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的言语杂俎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人多以之与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比照，这自然是不错的，毛子水说过，连胡颂平自己也多次提及。不过，许多人亦会想起如《世说新语》类的笔记体来，那种任意而谈、纵贯古今、性情毕露的情状，何其相似也，当然，这是一个人的“世说新语”。胡颂平在“后记”中讲，胡适先生起初并不知晓这些话语的记录，得知后，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的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有用的。”这种当事人不干涉的大度，使得此谈话录有着原生态的鲜活度。

谈话录之“正襟危坐”气未免有些无趣，若有“偏见”，或会逗引人的兴趣。如台大侨生六人来拜访，送上诗刊一册，想来里面都是比较“现代”的作品，胡适阅后不客气地说：“你们写的所谓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只管自己写，不管人家懂不懂。大部分的抽象派或印象派的诗或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律诗，用典的文章，故意叫人看不懂，所以没有文学的价值。”这其中不乏真确的地方，但亦充满了偏见，不过却是胡适的思想一以贯之处。他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倡白话文，讲究“明白清楚”，谁都能读懂。为丁文江做传，书名《丁文江的传记》（其实不如《丁文江传》简洁），制藏书印章，名“胡适的书”（不如“胡适藏书”规整），只是为了他的主张，有意为之。胡适的这一主张，从年轻时到晚年，从没变过，即使偶然看到政府的公文以文言书写，也要转头对秘书胡颂平说若用白话就好了，由此而言，他对现代主义风格的诗歌取排斥态度（似勿管写得好或坏），就不奇怪了，即使有惹人非议之处，但那是胡适的一贯思想，亦可理解。

另有，明代归有光的《先妣事略》、《寒花葬志》，一向受人赞誉，胡适独不以为然，认为不通。他指出的毛病自然有是的地方，不过未必全然合理，其实根本的缘由在于，“归震川的时代已不是古文的时代，勉强要做古文，这就是‘做作’了”。这符合其思想的一致，用活的语言，而非返古的语言。他认可绝句，不喜律诗，及认为后者有凑句和用典的嫌疑，与自己的主张相悖。其实这些想法，在胡适的文章里都是一向宣扬的，但如谈话录中这般“任性”，却是罕见，这是日常说话的好处。

五十年代的两岸，在出版上有大不同，却亦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如1952年大陆出《敦煌变文》，其中一篇“魔窟变文”下注明“绩溪胡氏”。胡适看到，说：“这样对我称‘绩溪胡氏’是很客气的。这位编者不知是谁，一定是我的朋友，可能是周汝昌的兄弟？”曾经，人人皆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荣，而这当儿还有人如此，称得上真朋友了，当然，这还只是五二年的出版物，再等几年，如此客气的称谓也不复存在。而海峡那边，出纪念蔡元培先生的文集，收马寅初的文章，却改“寅”为“雲”，算是曲笔，在宁直勿曲的胡适看来是不妥的，不过亦是无可奈何。其实用曲笔固然委屈，却更有大批作家、学者的著作在海峡的这边或那边、甚或同时在两边消失不见，让人产生从来未存在过的恍惚，此时再返回头看，用曲笔已算得上不错的待遇了。

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这是胡适的信念。有一位驻马祖的士兵给他写信，说读《前出师表》，发现两个版本有不同的字句，提出七点疑问求教。胡适交给胡颂平做一点考证，从《蜀志•董允传》至李善注、六臣注《文选》，再到《古文观止》，经过比勘，解释了这个问题。胡适和他的秘书对普通读者、对学问，都是认真严谨的，而我们也惊异民间的好学之风如是。胡适的求真体现在生活的每一点细节上，有次胡颂平将杜甫的“羌村诗”默写在纸上，其中“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错了两字，胡适拿来看，用原子笔圈出改正，予胡颂平以很深的印象。

月旦人物，品评世情，似是笔记体的一特征，虽说胡适以温和著称，但亦不乏臧否之语。他说王国维，“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说周作人，发表的文章一定要自己最后校对清样，才交给排字工人；说钱锺书的《宋诗选注》，选的不好，注值得一看。胡适从刊物上看到冯友兰在内地反复检讨自己的思想，提及多年前冯从檀香山回国，买了三个大冰箱，里面装着满满的东西，预备回来好好赚一笔。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围城》里的李梅亭，“事迹”何其像，不知是否艺术模仿生活？

胡颂平说，“今天回想当年面对面的谈话，我个人常有如同‘江海之浸，膏泽之润’的感受。”胡适的人格与思想的感召，是这些感受的源头，而后来人面对此谈话录，想来亦心有戚戚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