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定要读好书

      近两年从解决个人思想困惑走向中华古典的探索，进而对“我是谁”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但到现在我仍然很不理解我自己以及我生活于斯的这个族群。对于这个族群的历史与性格，清末以来许多富有洞察力的头脑给出了各具特色与启发的阐述，我辈不敢在学识浅薄之时多有品论，确实不是谦虚。
      历史与文化的问题是那样厚重而充满感情，对它们的处理不当会引起谩骂乃至演成让人感叹“文人相轻”的情况，破坏它们本身的含蓄。我读的书很少，在这个阶段感到有些东西清晰了，更多的是愈发的迷惑，迷惑的是似是而非的感觉：好像就是那样，但是只能“看出”，无法“证明”。当然数理科学之外不存在理论可证明的东西，我困惑的是似乎越来越理解中华文化，却更加不知道如何去在中西交融的时代发展它，创新它。
      之前读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发微》和《文化与教育》，虽然不是书而是文集，但我感觉行文是旧文人策论的那一路，论证颇有理，但是绝对算不上是完整的逻辑。这种文章以后我也能写，虽然见识很可能比不上老先生。而梁先生这本《中国文化要义》看似颇为不同，他列出中国文化十几个特征，想要分析他们，最后全部化归到中国文化早熟这一基本点上来。梁先生行文刚健，文中到处可见逻辑论证的语句，条分缕析，一二三四，令人佩服他强劲的思维力和首尾一致的长篇调控能力。
       读这本书可以令我很满意，因为之前我就认定中国文化早熟使古代中国已不可能有任何走上科学和商业化道路的可能，后者是植根于另一种文化的。虽然那只是一个根据眼前所见而对古代的猜想，但它使我对后来历史书上学到的平日里听到的诸多历史言论深不以为意，总觉得那些人费尽心力试图去解释的断代史问题其答案不可能在断代史框架内找到，甚而至于早已被古圣先贤所决定。
      这本书肯定了中国的理性早熟，也肯定了我的理性早熟；理性早熟带给族群的优势和问题同样也会带给理性早熟的个人。对于梁先生书中论述的中华民族因为理性早启而引起的问题，我个人深以为然，这种对应实在是太完美了，以至于我想是否可以从我自身摆脱困境的努力来对照中华文化新生的路径。
      由于上述事情，我对这本书很推崇，因为它把我的猜想细致地建立在各方面的分析之上。书中的很多论述已经流传在人们耳边，因此读来有见着旧交的奇妙感觉。书里提到大量当时其他人的思想和著作，可以使我们约略见到70年前的人对这一族群文化的思考已经达到何等的水平，而70年后的大众竟然对这些思想仿佛全然不知，一切仿佛重新来过，思想浅薄的历史文化读物充斥着市面，这不能不令我在此驻笔感叹。
     理解中国理解自己以应对未来，这需要历史智慧的积累，中华族群本该最懂这个道理。
     当然这本书不可能真正为早熟的猜想奠定逻辑基础，这超过了语言能力的极限，看似是完美的逻辑证明其实包含着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是我怀疑精确证明在这里的必要性，也许富有启发性的洞察力才是文史哲的精髓，而不是所谓的“科学方法”，因为科学必定要失之短浅。这样说着，就又是理性早启的体现了。理性早启，也可以说是太过聪明，导致很多按部就班的事情不被重视，仿佛直接到了认识的终点；反之，从短浅到深刻的循序渐进。前者的例子可举易经，后者可举科学，即是中西两种文化的代表。
     先贤们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而我却要到二十多岁还在为此花费笔墨，终于我自以为可以稍稍理解他们要选择“科学方法”来“整理国故”，要大力提倡西方文化，如果他们是基于认识到并力图克服上述民族特征的问题，使中国走出两千年盘旋不进的局面。
     读历史读文化本可以成为一种单纯的情感追求，可是其动机常常却不那么“纯粹”，几乎总是抱着理解自身理解当下并预看未来的野心；而读书之后获得的力量又可以进一步支持人去追求扩大他的野心。但也有些人被深沉的历史和文化所改变，渐渐体会到应该收起他们的野心，把智慧积累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