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马克思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一、崇尚暴力的叛逆贵族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生活优渥安逸的犹太贵族家庭，尽管所谓的贵族仅仅存在于曾祖辈，但是这个中产家庭在当地的确是名利双收。年少时的马克思即受到父亲的宠爱，他盛行骄傲易怒，而且喜欢担当领袖指挥他人——这种人格在他后来的学术论战以及革命活动中都有体现。马克思喜欢带领小孩玩砸石块的游戏，其中就有他后来的妻子燕妮。
马克思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在很早便放弃了犹太教，加入了路德派教会。在马克思柏林时期的文章中，出现了不少批评犹太人的论述，马克思将犹太人贬斥为只知“讨价还价”的自私民族——这些都被用来视作马克思反犹主义的证据。
“马克思本身支持暴力，或许甚至支持恐怖主义式的革命，但他的这种行为更像是罗伯斯庇尔，而不是斯大林那类人。”马克思有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学说即主张推翻剥削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最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有趣的是，马克思在早期担任杂志总编的时候，曾经想走中间路线，甚至禁止共产主义观念的文章发表，结果还是被普鲁士政府不容，最终走上激进的路线。
马克思与很多合作者的决裂都与其强盛的控制欲有关，“在他与德国的一些政治伙伴分裂后，一些人便把其归结于马克思的独裁倾向以及他把盟友变成下属的愿望”。
二、不能给家人带来稳定的流亡者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经轰动世界并且将影响力持续到现在，但是他本人的财务状况却十分糟糕。这大概和他优越的童年环境有关，他的家庭比较富裕。马克思在柏林读大学时挥霍无度，遭到父亲的强烈斥责，令父亲更为生气的是马克思在财务上没有合理的规划。
马克思和妻子都对钱财都不是特别敏感，他们曾在蜜月进行到中途时便丢失了岳母赠与的一笔钱，并且对此不以为然。
马克思早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的支持，但是父亲亡故后，其财产划归到共同财产名下，由母亲控制，母亲拒绝将遗产过早传给马克思，这也是马克思与母亲关系长期不睦的重要原因。之后，尽管马克思曾经通过报纸以及接受捐助短暂解决过财务问题，但这方面的困扰还是伴随着他的一生。“1846年5月，马克思由于入不敷出，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巴黎的公寓，把全家搬到一家带套间的旅馆里。从那时起，马克思这一生经历的贫穷，都是一种‘保持着上流社会高贵风范的贫穷。’”尽管他自己入不敷出，但他经常借款给其他革命者。
除了这种贫困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马克思在婚姻上有过不忠，甚至需要依靠恩格斯解围，这段经历的确是令人大跌眼镜。
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么我认为，他并不能称为一个称职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一家也的确是为无产阶级奉献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所有。
三、严重拖延的学术作者
马克思这一生著述颇丰，但是和现在很多人一样，他也是一位严重的“拖延症”患者。自从大学以来，马克思就有拖延的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不能顺利毕业的原因。
马克思显然是一个令人抓狂的同事，他可以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待上12个小时，但计划写的书却是一拖数年，最后也没能交稿。恩格斯几十年里一直在反复对他说同一件事：快把活儿干完！世人熟知的作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从《神圣家族》到《巴黎手稿》，均因为他一拖再拖而推迟发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未完成的半成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资本论》，这部马克思最著名的著作在他生前只完成了第一卷，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完成——恩格斯完成的部分也因此被后人怀疑是否破坏了马克思学说的纯洁性。将这部作品的未完成归结于马克思的拖延无疑是片面的，但是，“从经济学入手批判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各个方面，这个计划将成为马克思终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对一个起币后便难写完整，而且时常无法把精力集中在长远目标上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
至于为什么他的出版商和编辑会一再容忍他的拖延症，大概是他的文采和思想性的确值得等待。
四、尖酸刻薄的撰稿人
马克思以往常常被人忽略的角色是“报人”、记者、编辑，事实上他在新闻业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天赋和勤奋，这从他在《莱茵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发表一系列严谨且具有批判意义的文章在科隆报界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因此获得了当地资产阶级的长期捐助与支持。当《莱茵报》因为批评普鲁士政府而被迫停刊后，仍有千人自发签联名信为其求情。
马克思个性好斗，甚至常常表现出粗鲁的一面，他乐于通过细枝末节去嘲讽同一阵营的理论家，比如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花了很大篇幅对施蒂纳进行批评。“本书中关于后者的内容原本只有‘莱比锡宗教会议’中的一小段，但后来却完全变成了大书特书。两人用相当长的篇幅抨击了施蒂纳的无知，贬斥他那种资本主义式的同情心，并取笑他的柏林口音。”讽刺的是，马克思之前曾因为燕妮的原因与恩格斯有过决裂，但是他们俩的“和解，可能要得益于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合著的关于麦克斯•施蒂纳的那段长篇大论。”
马克思对一些盟友发表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出于一些琐碎小事和利益纠纷。比如，马克思和魏特林的纠纷，竟然是因为后者在很多地方与马克思相像，因此他们“要在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夺取领导地位”。
马克思通过批判他人的作品来进行自我批判，而不是直接进行自我反思。他“拿起他自己以前的理论，投射到其他思想者身上，这样他就可以反驳他们，而不用批判自己……这是他自己能接受的唯一一种自我批判方式，也只有这种方式让他能够保证自己的地位——阐述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地位。”
学了一年的新闻专业，我心里清楚，有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真实，其中穿凿的痕迹暗示着它的虚假，比如新闻、比如教科书；有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却反映出了赤裸裸的真实，比如文学。这大抵是曹雪芹说的“假亦真时真亦假”。当马克思在中国成为一种主义，当我们接收到的马克思都是二手信息，那么我们确有必要通过书籍却接近他。况且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实在重要。
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我通过马克思的传记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的脾性、了解他的经历，来了解他的思想。我不得不面对的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传记将一个更饱满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当我了解到马克思的诸多不光彩的历史，我感到的首先是一种欣慰，这种“欣慰”完全是对我过去所受蒙蔽的告别。负面的描述并不会抵消我对马克思的敬意，毕竟他是一个“人”。
然而在国内，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人”，他在大众所触及到的世界内被树立为光伟正的丰碑。这有政治上的考虑，而且，了解一个伟人的复杂性并不是普通大众力所能及的。相反，中国人在“造神”这方面具有别人无所企及的幽默感，比如，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用脚擦出的痕迹实际上并不存在，这和“太空看地球的唯一肉眼可见建筑”、“武则天的无字碑”等等传闻一样为人津津乐道。我们并不需要依靠那个飘忽的痕迹来确定马克思的勤奋，但是人们似乎选择性地想要相信一些“神迹”，变本加厉地为马克思背书——这实在是荒诞。
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特里尔旅游业的摇钱树，他们都会到马克思故居去照一张相，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真正的马克思。好比山东曲阜每年都要举行祭孔大典，但是很少有人读过论语，哪怕是于丹式的。我觉得我们一直被浸泡在虚假之中，并且惰于改变。
马克思一直被国人忽略但却十分吸引我的一个身份是报人，包括记者和编辑。他在经营《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时展现出了很大的才能，吸引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同时惹来了普鲁士政府的密切关注。他的思想精深，同时他的文采斐然，他的《共产党宣言》文辞高雅却迸发着强烈的火力。
马克思十分关注媒体自由，并曾用黑格尔式哲学诠释新闻自由。德国的自由派渴望建立一套保障媒体自由宪法的希望，被马克思写进文章中。马克思把媒体自由定义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普适人权的一种，并把这种观点的反对者称作是普鲁士王国的走狗，称他们在鼓吹过时的等级社会观念。马克思还“抨击了一部分浪漫主义思想者，称他们将自有看作是个别社会团体享有的一种特别优待，而不是‘和人的本质相联、和理性向联、也一样和全人类相联’”。
因此，马克思也不认同一些人支持的将媒体自由看作是职业自由的副产品。
马克思曾经对自由媒体进行过赞颂：
自由媒体是民众精神用来观察各处的眼睛，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表达，是连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间的活纽带……这种代表国家的精神必须能被村舍的小贩兜售，价钱必须必空气还便宜，它是全方位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它就是经常从现实世界中溢出的理想世界……
这些话现在听来，实在是振聋发聩。
马克思出生于一个生活优渥安逸的犹太贵族家庭，尽管所谓的贵族仅仅存在于曾祖辈，但是这个中产家庭在当地的确是名利双收。年少时的马克思即受到父亲的宠爱，他盛行骄傲易怒，而且喜欢担当领袖指挥他人——这种人格在他后来的学术论战以及革命活动中都有体现。马克思喜欢带领小孩玩砸石块的游戏，其中就有他后来的妻子燕妮。
马克思的父母亲都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在很早便放弃了犹太教，加入了路德派教会。在马克思柏林时期的文章中，出现了不少批评犹太人的论述，马克思将犹太人贬斥为只知“讨价还价”的自私民族——这些都被用来视作马克思反犹主义的证据。
“马克思本身支持暴力，或许甚至支持恐怖主义式的革命，但他的这种行为更像是罗伯斯庇尔，而不是斯大林那类人。”马克思有关于阶级斗争的历史学说即主张推翻剥削阶级，正如《共产党宣言》里最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有趣的是，马克思在早期担任杂志总编的时候，曾经想走中间路线，甚至禁止共产主义观念的文章发表，结果还是被普鲁士政府不容，最终走上激进的路线。
马克思与很多合作者的决裂都与其强盛的控制欲有关，“在他与德国的一些政治伙伴分裂后，一些人便把其归结于马克思的独裁倾向以及他把盟友变成下属的愿望”。
二、不能给家人带来稳定的流亡者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曾经轰动世界并且将影响力持续到现在，但是他本人的财务状况却十分糟糕。这大概和他优越的童年环境有关，他的家庭比较富裕。马克思在柏林读大学时挥霍无度，遭到父亲的强烈斥责，令父亲更为生气的是马克思在财务上没有合理的规划。
马克思和妻子都对钱财都不是特别敏感，他们曾在蜜月进行到中途时便丢失了岳母赠与的一笔钱，并且对此不以为然。
马克思早期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的支持，但是父亲亡故后，其财产划归到共同财产名下，由母亲控制，母亲拒绝将遗产过早传给马克思，这也是马克思与母亲关系长期不睦的重要原因。之后，尽管马克思曾经通过报纸以及接受捐助短暂解决过财务问题，但这方面的困扰还是伴随着他的一生。“1846年5月，马克思由于入不敷出，不得不放弃自己在巴黎的公寓，把全家搬到一家带套间的旅馆里。从那时起，马克思这一生经历的贫穷，都是一种‘保持着上流社会高贵风范的贫穷。’”尽管他自己入不敷出，但他经常借款给其他革命者。
除了这种贫困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马克思在婚姻上有过不忠，甚至需要依靠恩格斯解围，这段经历的确是令人大跌眼镜。
如果说马克思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那么我认为，他并不能称为一个称职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马克思一家也的确是为无产阶级奉献了生命中的大部分所有。
三、严重拖延的学术作者
马克思这一生著述颇丰，但是和现在很多人一样，他也是一位严重的“拖延症”患者。自从大学以来，马克思就有拖延的习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不能顺利毕业的原因。
马克思显然是一个令人抓狂的同事，他可以每天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待上12个小时，但计划写的书却是一拖数年，最后也没能交稿。恩格斯几十年里一直在反复对他说同一件事：快把活儿干完！世人熟知的作品，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从《神圣家族》到《巴黎手稿》，均因为他一拖再拖而推迟发行，《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是未完成的半成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资本论》，这部马克思最著名的著作在他生前只完成了第一卷，第二、三卷由恩格斯整理完成——恩格斯完成的部分也因此被后人怀疑是否破坏了马克思学说的纯洁性。将这部作品的未完成归结于马克思的拖延无疑是片面的，但是，“从经济学入手批判19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各个方面，这个计划将成为马克思终生追求的一个目标。对一个起币后便难写完整，而且时常无法把精力集中在长远目标上的作家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的任务。”
至于为什么他的出版商和编辑会一再容忍他的拖延症，大概是他的文采和思想性的确值得等待。
四、尖酸刻薄的撰稿人
马克思以往常常被人忽略的角色是“报人”、记者、编辑，事实上他在新闻业务上表现出了极大的天赋和勤奋，这从他在《莱茵报》的经历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通过发表一系列严谨且具有批判意义的文章在科隆报界获得了一席之地，并且因此获得了当地资产阶级的长期捐助与支持。当《莱茵报》因为批评普鲁士政府而被迫停刊后，仍有千人自发签联名信为其求情。
马克思个性好斗，甚至常常表现出粗鲁的一面，他乐于通过细枝末节去嘲讽同一阵营的理论家，比如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花了很大篇幅对施蒂纳进行批评。“本书中关于后者的内容原本只有‘莱比锡宗教会议’中的一小段，但后来却完全变成了大书特书。两人用相当长的篇幅抨击了施蒂纳的无知，贬斥他那种资本主义式的同情心，并取笑他的柏林口音。”讽刺的是，马克思之前曾因为燕妮的原因与恩格斯有过决裂，但是他们俩的“和解，可能要得益于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合著的关于麦克斯•施蒂纳的那段长篇大论。”
马克思对一些盟友发表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出于一些琐碎小事和利益纠纷。比如，马克思和魏特林的纠纷，竟然是因为后者在很多地方与马克思相像，因此他们“要在一场激进的政治运动中去夺取领导地位”。
马克思通过批判他人的作品来进行自我批判，而不是直接进行自我反思。他“拿起他自己以前的理论，投射到其他思想者身上，这样他就可以反驳他们，而不用批判自己……这是他自己能接受的唯一一种自我批判方式，也只有这种方式让他能够保证自己的地位——阐述人类历史前进方向的地位。”
学了一年的新闻专业，我心里清楚，有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真实，其中穿凿的痕迹暗示着它的虚假，比如新闻、比如教科书；有些事物表面上看起来荒诞不经，但是却反映出了赤裸裸的真实，比如文学。这大抵是曹雪芹说的“假亦真时真亦假”。当马克思在中国成为一种主义，当我们接收到的马克思都是二手信息，那么我们确有必要通过书籍却接近他。况且马克思主义在党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实在重要。
一个人的思想和他的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我通过马克思的传记了解他所处的时代、了解他的脾性、了解他的经历，来了解他的思想。我不得不面对的是还原一个真实的马克思，传记将一个更饱满的人物形象呈现给读者。当我了解到马克思的诸多不光彩的历史，我感到的首先是一种欣慰，这种“欣慰”完全是对我过去所受蒙蔽的告别。负面的描述并不会抵消我对马克思的敬意，毕竟他是一个“人”。
然而在国内，马克思并不是一个“人”，他在大众所触及到的世界内被树立为光伟正的丰碑。这有政治上的考虑，而且，了解一个伟人的复杂性并不是普通大众力所能及的。相反，中国人在“造神”这方面具有别人无所企及的幽默感，比如，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用脚擦出的痕迹实际上并不存在，这和“太空看地球的唯一肉眼可见建筑”、“武则天的无字碑”等等传闻一样为人津津乐道。我们并不需要依靠那个飘忽的痕迹来确定马克思的勤奋，但是人们似乎选择性地想要相信一些“神迹”，变本加厉地为马克思背书——这实在是荒诞。
中国人现在已经成为特里尔旅游业的摇钱树，他们都会到马克思故居去照一张相，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并不了解真正的马克思。好比山东曲阜每年都要举行祭孔大典，但是很少有人读过论语，哪怕是于丹式的。我觉得我们一直被浸泡在虚假之中，并且惰于改变。
马克思一直被国人忽略但却十分吸引我的一个身份是报人，包括记者和编辑。他在经营《莱茵报》和《新莱茵报》时展现出了很大的才能，吸引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同时惹来了普鲁士政府的密切关注。他的思想精深，同时他的文采斐然，他的《共产党宣言》文辞高雅却迸发着强烈的火力。
马克思十分关注媒体自由，并曾用黑格尔式哲学诠释新闻自由。德国的自由派渴望建立一套保障媒体自由宪法的希望，被马克思写进文章中。马克思把媒体自由定义为法国大革命提出的普适人权的一种，并把这种观点的反对者称作是普鲁士王国的走狗，称他们在鼓吹过时的等级社会观念。马克思还“抨击了一部分浪漫主义思想者，称他们将自有看作是个别社会团体享有的一种特别优待，而不是‘和人的本质相联、和理性向联、也一样和全人类相联’”。
因此，马克思也不认同一些人支持的将媒体自由看作是职业自由的副产品。
马克思曾经对自由媒体进行过赞颂：
自由媒体是民众精神用来观察各处的眼睛，是一个民族自信心的表达，是连接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世界间的活纽带……这种代表国家的精神必须能被村舍的小贩兜售，价钱必须必空气还便宜，它是全方位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它就是经常从现实世界中溢出的理想世界……
这些话现在听来，实在是振聋发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