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遗民与民国 ——《民国乃敌国也》读书笔记

                                                               

一
在主流的历史叙述中，民国取代清朝是历史的巨大进步，有其历史必然性。清廷往往被视为丧权辱国、腐朽无能的没落王朝，国家面临瓜分豆剖的危局，人民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在《白鹿原》中，以白嘉轩等人的眼光来看，上述观点不无误判之处。在他们看来，清朝皇帝非但不是横征暴敛，反而是与民休息，除了以“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按时缴纳皇粮外，再无其他苛捐杂税，更无抽丁拉夫之说。与清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无可置疑合法性的民国，却将原本一片宁静的白鹿原变成民不聊生的“鏊子”。 其实小说中并没有清朝德政的相关叙述，白嘉轩们美化清朝并非对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忠心不悔，而是出于对民国天灾人祸、战乱不已的现状深恶痛绝。他们虽然没有士大夫高头讲章的思想资源，但足以通过诉诸生活记忆来形塑自己的认同感，无意识中形成了自己的政治认同。从任何角度上说，他们都不是清遗民。但是，正如白嘉轩在帝制行将崩溃时所说的“没有皇帝了日子怎么过”的问题，他们也毫无例外地面临着从帝制到共和的政治文化转型。他们并非真正活跃于历史舞台上，但却揭开了历史大变革时代的政治文化转型之痛的伤疤。不读圣贤书的一介草野小民尚且历经转型之痛，更不用说历史漩涡中士大夫所经历的“礼崩乐坏”的家国之痛。可见，历史并非直线进化，基于不同的视野看到的风景大相径庭。但是,对于清遗民来说，他们饱读诗书，未必就如其对立面所指的政治立场背后全无理论资源，被扣上守旧、封建等大帽子驱入历史的深渊万劫不复。以清遗民的视角看待清帝逊位后的民国历史，将为我们打开另一种面向的历史维度，更多地予以同情之理解，深入他们的精神世界，而不是以后见之明指点前人，将一段复杂的历史更为曲折的细部呈现给读者。
遗民现象为中国历史所特有。每当改朝换代，总会有一批效忠于前朝之人，眷恋旧主，拒仕新朝。关于这些遗民的出处与政治抉择，历来为研究者所瞩目。但是，“长期以来，清遗民受到‘政治正确’态度所影响，并无得到应有的研究与重视。即便有之，过去探讨也多半牵连至清室复辟，且采取‘负面’的策略和标签看待。”近年来学界不乏对王国维、郑孝胥、陈三立、罗振玉、辜鸿铭等“巨型”清遗民的个案研究，还注意到微型个案，比如对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等史料重新发现。但是，除了将清遗民简单地订在历史耻辱柱之外，以同情之理解态度审视清遗民政治认同方面的研究尚属凤毛麟角。台湾学者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正是从一群敌视民国、忠于清室的遗民出发，研究他们的政治认同和态度，进而探究“政治正确”遮蔽下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民国乃敌国也》是林氏2005年在台湾大学历史系提交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为古伟瀛和王汎森。论文稍作修改后，由王汎森作序，于2009年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社刊行，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简体字版（以下《民国乃敌国也》特指中华书局版）。《民国乃敌国也》将清遗民重新放置于历史脉络中，试图拨开清遗民头上的厚厚阴云，为清遗民研究打开的一个新的学术空间。
二
《民国乃敌国也》全书共七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与第二章为第一部分，此部分颇有新文化史风格，意在“呈现忠清遗民的出处，透过他们在民国后的活动范围及仪式认同，厘清其心态。”第一章题为《异乡偏聚故人多：活动范围》。林著分析清遗民在民国后的活动范围，以地域为标志分分为京津、青岛、上海、广东及港澳，还特意提及海内外各处的遗民活动。第二章题为《出与处：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通过政治抉择，发辫、衣着、历法等认同行为和奉安、万寿祝嘏等政治性仪式来形塑自己的政治认同。
第三章与第四章为林著第二部分。第三章题为《文化政治：书写中的自我认同》，讨论清遗民的各项著作，试图通过他们集体参与编纂《清史稿》和地方志，以及他们的个人著作——如汪兆镛的《元广东遗民录》、《碑传集三编》，来分析其自我认同。第四章题为《重建社会秩序：政治与文化的议论》，针对遗民在民初政治主张和活动，比如五代观、孔教、共和、读经会是他们当时的主要言论。其中将民初政局比作“五代割据”，不但是乱兵为患，而且是纲常隳坏，道德廉耻沦丧。通过分析他们的言论推究其“重建社会秩序”的主张与思想。
第五章与第六章为林著第三部分。第五章题为《“国故”与“遗老”：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从学术有关的题材切入，探讨清遗民日渐遭到社会攻讦，及其负面形象的出现。其中李济、胡适等新派学者，怎样看待清遗民的学术事业，如何加以去神圣化，清遗民的学术被视为“古董化”，从而达到学术典范的转移。第六章题为《身体终结与记忆的开始：以王国维为例》，通过分析王氏自沉之后各方言论，指出清遗民的道德精神在现实环境中的失语；而另一套对王氏之死的历史记忆与评价定位开始出现，说明政治文化的变化。林著第三部分明显不同于前两部分，前者主要是分析清遗民自身的政治抉择与文化认同来应对外部世界的变化，从清遗民的自身行为认识其心态与动机；第三部分主要是来自于外部的舆论视角，内外互动，将清遗民的处境更为立体动态地呈现出来。
第七章为第四部分，主要分析清遗民与伪“满洲国”的关系。此章处理的问题十分棘手。对于处于政治边缘地带的清遗民来说，如何处理民族感情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纠葛是无法回避的难题。以郑孝胥对日本人在伪满洲国推行的“王道乐土”来说，郑孝胥认为日本人为“王道思想”提供武力基础，中国则提供思想内容。希望借此王道精神，强化和重塑国家与文化认同，同时以此联合国际上具有共同志趣的国家（实际上就是日本），以对抗西方列强。郑孝胥的理由一方面是强调恢复帝制的合法性，一方面也是对西方文明价值的回击。林著还特意指出，与伪满州国推行政治文化宣传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也在进行类似的活动。林著由此联想到，“七百年的中国，蒙古与南宋同样也在争夺道统正当性。”林著显然对伪满洲国背后的日本势力扮演的角色估计不足，将中日之间的博弈比作蒙古与南宋之间的道统之争，外族入侵与兄弟阋于墙之间毕竟不同。
最后，林著以《追寻“现代”中国》结束全书。处于新旧“转型时代”的清遗民，已经丧失了如顾炎武、黄宗羲等明遗民的道德资源，忠于旧主不但不能得到他们期许尊重，反而被视为保守落后，往往遭到“污名化”看待。正如林著所呼吁的“重新认识清遗民”，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审视清遗民转型时代所承受的精神痛苦，以“事件发展的逻辑”而非以“史家的逻辑”断定历史发展的过程。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林著附录《清遗民基本资料表》长达六十六页之多，约占全书内容的百分之十四，扎实的材料搜集功力于此可见一斑。并将这些材料按照拼音字母为序，分为生卒年、籍贯、任官经历、辛亥后动向以及其他六栏，重点突出“辛亥后动向”，可谓下足了功夫。充足的史料支持，为全书的立论打下扎实的功底。
三
林著的突出贡献在于重建了过去一向被历史学家忽视的一个面向，勾勒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多样的民国政治文化图像。他在回顾中国遗民史研究试图突出清遗民的特殊性，前人所瞩目的宋明遗民更多的是在“夷夏之防”的文化民族主义层面讨论，而清遗民不但面对文化民族主义的质疑，而且更多的来自于政治体制转型的挑战。林著提出“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来重新整合清遗民面临的困境。林著将“政治文化” 定义为“指从心理层面，探讨个人与政治体制之间互动关系的知识，企图自个人的认知、情感、态度和行动等各种角度，考察并解释政治体制本身的稳定和变化。”这是Gabriel Almond 1956年提出的名词，林著重新解释界定，以此来讨论“清遗民对政治的立场和态度，重新厘清近代中国从帝制到民主共和之转变。”因此，他主要触及的问题核心有两个，一是由帝制到共和转变期，“很多人由于短时间无法适应，出现政治生活的矛盾及不和谐，因此产生态度及取向的分裂，导致政治认同的危机和紊乱。”二是希望以此相对简明的方式讨论“政治思维和行动间的关系”与“政治和文化双重互动的结果”。应该承认，林著以同情之理解的态度呈现了了清遗民的政治认同和态度，但是，依我浅见，我最为关注的林著如何处理两种政治体制转型期清遗民的政治思维问题，林著在解释清遗民对帝制的眷恋着力尤多，但是却很少触及他们与新的共和体制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即是与新的政治理念的冲突是如何形塑其政治认同的。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例，二者在辛亥之前，均被视为新思想的先锋，探究什么原因促使他们走向保守，而不是仅仅诉诸于他们趋向保守时的言论更为重要。在第四章《重建社会秩序》中，林著认为 “遗民认定文化价值的衰落和政治之体系崩解脱离不了关系”。康有为认为民国共和的实行带来了许多恶果，他很痛心地说道：“号为共和，实则共争共乱；号为统一，实则割据纷争；号为平等自由，实则专制横行。”应该说，康有为指出了民国共和的困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康有为提出了虚君共和。林著指出康有为的虚君共和论，实际上与他过去所主张的君主立宪制相比，此时民权急剧扩张，君权明显下降。因此，林著指出康有为“指出有意改良民国，绝非全然与民国为敌”。但是，林著却未曾深入阐述是何原因使导致了康有为产生这一政治思维与行动。
另外，在复辟帝制的问题上，康有为心目中的皇帝人选并非只有溥仪一人，他还曾试图以孔氏的衍圣公建立中华帝国，而不是恢复清帝国。因此，需要追问的是，此时的康有为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清遗民？再以旗人那桐为例，林著在96页指出，那桐每逢初一便会向宫阙方向行三跪九叩大礼，在日记中标记“予告太子少保、文渊阁大学士，前清遗老也”，以此说明这一政治意识传达出对清廷的政治认同。但是，在林著39页同样提及那桐的日记，在袁世凯称帝之际，那桐在日记中写到“今日命令改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那桐一人可以奉两种正朔，正朔后边的政治内涵明眼人一望便知。如果前者可以用来说明他是清遗民，那么如何解释后者呢？这是林著不曾深究的问题。更令人诧异的是，堂堂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居然名列《清遗民基本资料表》，似乎林著对此并无相关解释。林著157-158页将徐世昌编纂的《晚清簃诗汇》与《清儒学案》说成歌颂清室之作。可见，徐世昌的复杂性并未得到整体性考察，而是取其所需，为己所用而已。

四

虽然林著整理了65页之多的《清遗民基本资料表》，涉及移民人数不可谓不多，但是作为个体的清遗民具体处境千姿百态，难以一概而论。比如那桐可以养尊处优，而刘大鹏却不得不依靠商业维持生计，甚至下地耕田。因此，全书多为整体性鸟瞰，并不能深入了解在复杂纷乱的民初清遗民的具体处境。以林著提及十一次的山西遗民刘大鹏为例。关于刘大鹏的《退想斋日记》，作为史料已为学界注意，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罗志田的《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与关晓红的《科举的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特别是沈艾娣的《梦醒子——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注林著出版时，沈艾娣此书还未出版。沈书于2014年8月由赵研杰翻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沈艾娣以微观史学的角度审视《退想斋日记》，为我们构勒出了一个乡村忠清遗民的多面人生。刘大鹏在帝制走向共和的转折时期，虽然对清室忠心不改，但是，还是出任了民国初期县议会的首任议长，并且作为国民议会代表投票决定是否建立君主立宪制时，他明知道袁世凯想当皇帝，却投票支持了自己原本极力反对的事情。此时，刘氏的政治行动已经无法被其忠于清室的政治思维所左右，而是被现代式的选举政治所捕获。由此可见，任何一个清遗民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很容易淹没于效忠清室敌视民国政治姿态中，如何将他们归纳到一个文化政治的论题下实属不易。将林志宏此书与其研究清遗民的单篇论文，如《清遗民的心态及处境：以刘声木<苌楚斋随笔>为例》来看，反而是后者的论述与问题更为清晰。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林著最令人头疼的是西方学术概念的使用。以林著《绪论》为例。他在解释应该关注“文献”与“文本”之间的关系，指出其研究策略“把文字利用症候式阅读（symptomatic reading），将他们制造的意义，视为一种建构（constructing）的过程。”其中的症候式阅读为何出现，有何作用全无解释，只是在下面注释为“这是利用阿图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的说法。他指陈阅读方法至少有两种：一是就外在单纯字面意思的理解；另一则必须通过所谓的‘症候式阅读’，才能了解真相。阿图塞说，症候式阅读为内在的，具有潜在不可见的意义，换言之，体认‘认识’并非反映而是生产，特别是一个新结论、新理论的产生。”我窃以为可以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清楚即可，没有必要引入一个新概念，反而不易理解。这尚且将概念置入上下文语境中理解。但是，林著在29页引入“不完整的政治文化（fragmented political culture）形态”，上下文并不解释，似乎是凭空飘来，令人不知所云。更为要命的是，林著并不解释这个概念的意思，只是在下文注释为“‘不完整的政治文化’是来自于罗森邦（Walter A. Rosenbaum）的看法，见Walter A. Rosenbaum，Political Cuiture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1975)，pp.37-52”将其他领域的概念引入进来似乎不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一个问题，而是展示作者的理论视野似乎并不可取，使用或者处理不妥，反而会弄巧成拙。

虽然《民国乃敌国也》不无进一步商榷之处，但整体而言，以其对主流历史叙述所压抑的清遗民的的挖掘，对边缘性声音给予足够多的同情与理解，这为我们呈现出来从帝制走向共和的多元的历史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著足以构成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个具有启发意义的学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