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之死

　　公元前399年，70岁的苏格拉底因“左道邪说”和“腐蚀年轻人的心灵”被起诉，法庭经过投票，判决他有罪，起诉人建议将苏格拉底处以死刑。
　　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和处刑，是古希腊雅典城邦史，乃至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这本《苏格拉底之死》，呈现的就是这一事件。
　　谈论苏格拉底是具有风险的，一是因为根据神谕，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具智慧。二是因为，苏格拉底生前虽然天天找人聊天，探讨问题，但他本人没有留下一字著述，我们了解的苏格拉底，主要是通过他的两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述。《苏格拉底之死》就是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需要注意的是，这本书名并非是柏拉图所拟，而是今人编辑的题目，其中包括四篇对话录：《欧绪弗洛篇》、《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我读的这个版本是上海译文2011年版，谢善元根据特里德尼克的英译本译出。2007年，上海译文曾把同样的文字以《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为书名出版，这两本实际上是一回事。根据安东尼•肯尼《牛津西方哲学史》对柏拉图对话的分期，这四篇对话录并不属于同一时期，在《欧绪弗洛篇》和《斐多篇》中，就有柏拉图“相”（更多的时候被译为“理念”，但本书译者并不认同此种译法）的理论，苏格拉底更像是柏拉图的“传声筒”。
　　且不用纠结我们究竟读的是柏拉图还是苏格拉底，这四篇对话录呈现出的，确是苏格拉底式的生活方式：与人对话，像一个助产士一样，通过不断提问，引导人们发现自己言辞的谬误和无知。而这一过程中，他显得足够谦卑，总是自称自己无知，是对方的学生，渴望得到智慧的启迪。他把自己称为雅典的一只牛虻（谢善元译为“苍蝇”，实在是差点意思），是主神的礼物，不停地这儿走走，那儿走走，不停地“叫醒、说服，以及谴责你们中间每一个人”。这种不断提问的思考、讨论做法，也成为了最经典的做哲学的方式。
　　苏格拉底乐此不疲地做这件事，而且不收钱。而在当时，智者或辩士施教是要收费的。他认为这是他遵从主神的命令，他把灵魂的最高幸福而非身体或财产视为最该关心的对象，财富不能带来善，而善却能为个人及国家带来财富和其他祝福。在法庭上，他对起诉者进行有力的辩驳，对自己的追求和心迹剖白重申。然而还是没能阻止有罪的判决。按当时的诉讼程序，当原告提出一种刑罚后，被告也可以提议一种，然后由陪审团选择其一。原告的美雷特斯提议死刑。随后的苏格拉底展现出了智性和神性的一面，如果他是个心口不一的世俗者，是个把生命看得比信仰和智慧更重要的人，他一定会和法庭讨价还价。然而他没有，甚至没有选择将自己放逐作为惩罚，他的提议让人惊讶，然而却体现出他对自己思考和行为方式的真诚。他提议，他应该获得一些奖赏，由国家免费负担他的生计。
　　在被执行死刑前，他的朋友们希望他逃亡，然而苏格拉底没有。他选择遵从法庭的判决，选择遵从法律的效力和权威。这是一个悲剧的时刻，一位伟大的智者选择用生命捍卫法律，因这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正义。1787年，法国画家大卫创作了这幅《苏格拉底之死》，画中的苏格拉底庄重地坐在床上，他正直的身躯、高举的有力的左手、继续向弟子们阐述观点的神态，无不发散着令人钦敬的光芒，而同时，他的右手已伸向装着毒芹的碗。这就是苏格拉底慷慨赴死前的最后一刻。当他饮下毒芹，冷感已扩展到腰部时，他叮嘱克里托，献一只公鸡给阿斯克勒庇俄斯。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医疗之神，凡有人生病痊愈的，都要向他献一只鸡。这就是苏格拉底的死亡，夹杂着幽默、怪论和虔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