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的自由—大学存在的理由
《大学之道——美国名校的崛起、不可或缺的地位、必须保护的理由》（Th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y-Its Rise to Preeminence, Its Indispensable National Role, Why It Must Be Protected）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近期出版的一部探讨美国高等教育的优秀著作。该书作者乔纳森•R.科尔教授是历史学出身，后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与其导师罗伯特•K.默顿、哈里特•朱克曼（默顿的妻子）、其兄长斯蒂芬•科尔同为科学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开创者。从一九八九年到二○○三年，科尔教授担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首席学术官（教务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长达十四年之久，为哥大两百五十年历史上任期第二长的教务长。卸任教务长后，科尔教授为哥大十四位校级教授之一（李政道先生退休前即为哥大校级教授），亦为江苏省高等教育发展提供过专家咨询。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
本书是作者一生研究与工作经历的集中反映，正如图书标题所示，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程、它们做出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书出版之后，立刻获得了读书界与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一九八一年与二○○○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R.坎德尔、托斯登•N.威塞尔；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以及洛克菲勒大学四大名校的荣休校长；NBA前总裁大卫•J.斯特恩纷纷发表评论，盛赞该书。哈佛大学荣休校长德里克•博克说，“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些机构（指美国研究型大学）运行的必需条件、制约它们取得成功的种种因素的作品中，乔纳森所做的分析是最为详尽和令人信服的。”
本书中文版还延请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撰写了题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与危机》的序言。序言对图书内容做了精彩独到的解读，并结合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现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可读性极强，也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名校崛起”。作者主要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做了梳理和回顾，以细致翔实的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卓尔不群，在于它们所坚持的十二项核心价值观：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创造新知识，思想的自由公开传播，无私利性，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国际共同体，同行评议制度，为“共同”利益工作，权威治校，学术传承，学术共同体的活力。（P046—P052）在这十二项核心价值观中，作者尤为看重的是“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作者引用社会评论家刘易斯•梅南德的话说，“它是大学这一整个事业获得合法性的关键理念。”（P049）。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念的坚持，造就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使得世界一流学府在美国的确立成为了现实。作者也列出了一所卓越的大学所必需具有的十三个因素：教师的研究产出，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基金与合同经费，荣誉性奖励，获得高质量的学生，教学卓越，硬件设施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型捐赠基金和丰富的资源，大的学术科系，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地缘因素，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卓越的领导。（P083—P087）在这十三项因素中，作者再次提及了“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在作者心目中，对于一所大学成就伟大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大学的成长历史，不难理解，杨东平教授为何能在序言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对比这样一个像大树年轮般细密而富有质感的生长，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生长，是一个多么单薄和仓促的过程。”（P002）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发现”。为什么杰出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换言之，美国杰出研究型大学拥有超群的地位这一论断的证据是什么？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新颖的，却也是令人信服的：作者详细列举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做出的伟大发现与创新。这些发现与创新，不仅有前沿与基础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现，也有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发明与创造。比如，作者举出的例子中，既有像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这些基础学科中的伟大发现，也有像条形码、发光二极管（LED）、计算机、谷歌（GOOGLE）这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创造。
而更令人赞赏的是，作者不仅列举出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创新与发现，也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现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者这样写道：“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已被证明具有重大影响。”他更是直接指出，“我们往往不会将其研究成果归入影响深远或有重大意义之列。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P224）在作者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大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它们就不能保持伟大的地位。因为“人文研究的本质，……一直是反对性质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去质疑、使人们不安——去挑战具有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和没头没脑的媒体抛向公众的商品化的、无争议的、法典化的确定性事情。”（P116）
在列举出这些伟大的发明与创造的同时，作者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根据波士顿银行的报告，“如果由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教师创办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创造的收入将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十四大经济体。……这大致等于1,16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略小于南非而大于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P148）这让我们不禁要联想，如果将麻省理工换成北大或者清华，那么，其创造的收入又能够排到第几呢？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毫无疑问，在作者的眼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稳如泰山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其时时刻刻都有遭受着侵害与威胁的可能，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对于学术自由的保护有时也是如此的脆弱，因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正如本书第十二章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敌人是我们自己”。作者详细列举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其种种政策与措施对于学术自由的消极影响。在作者看来，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反智主义的抬头，是因为“支持布什的政治力量与反对基本的科学思想的力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种反对的力量历来和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和反智主义存在联系。”（P321）也因此作者才会对于小布什政府的种种举措提出强烈的批评。这种种举措在我们看来或许并非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会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学术自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警惕与警醒，对于保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自由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环顾全球，美国研究型大学是否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呢？对于这一点，显然作者也是非常自信的。实际上，对于知识的全球性竞争，作者的态度是相当的开明。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对产生学术上的赢家和输家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不感兴趣。我也无意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去数美国人得到多少金牌或诺贝尔奖。”相反，“在论证法国、德国或中国因为一大堆理由不能与美国竞争卓越地位甚至接近美国大学今天已经达到的水平，……我觉得这个结论对国际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既不令人愉悦也不见得有益。”因为“平等伙伴之间的国际协作与合作将有益于学术和科学的增长，也有益于加强每个社会对其他社会的义务”。（P352）
在与世界各国的大学体系比较的过程中，作者认为，“中国要成为竞争者”。显然，对于中国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者认为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作者也明确指出，“中国需要表现出对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价值的更深承诺”，同时，“中国不应试图仿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著名大学”，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大学将不得不经历改变，“中国最好能预测到这一点”。（P008—P010）这一系列的洞见，表明了作者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当下中国卓越大学的建设，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才会相信，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杰作，也是反思中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本书是作者一生研究与工作经历的集中反映，正如图书标题所示，该书分为三大部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历程、它们做出的重大研究成果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该书出版之后，立刻获得了读书界与评论界的一致好评，一九八一年与二○○○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R.坎德尔、托斯登•N.威塞尔；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以及洛克菲勒大学四大名校的荣休校长；NBA前总裁大卫•J.斯特恩纷纷发表评论，盛赞该书。哈佛大学荣休校长德里克•博克说，“在我读过的关于这些机构（指美国研究型大学）运行的必需条件、制约它们取得成功的种种因素的作品中，乔纳森所做的分析是最为详尽和令人信服的。”
本书中文版还延请了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教授撰写了题为《“后九一一时代”美国研究型大学的使命与危机》的序言。序言对图书内容做了精彩独到的解读，并结合中国当下高等教育的现状，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与立场，可读性极强，也使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名校崛起”。作者主要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做了梳理和回顾，以细致翔实的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指出：美国研究型大学之所以能够卓尔不群，在于它们所坚持的十二项核心价值观：普遍主义，有组织的怀疑主义，创造新知识，思想的自由公开传播，无私利性，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国际共同体，同行评议制度，为“共同”利益工作，权威治校，学术传承，学术共同体的活力。（P046—P052）在这十二项核心价值观中，作者尤为看重的是“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作者引用社会评论家刘易斯•梅南德的话说，“它是大学这一整个事业获得合法性的关键理念。”（P049）。正是由于对上述基本理念的坚持，造就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崛起，使得世界一流学府在美国的确立成为了现实。作者也列出了一所卓越的大学所必需具有的十三个因素：教师的研究产出，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基金与合同经费，荣誉性奖励，获得高质量的学生，教学卓越，硬件设施和先进的信息技术，大型捐赠基金和丰富的资源，大的学术科系，自由探索和学术自由，地缘因素，对公共利益的贡献，卓越的领导。（P083—P087）在这十三项因素中，作者再次提及了“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由此可见，“自由探索与学术自由”在作者心目中，对于一所大学成就伟大起到了何等重要的作用。反观中国大学的成长历史，不难理解，杨东平教授为何能在序言中发出这样的感慨：“对比这样一个像大树年轮般细密而富有质感的生长，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学术自由在中国的生长，是一个多么单薄和仓促的过程。”（P002）
本书的第二部分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发现”。为什么杰出的美国研究型大学对于美国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换言之，美国杰出研究型大学拥有超群的地位这一论断的证据是什么？作者给出的答案是新颖的，却也是令人信服的：作者详细列举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所做出的伟大发现与创新。这些发现与创新，不仅有前沿与基础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发现，也有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渗透到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发明与创造。比如，作者举出的例子中，既有像量子力学、天体物理学、地球物理学这些基础学科中的伟大发现，也有像条形码、发光二极管（LED）、计算机、谷歌（GOOGLE）这样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发明创造。
而更令人赞赏的是，作者不仅列举出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创新与发现，也把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现纳入自己的视野之中，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作者这样写道：“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发现，……在过去几十年里已被证明具有重大影响。”他更是直接指出，“我们往往不会将其研究成果归入影响深远或有重大意义之列。然而，这却是一个错误。”（P224）在作者看来，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是大学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在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它们就不能保持伟大的地位。因为“人文研究的本质，……一直是反对性质的。”“他们的工作就是去质疑、使人们不安——去挑战具有优势地位的政治权力和没头没脑的媒体抛向公众的商品化的、无争议的、法典化的确定性事情。”（P116）
在列举出这些伟大的发明与创造的同时，作者还提供了一组有趣的数字，根据波士顿银行的报告，“如果由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教师创办的公司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其创造的收入将使该国成为全世界第二十四大经济体。……这大致等于1,160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略小于南非而大于泰国的国内生产总值。”（P148）这让我们不禁要联想，如果将麻省理工换成北大或者清华，那么，其创造的收入又能够排到第几呢？
本书的第三部分是“直面挑战并展望未来”。毫无疑问，在作者的眼中，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卓越地位并不是稳如泰山的。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而言，其时时刻刻都有遭受着侵害与威胁的可能，即便是像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对于学术自由的保护有时也是如此的脆弱，因此必须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正如本书第十二章的标题所指出的那样，“敌人是我们自己”。作者详细列举了小布什政府时期，其种种政策与措施对于学术自由的消极影响。在作者看来，小布什政府上台后反智主义的抬头，是因为“支持布什的政治力量与反对基本的科学思想的力量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种反对的力量历来和美国的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和反智主义存在联系。”（P321）也因此作者才会对于小布什政府的种种举措提出强烈的批评。这种种举措在我们看来或许并非像作者所说的那样，会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学术自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警惕与警醒，对于保护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自由来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
环顾全球，美国研究型大学是否有潜在的竞争对手呢？对于这一点，显然作者也是非常自信的。实际上，对于知识的全球性竞争，作者的态度是相当的开明。他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对产生学术上的赢家和输家的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不感兴趣。我也无意为了增强民族自豪感去数美国人得到多少金牌或诺贝尔奖。”相反，“在论证法国、德国或中国因为一大堆理由不能与美国竞争卓越地位甚至接近美国大学今天已经达到的水平，……我觉得这个结论对国际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既不令人愉悦也不见得有益。”因为“平等伙伴之间的国际协作与合作将有益于学术和科学的增长，也有益于加强每个社会对其他社会的义务”。（P352）
在与世界各国的大学体系比较的过程中，作者认为，“中国要成为竞争者”。显然，对于中国追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作者认为是可能实现的。但是，作者也明确指出，“中国需要表现出对自由探究和学术自由价值的更深承诺”，同时，“中国不应试图仿效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著名大学”，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大学将不得不经历改变，“中国最好能预测到这一点”。（P008—P010）这一系列的洞见，表明了作者对于中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这种思考对于当下中国卓越大学的建设，是那么的弥足珍贵。也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才会相信，本书不仅仅是一本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杰作，也是反思中国研究型大学发展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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