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你是“发旋”，承认不？

    讨论中国人的民族性的声音多少年来不绝于耳，咱不说远的，就说说近一些的。无论是鲁迅、胡适、林语堂，还是柏杨、龙应台、三毛，当然，这都是明着说的。放在作品里说的就更多，金庸老先生从古代说，莫言从乡村说，钱钟书从知识分子身上说等等等等，但是，关起门来咱自家人说和让“外人”来品头论足，大家的感受估计还是多多少少有些不同。
    近年来，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日渐显现，而在全球或扎根或游走的中国人也以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不知不觉中代表了中国的某种形象。我们对这样的形象爱也罢厌也罢，说穿了都是一边清醒地看别人一边糊涂地过自己，同根同源，骨子里流淌的血脉谁也割不断，都是近亲。
    但作为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自他眼中看来和笔下道来的中国人，和我们混沌于这个人群当中的视角迥然有别。《大国与小民》这本书里，明恩溥用二十七个章节给中国人贴了二十七个标签，在“潜伏”了三十多年的美国人眼中，我们究竟是什么样？举几个例子来瞅瞅——差不多就行、时间观念差、节俭求便宜、做戏爱面子、缺公共意识、进庙就烧香、行善有私心、撒谎无信用等等，如果不告诉你作者描述的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人的样貌，相信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将这些标签与现下对位。跨越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的鸿沟，沧海桑田翻转之后，为什么我们的样貌仍和老祖宗如此贴近？细想其中关窍，悚然心惊之下，不知更多的人选择的是静默还是愤怒。且慢！“凭什么这么说”的质问暂缓出口。明恩溥可不是用“差不多”的逻辑在讲话的。
    出于西方人由来已久的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明恩溥在啪啪啪啪贴标签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田野作业”的方式，每一个结论的得出都找了很多鲜活的事例予以支撑。就拿“爱面子”来说，作者描述的是一个个中国人在犯了错的时候的表现，基本上是“即使铁证如山，也坚决不肯承认，否则就会大丢脸面”。一个苦力捡了一个球却拒不承认，还要走到远处，从地上“发现”这个球，其实就是从他的袖筒里掉出来的。一个侍女拿了主人的东西，当主人找寻的时候，一定是她“发现”了主人的疏忽。一个人想为自己辩解，明明眼前只有几个人，也一定要如同对着一帮人一样慷慨陈词。“在各种复杂的生活关系中，如果能恰当好处地做戏，就是有面子。如果做戏失败，无人关注，或者被人打断，就是丢面子。正确理解面子的涵义，是把握住中国人特性的关键。”看到此节，也真难怪有人说：“中国人要面子不要脸”了。
    说到中国人的“灵活与古板”更具有现实意义。作者言道：“我们很容易看到规避政策与要求公正的相抵触的。”一个罪犯被判戴两个月沉重的枷锁，只有夜间才能取下。但只要在“最管用的地方”花上几个钱，就可以在走走过场之后私下里躲过去这个责罚，而官员心知肚明所以在判决的时候就将刑期翻了倍。上级命令下级做的事，往往不了了之。交代不了的时候就逐级向下施压，一层层转移，直到风头过去。而作者随之用“竹子”和“头发”来做的比喻，着实让人五味杂陈。竹子用途广泛柔韧中空，而头发拉得再长，手一松就回到原样，尤其是说到了“发旋”，按着自身方向生长的典范。“如果把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看做一个脑袋，不同的民族就是这个脑袋上的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历史悠久的发旋，你可以梳理它，修剪它，甚至剃光它，但将来长出来的头发肯定还是老样子，绝不会改变它生长的方向。”对这样的理解，众位看官不知做正解还是反解？正着说呢，坚忍不拔。反着说，就是固执保守了吧。中国人的语言的丰富性在此可见一斑了。
    从客观性和真实性来讲，当然每个人的立场都有偏颇之处。但一路看下来，真觉得老祖宗的好处我们丢了不少，陋习偏生发扬光大。“辛勤任劳苦”的精神现在不多见了，“节俭”的习惯还需要用“光盘行动”去提倡了，“啥都能承受”放在现下的情形中更是走了调，占别人多少便宜都可以，让自己有一点点不爽瞬间就变刁民了。
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在临终前十四天还发文希望人们看看这本书。“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中国人。”殷殷惦念让人感怀。要依我说，大可不必急着去证明，先低头想明白了、做好了，人家自会看到。别怪人家说什么，还是先看自己做什么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