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未带地图的旅人
按：这是我的第一本译作，出版于2013年年末，翻译过程中得到了不少友邻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算是为它做些宣传吧，毕竟是我本科时代比较大型的工程……
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1881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自幼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抱有很大兴趣。9岁时他不幸成为了孤儿，现有资料中并未提及他是如何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安然长大的，不过从《徒步穿越中国》中的部分段落中却可以看出蛛丝马迹——他似乎曾在青年时代挥霍遗产，并为此后悔不迭。总之丁格尔最终成长为了一个乐观开朗且热爱冒险的小伙子，于19岁时作为记者搬到了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海峡”的新加坡，几年后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与印度旅居了二十余年，期间拍下大量珍贵照片并出版了数本著作，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纪实、地图集、中国的经济发展等题材，曾采访过黎元洪这样的重要人物，在欧美和中国都有一定影响力。据称，他还是第一位长期在西藏寺庙内居住的白种人，跟随喇嘛们习得了瑜伽与灵修，从一位大师处获得了中文名“丁乐梅”。他的著述涉及文学、哲学和地理学等领域，可说是度过了充实而精彩的一生。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西南地区徒步期间用打字机撰写的游记，早在1922年就有了名为《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的中文版，洋洋洒洒二十六章，从生态、民俗、社会思潮等多个角度介绍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跟随来自现代化强国的丁格尔游历清末云南，不仅能换个视角看东方，更颇有几分穿越的感觉。 1909年3月，为了实现“从中国内部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夙愿，作者登上邮轮，从新加坡经法属西贡抵达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然后乘长江上的独特运输工具五板船来到汉口、宜昌等工业重地，接下来进入偏远省份云南。他坚持不骑马、不坐轿，与雇来的几位中国苦力一道，徒步深入了滇省内许多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地带，甚至勇敢前往瘴气弥漫的萨尔温江江畔，直到1910年2月才离开中国进入英属缅甸。在这一年当中他不停翻山越岭，居住在穷乡僻壤中条件奇差的旅店，不时还需扎起帐篷抑或借宿人家，疟疾也与他如影随形，而且由于只懂几句汉语，他长期饱受孤独的折磨。
不过如书中所言，“任何自然爱好者都会在云南这片‘华西的瑞士’找到回家的感觉”，身为一名资深驴友，向往旷野、景仰高山的丁格尔反而从中收获了不少乐趣，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壮丽山川的深深眷恋。 当然，他来到云南风餐露宿不仅仅是为了跋山涉水，社会世情亦占据了大量篇章。多数时候他的笔法轻松幽默，中国面条、送葬队伍令他感到无比神奇，最大的烦恼乃是身为“外国人”这种稀世罕见的生物，他每到一地都会遭到数百人围观（乃至有几位妇女一见到他就四散奔逃），不过他在震惊中国人的同时亦深深被中国所震惊。他发现了许多不那么愉快的事实：人们普遍习惯于虐待苦力与牲口，民众恨不得用生命来反对在城内架设电线杆，禁烟令颁布后鸦片依旧肆虐，许多儿童抽上了英国香烟，少数民族妇女们也逐渐裹起了脚，不少城市居民杀婴儿、卖女儿，有人会因偷麦子而被活活烧死……诸如此类的现象，多少与他之前料想的“变革时代”不甚相符。
他还与传教士一起前往苗族、彝族和黎族的部落，记下了许多新奇的体验，亲眼目睹这些就在几十年前仍尚未开化，时常自相残杀的原始部落，在柏格理（由于他的杰出贡献， 如今已被苗族人称为“苗王”）等传教士的帮助下逐步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开始学习文化、并凭借特别勤恳好学的态度走上文明之途的历程。本书详细介绍了传教工作中积极的层面，这些虔诚的人为了信仰漂洋过海，长年驻扎于连饮用水都很难获得的穷乡僻壤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与当地部落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生活，更开展了兴办教育、提供医疗、帮助民众戒除鸦片等惠及后代的高尚事业，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读来令人动容。
丁格尔尤为关注云南的贸易格局，对鸦片走私、铜制品黑市等都做了一定介绍；并参观了位于当今昆明的练兵场、大学、监狱等颇有代表性的场所，还与清朝官员打了不少交道，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变革期中国的独特面貌——新兴工业不断兴起，新式教育也逐渐普及，无奈许多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旧时；比如过往路人屡屡好奇他的年龄与家眷，就令不习惯这种文化的作者不胜其烦。
然而尽管普通民众生活穷困、思维贫瘠，个性虚伪且穷奢极欲的中国“精英”们被古代典籍禁锢，山路路况极其糟糕，交通运输异常艰难，但他仍坚信中国这头睡狮拥有巨大的潜力。他认定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拥有辉煌过往，更重要的是其广大民众热爱劳动、乐观知足（中国人民的吃苦耐劳程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倘若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后势必能在国际上占据重要地位。他总结说，中国人绝非是一般英国人眼中的“野蛮人”，之所以会出现相互仇恨乃至沟通不畅的情况，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差异太大却缺少相互理解的缘故：“……但我个人认为，相较于两个中式打扮的中国人横穿北美或不列颠，我二人横穿中国要来得更容易些。假设精明的苏格兰高地人或者粗野的英格兰乡下人，看到两条辫子像猪尾巴的家伙从他的田间穿过，他会怎么想呢？”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云南，丁格尔遇到了他的妻子莉莲·玛丽·格兰丁(Lilian Mary Grandin)。1906年年初，格兰丁乘轮船先来到上海，后从上海乘船到重庆，再从重庆沿陆道前往云南昭通。在昭通，格兰丁深入少数民族村寨为贫苦百姓医病，还经常向当地妇女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讲解防病知识及一些常见病的护理方法。但不幸的是，她于1924年12月5日因传染斑疹伤寒在昭通病逝，年仅48岁。格兰丁的遗体被埋葬在昭通凤凰山上，墓碑上镌刻着“人们爱戴的医生”几个大字。
在作者所生活的年代，既没有谷歌地图，也没有风光纪录片，且恰逢浪漫主义运动的革命时期，造就了本书无论体例还是风格均迥异于当代游记作品的面貌。其中的一些观点未必谈得上是真知灼见，不过由于书稿面向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故有助于了解当时英国报界及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在华欧洲人的生存状态。近现代有许多欧美人士都长期居于云贵川的艰险地带并出版了著述（比较有名的如记者埃德加·斯诺、传教士柏格理等），本书亦有援引同类作品的内容，可谓是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材料。译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难以完全还原这位百余年前的异乡客险峻路段艰难跋涉的历程，疏漏之处尽请指正；此外第十三章与二十三章得到了石冬芳与祝伟婧二友的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易之
2013年10月
埃德温·约翰·丁格尔（Edwin John Dingle），中文名“丁乐梅”，1881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郡，自幼对东方特别是中国抱有很大兴趣。9岁时他不幸成为了孤儿，现有资料中并未提及他是如何在没有双亲的情况下安然长大的，不过从《徒步穿越中国》中的部分段落中却可以看出蛛丝马迹——他似乎曾在青年时代挥霍遗产，并为此后悔不迭。总之丁格尔最终成长为了一个乐观开朗且热爱冒险的小伙子，于19岁时作为记者搬到了当时还是“英属殖民地海峡”的新加坡，几年后来到中国。他在中国与印度旅居了二十余年，期间拍下大量珍贵照片并出版了数本著作，内容涉及辛亥革命纪实、地图集、中国的经济发展等题材，曾采访过黎元洪这样的重要人物，在欧美和中国都有一定影响力。据称，他还是第一位长期在西藏寺庙内居住的白种人，跟随喇嘛们习得了瑜伽与灵修，从一位大师处获得了中文名“丁乐梅”。他的著述涉及文学、哲学和地理学等领域，可说是度过了充实而精彩的一生。
本书是作者在中国西南地区徒步期间用打字机撰写的游记，早在1922年就有了名为《丁格尔步行中国游记》的中文版，洋洋洒洒二十六章，从生态、民俗、社会思潮等多个角度介绍了沿途各地的风土人情。跟随来自现代化强国的丁格尔游历清末云南，不仅能换个视角看东方，更颇有几分穿越的感觉。 1909年3月，为了实现“从中国内部好好观察一下这个国家”的夙愿，作者登上邮轮，从新加坡经法属西贡抵达当时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然后乘长江上的独特运输工具五板船来到汉口、宜昌等工业重地，接下来进入偏远省份云南。他坚持不骑马、不坐轿，与雇来的几位中国苦力一道，徒步深入了滇省内许多条件恶劣、人烟稀少的地带，甚至勇敢前往瘴气弥漫的萨尔温江江畔，直到1910年2月才离开中国进入英属缅甸。在这一年当中他不停翻山越岭，居住在穷乡僻壤中条件奇差的旅店，不时还需扎起帐篷抑或借宿人家，疟疾也与他如影随形，而且由于只懂几句汉语，他长期饱受孤独的折磨。
不过如书中所言，“任何自然爱好者都会在云南这片‘华西的瑞士’找到回家的感觉”，身为一名资深驴友，向往旷野、景仰高山的丁格尔反而从中收获了不少乐趣，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壮丽山川的深深眷恋。 当然，他来到云南风餐露宿不仅仅是为了跋山涉水，社会世情亦占据了大量篇章。多数时候他的笔法轻松幽默，中国面条、送葬队伍令他感到无比神奇，最大的烦恼乃是身为“外国人”这种稀世罕见的生物，他每到一地都会遭到数百人围观（乃至有几位妇女一见到他就四散奔逃），不过他在震惊中国人的同时亦深深被中国所震惊。他发现了许多不那么愉快的事实：人们普遍习惯于虐待苦力与牲口，民众恨不得用生命来反对在城内架设电线杆，禁烟令颁布后鸦片依旧肆虐，许多儿童抽上了英国香烟，少数民族妇女们也逐渐裹起了脚，不少城市居民杀婴儿、卖女儿，有人会因偷麦子而被活活烧死……诸如此类的现象，多少与他之前料想的“变革时代”不甚相符。
他还与传教士一起前往苗族、彝族和黎族的部落，记下了许多新奇的体验，亲眼目睹这些就在几十年前仍尚未开化，时常自相残杀的原始部落，在柏格理（由于他的杰出贡献， 如今已被苗族人称为“苗王”）等传教士的帮助下逐步拥有了自己的文字、开始学习文化、并凭借特别勤恳好学的态度走上文明之途的历程。本书详细介绍了传教工作中积极的层面，这些虔诚的人为了信仰漂洋过海，长年驻扎于连饮用水都很难获得的穷乡僻壤之中，冒着生命危险与当地部落打交道，学习他们的语言、研究他们的生活，更开展了兴办教育、提供医疗、帮助民众戒除鸦片等惠及后代的高尚事业，洋溢着理想主义的光芒，读来令人动容。
丁格尔尤为关注云南的贸易格局，对鸦片走私、铜制品黑市等都做了一定介绍；并参观了位于当今昆明的练兵场、大学、监狱等颇有代表性的场所，还与清朝官员打了不少交道，从中我们可以一窥变革期中国的独特面貌——新兴工业不断兴起，新式教育也逐渐普及，无奈许多人的思想都停留在旧时；比如过往路人屡屡好奇他的年龄与家眷，就令不习惯这种文化的作者不胜其烦。
然而尽管普通民众生活穷困、思维贫瘠，个性虚伪且穷奢极欲的中国“精英”们被古代典籍禁锢，山路路况极其糟糕，交通运输异常艰难，但他仍坚信中国这头睡狮拥有巨大的潜力。他认定中国不仅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拥有辉煌过往，更重要的是其广大民众热爱劳动、乐观知足（中国人民的吃苦耐劳程度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倘若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后势必能在国际上占据重要地位。他总结说，中国人绝非是一般英国人眼中的“野蛮人”，之所以会出现相互仇恨乃至沟通不畅的情况，是因为两国的文化差异太大却缺少相互理解的缘故：“……但我个人认为，相较于两个中式打扮的中国人横穿北美或不列颠，我二人横穿中国要来得更容易些。假设精明的苏格兰高地人或者粗野的英格兰乡下人，看到两条辫子像猪尾巴的家伙从他的田间穿过，他会怎么想呢？”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在云南，丁格尔遇到了他的妻子莉莲·玛丽·格兰丁(Lilian Mary Grandin)。1906年年初，格兰丁乘轮船先来到上海，后从上海乘船到重庆，再从重庆沿陆道前往云南昭通。在昭通，格兰丁深入少数民族村寨为贫苦百姓医病，还经常向当地妇女进行卫生宣传教育工作，讲解防病知识及一些常见病的护理方法。但不幸的是，她于1924年12月5日因传染斑疹伤寒在昭通病逝，年仅48岁。格兰丁的遗体被埋葬在昭通凤凰山上，墓碑上镌刻着“人们爱戴的医生”几个大字。
在作者所生活的年代，既没有谷歌地图，也没有风光纪录片，且恰逢浪漫主义运动的革命时期，造就了本书无论体例还是风格均迥异于当代游记作品的面貌。其中的一些观点未必谈得上是真知灼见，不过由于书稿面向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故有助于了解当时英国报界及大众对中国的看法以及在华欧洲人的生存状态。近现代有许多欧美人士都长期居于云贵川的艰险地带并出版了著述（比较有名的如记者埃德加·斯诺、传教士柏格理等），本书亦有援引同类作品的内容，可谓是提供了相对丰富的材料。译者才疏学浅、水平有限，难以完全还原这位百余年前的异乡客险峻路段艰难跋涉的历程，疏漏之处尽请指正；此外第十三章与二十三章得到了石冬芳与祝伟婧二友的诸多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易之
2013年10月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