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的《北平无战事》
一
安娜堡的冬夜悠长沉寂，令人逃不脱回忆。
34岁的黄仁宇初到此时，身份是尴尬的密歇根大学本科新生，每天要与比自己年龄小上一半的美国青年一同学习生活。更为困窘的是，由于缺乏任何资助，黄仁宇必须靠打工才能得以维持生计，他当过收货员、洗碗工、电梯服务生，还调过酒、除过草、绘过工程图，这些经历大都不甚愉快。
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上尉、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在安娜堡的漫漫冬夜里，躺在略显局促的宿舍中，会回想起什么？
二
他会想起1944年在缅甸，自己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时的细微体验：喉咙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听力像扩音器音量一样忽大忽小。
他会想起在孟拱河谷看到的那具日兵尸体：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右手还以残余的本能企图护住中弹的喉咙，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地图和一本日英字典。黄仁宇很快意识到，死者和自己是多么相近：同样的年龄，类似的教育背景，努力温习着英语，若不是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他可能和自己一起在那个清爽的四月清晨，看河谷里的蝴蝶翩翩飞舞，感受空气中的野花香味。
他会想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那个叫辛妮的女生：身材娇小，皮肤白净，圣约翰大学毕业。一天她偷溜进自己的营房，脸上挂着纵容的微笑，喃喃地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只是当她提到“婚姻”这个字眼时，孟拱河的冷冽突然贯穿心中，黄仁宇的所有狂野期待一刹消失了。
他会想起1946年在东北，亲眼目睹林彪用人海战术狙击国民党的军队：将成千上万士兵密集在狭窄的前线，令对手屠杀到精疲力竭，战役结束后，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尸体。
三
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员，回忆对于黄仁宇不单是一杯冬夜聊以独酌的清酒，即便是远在大洋彼岸，即便是面对友善单纯的美国人，他也需要对历史有所交代：为什么国民党和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援助的二十亿美元花了个一干二净，还是将中国大陆崩盘式地输给了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贪污和无能，失了民意，失了天意，还可能是什么？
也许仅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视角，也许的确夹杂着些许对自我过往的辩白，黄仁宇坚持认为不应把中国现代史归结为简单的好人战胜恶人的道德教训。他曾担任郑洞国、朱世明等国民党上层将领的副官，也与田汉、廖沫沙等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集，对于这些人物他都心怀钦佩。正因自身曾如此深地介入这段历史，黄仁宇愈发觉得道德的有无不是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如果要提道德，不过由于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抉择。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其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微小过失，但在敌对阵营看来，却是蓄意的恶毒。
黄仁宇倾向于将国民党的运动称之为“壮观的失败”，蒋介石的政府更多依赖人类的意志，而非组织的效率，带领一个前现代的庞大村落结合体，成功抵御了日本这一现代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只是八年抗战耗尽了意志，组织更是备受质疑，国民党政权丧志了一切自保的能力。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家统一的遮蔽下，用更坚定的信念和手段掀起了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赋予了中国全新的下层结构。面对这一结构性变革所激发出的原生力量，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大笔援助和现代化装备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令其更为头重脚轻，引向溃败。
黄仁宇相信依历史的眼光，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出其意义。在他眼中，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用方式不一却同样执着的勇气处理着历史加诸其身上的艰困处境：“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四
《北平无战事》编剧刘和平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虽然该剧处处与反贪腐有关，很顺应当下的政治气候，但自己不愿称其为“反腐剧”，反腐就把它说小了，第二，该剧原想叫《最后的王朝》，与《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凑成三部曲，但刘和平转念一想：“《最后的王朝》表面上是把这戏说大了，其实反而把它说小了。我就撕开一个小口子，1948年到1949年1月，北平无战事，但是改朝换代了，原因在哪儿？”
原因在哪儿？身处其时的人们有着更深的困惑。《北平无战事》最后一集，方孟敖、方孟韦两兄弟带着崔婶来到崔中石坟前，不远处是马汉三埋下的金条，再几步外是曾可达的墓碑，方孟伟不由问：“我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方孟敖略一沉吟：“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能想明白，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也后也想不明白。”
48年末到49年初，黄仁宇在南京，效力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49年5月，他没有随成群公务员和家属退居台湾，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经香港赴横滨，为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工作。当然，这份工作注定不会长久。他带着与方家兄弟相同的困惑飘洋过海，在安娜堡的寒夜里，在开往哈佛东亚研究所的高速上，在英国剑桥古镇的漫步中，不倦思索着。直至30多年后，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若有幸活到今天，看罢《北平无战事》，大抵不会反对称其《最后的王朝》吧。因为民国三十八年的年鉴，何尝不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呢？
安娜堡的冬夜悠长沉寂，令人逃不脱回忆。
34岁的黄仁宇初到此时，身份是尴尬的密歇根大学本科新生，每天要与比自己年龄小上一半的美国青年一同学习生活。更为困窘的是，由于缺乏任何资助，黄仁宇必须靠打工才能得以维持生计，他当过收货员、洗碗工、电梯服务生，还调过酒、除过草、绘过工程图，这些经历大都不甚愉快。
这位曾经的国民党上尉、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副官，在安娜堡的漫漫冬夜里，躺在略显局促的宿舍中，会回想起什么？
二
他会想起1944年在缅甸，自己驾驶吉普车穿过敌军炮火时的细微体验：喉咙瞬间变干、四肢顿觉无力、听力像扩音器音量一样忽大忽小。
他会想起在孟拱河谷看到的那具日兵尸体：倒栽葱的姿态俯卧在河里，右手还以残余的本能企图护住中弹的喉咙，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地图和一本日英字典。黄仁宇很快意识到，死者和自己是多么相近：同样的年龄，类似的教育背景，努力温习着英语，若不是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他可能和自己一起在那个清爽的四月清晨，看河谷里的蝴蝶翩翩飞舞，感受空气中的野花香味。
他会想起抗战胜利后在上海，那个叫辛妮的女生：身材娇小，皮肤白净，圣约翰大学毕业。一天她偷溜进自己的营房，脸上挂着纵容的微笑，喃喃地说：“如果你想要，可以啊”。只是当她提到“婚姻”这个字眼时，孟拱河的冷冽突然贯穿心中，黄仁宇的所有狂野期待一刹消失了。
他会想起1946年在东北，亲眼目睹林彪用人海战术狙击国民党的军队：将成千上万士兵密集在狭窄的前线，令对手屠杀到精疲力竭，战役结束后，铁轨旁和田野里散布着无数尸体。
三
作为曾经的国民党员，回忆对于黄仁宇不单是一杯冬夜聊以独酌的清酒，即便是远在大洋彼岸，即便是面对友善单纯的美国人，他也需要对历史有所交代：为什么国民党和蒋介石把美国政府援助的二十亿美元花了个一干二净，还是将中国大陆崩盘式地输给了共产党？如果不是因为贪污和无能，失了民意，失了天意，还可能是什么？
也许仅是出于历史学家的视角，也许的确夹杂着些许对自我过往的辩白，黄仁宇坚持认为不应把中国现代史归结为简单的好人战胜恶人的道德教训。他曾担任郑洞国、朱世明等国民党上层将领的副官，也与田汉、廖沫沙等共产党人有过密切的交集，对于这些人物他都心怀钦佩。正因自身曾如此深地介入这段历史，黄仁宇愈发觉得道德的有无不是划分两大敌对政党的因素。如果要提道德，不过由于有两套道德标准，个人很难从中抉择。每个政党都有其黑暗面，被其本身极尽淡化，以为不过是危机时不可避免的微小过失，但在敌对阵营看来，却是蓄意的恶毒。
黄仁宇倾向于将国民党的运动称之为“壮观的失败”，蒋介石的政府更多依赖人类的意志，而非组织的效率，带领一个前现代的庞大村落结合体，成功抵御了日本这一现代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只是八年抗战耗尽了意志，组织更是备受质疑，国民党政权丧志了一切自保的能力。而共产党和毛泽东在国家统一的遮蔽下，用更坚定的信念和手段掀起了暴风骤雨的土地改革，赋予了中国全新的下层结构。面对这一结构性变革所激发出的原生力量，美国给予国民党的大笔援助和现代化装备显得无足轻重，甚至令其更为头重脚轻，引向溃败。
黄仁宇相信依历史的眼光，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出其意义。在他眼中，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用方式不一却同样执着的勇气处理着历史加诸其身上的艰困处境：“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
四
《北平无战事》编剧刘和平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两个观点。第一，虽然该剧处处与反贪腐有关，很顺应当下的政治气候，但自己不愿称其为“反腐剧”，反腐就把它说小了，第二，该剧原想叫《最后的王朝》，与《雍正王朝》和《大明王朝》凑成三部曲，但刘和平转念一想：“《最后的王朝》表面上是把这戏说大了，其实反而把它说小了。我就撕开一个小口子，1948年到1949年1月，北平无战事，但是改朝换代了，原因在哪儿？”
原因在哪儿？身处其时的人们有着更深的困惑。《北平无战事》最后一集，方孟敖、方孟韦两兄弟带着崔婶来到崔中石坟前，不远处是马汉三埋下的金条，再几步外是曾可达的墓碑，方孟伟不由问：“我们这些人都在干些什么，我们干的这些事都是什么事？”方孟敖略一沉吟：“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以后能想明白，有些事情现在想不明白，也后也想不明白。”
48年末到49年初，黄仁宇在南京，效力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49年5月，他没有随成群公务员和家属退居台湾，而是搭乘“克利夫兰总统号”经香港赴横滨，为国民党驻日代表团工作。当然，这份工作注定不会长久。他带着与方家兄弟相同的困惑飘洋过海，在安娜堡的寒夜里，在开往哈佛东亚研究所的高速上，在英国剑桥古镇的漫步中，不倦思索着。直至30多年后，黄仁宇在自己的回忆录《黄河青山》里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若有幸活到今天，看罢《北平无战事》，大抵不会反对称其《最后的王朝》吧。因为民国三十八年的年鉴，何尝不是“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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