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能成为民主阵地吗?
文/邢晓雯
国内关注郑永年的朋友多是通过《联合早报》的专栏，郑教授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几乎深入到与政治相关的各个领域，在他庞杂的研究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总离不开“国家—社会”在不同问题领域中的互动关系，这本《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也是如此。
在有限度的开放以及严密监控的前提下，中国互联网对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是推动还是抑制呢？
近年来，通过网络民意诉求，自民间的声音能更好地发散出去，这些议题集中在反腐、司法公正、土地纠纷、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发生之前，总能在网络上看到由不同的网友发出的信息。而且，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政策和网络问政，政府也希望在网络上塑造一个“开明”的形象。
只是，从1993年中国第一次联入互联网，至今21年过去了，中国的领导层在信息技术上一直在执行双重任务，即：推动技术经济发展，同时保持政治控制。哈佛大学“开放网络促进会”的一项研究总结道，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成熟的互联网过滤系统。而在我们所经历的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可以切身体会到，网络言论的口径越来越缩小，“敏感词”被过滤速度越来越快。而中国网民发声的渠道随着许多网络论坛的关闭而变得越来越单一，近四五年来，主要集中在微博和微信上，更方便舆论把控。所以，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互联网很有可能“加强了中国的威权政权，而不是削弱它”。
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能在中国发展出一个民主政权吗？郑永年教授通过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终极问题。从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而言，“技术民族主义”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精英，他们以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在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政治阵地，国家和社会都试图在这块阵地上扩大它们自身的政治空间，但在郑永年看来，这两方都缺乏占据主导的能力。中国虽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它事实上拥有一个“行为联邦制”的结构（参见郑永年另一本著作《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尽管有高度集权的表象，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分散的。而对于社会，其实产生不了能组织区域性或全国性社会运动的代理人，大多数农村和城市的抗议者只诉求满足他们的物质利益，而非其他。
和信息时代之前的状况相比，中国政权比过去更愿意改变陈旧的政策和进行政治实践，部分原因是通过和社会力量的网络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具有改造性的，网络使社会力量对政权施加了压力。但郑永年的观点是，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能够推动政治自由化，但迄今为止，还不能触发政治民主化。
本书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4年，中文版译著直到今年四月份才正式出版。成书之时互联网还是博客、BBS、聊天室的时代，在今天，这些已经被微博微信取代。但作者在书中的观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随着网络的发展中更让人看得清楚，这也是政治学著作研究的价值所在。
——本文发表于《中国财富》2014年10月刊
国内关注郑永年的朋友多是通过《联合早报》的专栏，郑教授对中国问题的分析几乎深入到与政治相关的各个领域，在他庞杂的研究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总离不开“国家—社会”在不同问题领域中的互动关系，这本《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也是如此。
在有限度的开放以及严密监控的前提下，中国互联网对中国的政治民主进程是推动还是抑制呢？
近年来，通过网络民意诉求，自民间的声音能更好地发散出去，这些议题集中在反腐、司法公正、土地纠纷、环境保护等问题上，在许多重大社会事件发生之前，总能在网络上看到由不同的网友发出的信息。而且，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政策和网络问政，政府也希望在网络上塑造一个“开明”的形象。
只是，从1993年中国第一次联入互联网，至今21年过去了，中国的领导层在信息技术上一直在执行双重任务，即：推动技术经济发展，同时保持政治控制。哈佛大学“开放网络促进会”的一项研究总结道，中国建立了世界上最为成熟的互联网过滤系统。而在我们所经历的中国互联网发展过程可以切身体会到，网络言论的口径越来越缩小，“敏感词”被过滤速度越来越快。而中国网民发声的渠道随着许多网络论坛的关闭而变得越来越单一，近四五年来，主要集中在微博和微信上，更方便舆论把控。所以，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互联网很有可能“加强了中国的威权政权，而不是削弱它”。
信息技术是否能够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能在中国发展出一个民主政权吗？郑永年教授通过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个终极问题。从中国百年来的发展而言，“技术民族主义”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精英，他们以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发展，作为执政合法性的依据。在中国，互联网是一个尚未开发的政治阵地，国家和社会都试图在这块阵地上扩大它们自身的政治空间，但在郑永年看来，这两方都缺乏占据主导的能力。中国虽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它事实上拥有一个“行为联邦制”的结构（参见郑永年另一本著作《中国的“行为联邦制”》），尽管有高度集权的表象，但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权力结构事实上是分散的。而对于社会，其实产生不了能组织区域性或全国性社会运动的代理人，大多数农村和城市的抗议者只诉求满足他们的物质利益，而非其他。
和信息时代之前的状况相比，中国政权比过去更愿意改变陈旧的政策和进行政治实践，部分原因是通过和社会力量的网络互动的结果，这种互动是具有改造性的，网络使社会力量对政权施加了压力。但郑永年的观点是，互联网的集体行动能够推动政治自由化，但迄今为止，还不能触发政治民主化。
本书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4年，中文版译著直到今年四月份才正式出版。成书之时互联网还是博客、BBS、聊天室的时代，在今天，这些已经被微博微信取代。但作者在书中的观察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随着网络的发展中更让人看得清楚，这也是政治学著作研究的价值所在。
——本文发表于《中国财富》2014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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