷遇？为什么阿克洛夫和希勒要给凯恩斯穿上“行为经济学家”的外衣？有一个理由就是：尽管凯恩斯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而且，依然是自由经济学家中的豪杰，但是，他却不是一个规范的或体系化的思想家。他属于经济学家们坚持“经济原理数学化”之前的那个时代。《通论》是写得很漂亮——但是，绝不缜密，满是让人困惑的疏漏。凯恩斯是一个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兼职经济学者。他的非学术生涯，丰富多变。他做过政府官员、政府顾问、专栏作家、投机家、学术管理人员、“剑桥使徒”和“布鲁斯伯里学派”的成员。因为看到人们（包括他自己）在现实世界里的行为方式，所以，他毫不难为情地就把一些非系统化的、非理论化的概念，加到了经济理论中，譬如“动物精神”。（以及它的对立面“流动性偏好”，这个词说的是：人们藏钱而非花钱或投资的需求。）

现实经济的复杂性，完全击溃了人们建立数学模型来预测萧条、提供防范指南、（不行的话）提供复苏指南的努力。行为经济学的真知灼见，也没有获得成功。希勒因为察觉泡沫而受人赞扬，但是，其他的行为经济学家，却没能看到泡沫。而且，希勒和阿克洛夫，对于我们如何从当前的萧条中复苏、如何避免未来的又一个萧条，也没有提供具体的建议。他们认为要放松信用，但是，其他所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凯恩斯也是这个建议。凯恩斯在大萧条的早期，就批评政府的“收紧信用”了。

我们会很快看到，奥巴马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否能复活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动物精神。意图当然是好的。但是，缺乏重点、党同伐异、令人昏乱的政策摇摆、行事拖拉、管束银行家，这些事，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们增加了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所以，就暗淡了“动物精神”——在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时的判断和行动的勇气。虽然《通论》出版了73年了，但是，它依然是最好的指南手册，能让我们从当前的危难中复苏回来，当然，这绝不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常识性的心理学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