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战时中国的灰色众生画像
萧军绘制过一张“萧红一生所走过的路”的图表，盯着那些箭头看，萧红短暂的一生不停地在移动，从呼兰启程，到客死香港，三十一载人生路，频频流离转徙 。马伯乐循着萧红的逃难路径，第一部从青岛——他被设置为青岛人——到上海；第二部从上海到武汉；下一部看来是要从武汉到“全汉口人都在幻想着”的重庆。但是萧红病重，写不动了。马伯乐夫妇在上海时，关于逃往武汉还是西安，起过一点小小的分歧，太太主张去西安，认为在那里马伯乐可能可以谋到一个教职。就连这个仅仅是议及的西安，也是萧红曾经短短的旅寄之地。马伯乐最后会去香港吗？我甚至也觉得会的。 1941年1月，《马伯乐》第一部由重庆大时代书局初版，萧红自己设计的封面。同年2月1日起，香港《时代批评》杂志开始连载第二部，至11月1日载至第九章时断稿（第一部未分章），文后说明：“第九章完，全文未完。”《时代批评》11月中旬刊发启示，“萧红女士的长篇《马伯乐》因患肺病，未能续写，自本期起，暂停刊载。”萧红那时已经病重住进玛丽医院，两个多月后便辞世了。1979年末，连载有《马伯乐》的《时代批评》被发现，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教授复印后寄给了黑龙江文学研究所王观泉，一二部合集的《马伯乐》得以问世。两部共计约18万字。
收入《旷野的呼喊》的微型小说《逃难》，首发于1939年1月，中学教员何南生带着老婆孩子、锅碗瓢盆、铺笼罩盖、零七八碎，甚至50多斤旧报纸逃难，可以视作马伯乐的雏形。
将《马伯乐》视作萧红向鲁迅的致敬之作，应该不会有问题。葛浩文则干脆称马伯乐是阿Q的转世（葛浩文《萧红与阿Q》）。因为确实太巧了。《阿Q正传》发表于1921年，阿Q被押往刑场时，喊了半句话：“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马伯乐》几乎正好出现在20年后。马伯乐身体力行着他“万事总要留个退步”的人生哲学，而这句话几乎就是阿Q的原话。阿Q跑去尼姑庵偷萝卜，被小尼姑看见，“小尼姑之流是阿Q本来视若草芥的，但世事须‘退一步想’”。（鲁迅《阿Q正传》）。 马伯乐在上海租房子住下等日本人打过来，可是日本人还没打到青岛呢，日本人没打到青岛太太就不会逃难，太太不逃难，就没人给他带钱来，因此马伯乐租的是便宜的没窗的小黑屋，在屋里生火做饭，烟熏火燎，满地瓶瓶罐罐，一进门就要踢倒几个。“这是什么时候？这是逃难的时候。”但他天天在小屋里炒他永远吃不厌的蛋炒饭吃，只因为在逃难，所以不能放五个鸡蛋。葛浩文说，对于马伯乐而言，“阿Q的自欺性精神胜利是不够的，他还要追求生存与个人利益，国家危难则是完全与他无关的。”（《萧红与阿Q》）何南生也是，逃难时旧报纸都得带上，因为要生火做饭，“到那里还不是得烧饭呢！逃难，逃到那里还不是得先吃饭呢！”何南生是学生组织的抗战救国团指导，临逃难前前还在鼓动学生说，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他会与陕西共存亡，绝不逃难。马伯乐其实不可不谓有远见、有见识。当他在青岛海滩见到八十多艘前来演习的日本军舰，当他见到在青岛的日本家庭家家恭敬接待日本海军，搞“军民合作”，他就坚信日本人必打中国。可是他关于日本人会打来上海的论调，遭到了他上海朋友们的普遍反感，他只能孤独寂寞忧伤地等着日本人打来。终于，北四川路熙来攘往地跑起搬家的车子和搬家的人来，他的忧伤一扫而光。日本人要打闸北了。“好了，逃难了。”当夜，他睡了平生第二个安适的长觉——第一个是和太太订婚之夜，随后便忙活起来，在街上视察，向朋友报信，抢购食物……但当上海真正打起来时，他早就毫不关心了，因为这时候他想的是第二步逃往哪里？“万事必要退一步想。”
“万事总要留个退步。”是马伯乐最重要人生哲学，所谓“退步”，就是逃。因此卢沟桥事件一发生，他就撇下一家老小独自从青岛逃到了上海。可是上海丝毫不见逃难的形色，一切都安安祥祥的，马路照样繁华，小姐太太照样打扮得山青水绿，彩票铺前照样挤挤挨挨，“真他妈的中国人！”——这是马伯乐的口头禅。全中国人都不在他眼里。这像极了阿Q。“很自尊”的阿Q，先是“所有未庄的居民，全不在他眼睛里”；等他发现城里人不叫板凳叫条凳，煎鱼头不放长葱叶放切细的葱丝时，进而鄙薄城里人。他如果去的地方多了，见识的中国人多了，自然是要骂“真他妈的中国人！”的。马伯乐走在熙熙攘攘的南京路上，悲悯里面带着怒骂：“真他妈的中国人，你们太太平平的过活吧！小日本就要打来了。我看你们到那时候可怎么办！你们将要手足无措，你们将要破马张飞地乱逃，你们这些糊涂人……” 马伯乐的逃难地虽然是萧红的，但《马伯乐》读起来非常非常的不萧红。我这样说，像是萧红作品有特定的样子。那么换言说，如果熟悉《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愚昧落后的东北乡村，女性深重的苦难；写作上的无主题，无主要人物；节奏上的看似缓缓流淌，其实暗流汹涌；语言上无论是《生死场》中鲁迅先生所说的“越轨的笔致”，胡风先生认为的“修辞锤炼不够”，还是《呼兰河传》中儿童化的语言等等……它们在《马伯乐》里都找不到。慢！她的讽刺和辛辣劲儿，《生死场》和《呼兰河传》中倒是俯拾皆是，只不过是分散的，并且被作品中其他更强烈的特征遮掩着，因此被柔化了，但在《马伯乐》里，萧红的讽刺之剑锋芒毕露，她挥剑成河，使之成为一部气决泉达，无所凝滞的讽刺小说。她在1940年7月28日写给友人华岗的信后附言：“附上所写稿‘马伯乐’长篇小说的最前的一章，请读一读，看看马伯乐这人是否可笑！"就是说，萧红原意要把马伯乐塑造成一个可笑的人物。他固然可笑，但当一个人物身上的可悲大到压倒一切时，读者大致也是笑不出来的，至少我是这样。 马伯乐的父亲是个绅士，有钱，但不十分阔气，一个纯粹的中国老头，但学说外国话，认为外国一切都是好的。他给儿孙取的都是外国名字，马伯乐本名马保罗，出自圣徒，马伯乐不喜欢给改了；马伯乐的两个儿子则叫大卫和约瑟。马老爷子读《圣经》，并且要求一家老小包括佣人都要读《圣经》，都要信主耶稣。家里每间屋子都贴着圣像，走廊、过道、仆人屋里都不放过。可当他只管饭不给工钱的病弱杂工兼车夫倒地不起时，他是见死不救的，但为他祷告。他又对子女说，谁对主耶稣忠诚，将来遗嘱上谁的财产就最多，因此马伯乐的太太读起圣经来，架式最足。“马家的传统就是《圣经》和外国话。” 马伯乐中学毕业后回家当少爷，娶了个强势太太。长子病弱，神经质，喜欢偷窥和暗中使坏，但聪明机警；次子骄纵，野蛮，十分暴力，但非常得马老爷子欣赏。唯有小女儿雅格，是马伯乐的最爱。身为三个孩子的父亲，马伯乐从未挣过一个子儿，太太说他“一天两只手，除了要钱，就是吃饭”。可是父亲的钱要起来并不容易，因为父亲是“守财奴”、“看钱兽”、“保险箱”、“石头柜”——都是他背地里对父亲的称谓。总之，这个家庭马伯乐是非常厌恶的。“这个家庭，实在要不得了，都是看着大洋钱在那里活着，都是些没有道德的，没有信仰的。”他有成套的理论来否定这个要不得的家，“青年人久住在这样的家里是要弄坏的，是要腐烂了的，会要满身生起青苔来的，会和梅雨天似的使一个活泼的现代青年满身生起绒毛来，就和那些海底的植物一般。……总之，这个家庭是呆不得的，是要昏庸老朽了的。” 马伯乐这个人物算不得知识分子，虽然他读外国小说——他认为中国小说写得不够劲。甚至想要成为领导抗日的作家，用文章来挽救中华民族。他买回家许多稿纸，从图书馆搬回家许多书，眼镜也戴上了，可是枯坐了一天又一天，什么也没写出来。后来小病中倒是写了起来，不，抄了起来，对照着一本世界名著写抗日文学，外国人名全改成中国人名，“又加了自己最中心之主题‘打日本’。现在这年头，你不写‘打日本’，能有销路吗？再说你若想当一个作家，你不在前边领导着，那能被人承认吗？” 萧红在这里的讽刺是多重的：马伯乐式的投机文人，抄袭而来毫无文学价值但政治正确的伪文学作品，以及当时整个的文化生态。马伯乐也不是商人。他终年闲着，有一次突然立志发奋，跑去上海开起书店来。拿着父亲一笔不菲的资助，带着全家从老父到仆佣齐刷刷跪倒在耶稣像前庄严祷告的深切期盼，马伯乐的书店在法租界很阔气地开了起来。但他整日介呼朋唤友高谈阔论，吃吃喝喝，钱花完后，一事无成落败而归。 马伯乐从里到外是个矛盾体：他很瘦，但也没什么病；他很胆小，却异常机警；他全身都是机警、灵敏的，并且像是愉快的，但他的眼睛是悲哀的，而且他是最善于悲观的。“未发生的事情，他能预料到它要发生。坏的他能越想越坏。悲观的事情让他一想，能够想到不可收拾。”；他恨有钱人，讨厌富商、买办，看不起银行家，但他认为人生如果没有钱，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在这个世上，人没有了钱，等于被抽去了灵魂；他认为外国人没有好东西，但他对外国人毕恭毕敬；他交的都是穷朋友，穷朋友好对付，而且容易收获尊重，但他讨厌他们总是向他借钱；他爱女儿雅格，但逃起难来，雅格也是顾不上的，因为他爱自己甚于爱一切人；他一再表示投军抗日的决心，但逃难途中跌伤昏迷，初醒之时恍惚以为自己成了伤兵，大为后悔，又以为自己失了一条腿，进而大放悲声，醒透后，万幸只是在逃难；他痛恨发国难财的，洋车夫涨价他是要打的，卖麻花的老人只因为看到广西军大冬天穿着单裤，说哎哟，我们穿着棉都冷，他捉住就骂破坏军心，令老人挨了宪兵的打还被骂汉奸。可是船老板低价购入破船，买了高额保险，成天载着几百号人在江上航行，就指望着船翻好赚保险金，一边说一边拍了一下马伯乐的肩膀，他便立刻觉得老板看得起他，老板是一个多么坦白，多么正大光明，多么敢做敢为的人啊。而有的“国难财”，由于关乎他自己，他又是非常理解的。去汉口的船票旅馆茶房赚了他二成，太太不满，他想得通：这是什么年头？这是飞机轰炸的年头。“大乱的时候，不发一点儿财，还等到什么时候，不发一点儿财，等国好了，可到什么地方发去？”他在武昌投奔父亲旧友王老先生，供职于“物价评判委员会”的王老先生囤煤谋利，他也是缄默的…… “八一三”后两个月，太太终于带着三个孩子来了上海，这时的马伯乐已经穷得一塌糊涂了。为着去武汉、为着搞清楚太太究竟带了多少钱，马伯乐大作小作了若干番，悲哀了许多场，流了泪，总之情绪大起大落小起小落了好几回，终于，太太不仅愿意去武汉，还爽快地拿出了存折，那数目可不小。 松江桥是从上海到南京的火车必经之路，马伯乐尚未带领全家踏上逃难路，就一再渲染了这座桥如何可怕，听来那简直就是一座生死桥。可他们一家子别说靠近松江桥了，第一天连火车也没抢上去。那天两趟火车，第一趟来时，马伯乐大叫一声“上啊！”自己冲了上去，太太拉着大卫抱着雅格，瞬间两个儿子就被挤散了，耳钳子也挤掉了，火车启动了马伯乐才发现，只得跳下车来，归整人和物等第二趟车。车来了，却独独将雅格给顶上了火车，马伯乐追着已经启动的火车才把吓呆了的女儿抢了下来。回到旅馆，马伯乐拆分了行李，分别披挂在各人身上，并对孩子们进行了训练。火车总算比较顺利的上了。何南生带着一双儿女和老婆和太多太多的行李逃难，也是没挤上火车，“他妈的，中国人要逃不要命，还抗战呢！不如说逃战吧！”骂着赶忙环顾四周，看有没有学生或熟人，没有，接着骂：“这还行，这还没有见个敌人的影，就吓靡魂啦！要挤死啦！好像屁股后边有大炮轰着。”中国人骂的永远是除自己之外别的中国人。 松江桥是在马伯乐睡梦中到达的。他早就说过，一到松江桥，立刻就会上演一场优胜劣败的大戏。“这些逃难的人，有些健康如疯牛疯马，有些老弱得好似蜗牛，那些健康的，不管天地，张牙舞爪，横冲直撞。年老的人，因为手脚太笨被挤到桥下去淹死。孩子的有时候被挤到桥下去了，淹死了。”马伯乐带着雅格过桥，这个男人却又是最最无用的，自己被挤到桥下，还晕了过去，雅格差点没被江水冲走。 我在读马伯乐的逃难故事时，很自然会联想到萧红。她怀着汪恩甲的孩子成为萧军的爱人，怀着萧军的孩子成为端木的新娘，一路都在逃难，几番被弃之不顾，个中的屈辱和艰困，以及愤懑，唯她自知。对男人她一定是失望的！不知道这是不是《马伯乐》没有像《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那样直书女人的痛苦，而是转书男人的无担当、无责任、卑鄙、狼狈、失败……的原因之一？ 去武汉的是艘限载一百多人的小破船，却载了四百多人，船主说最多时载过五六百人。船行百来里，就会掉几个螺丝钉。约瑟在船底的机器房拿了几个螺丝转来玩，管机器的和船老板见了，不怒反悦。说，玩吧玩吧，多得很，不够再去拣。船到码头，检疫官并不上船，在小汽艇上隔老远喊：船上有病人没有？船上答：没有。其实船上厕所里有昏倒的霍乱患者，厨房火炉旁倒着疟疾病人。船临到汉口时，乘客开始发泄起对这艘破船的不满来，船老板听到，一连发表了三通慷慨激昂的演讲。第一轮说：“……吹毛求疵，那是奸徒之辈。在我全国上下一心抗敌的时候，不怕任何艰苦，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才是我伟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才配做炎黄帝的子孙。” 第二轮说：“……说三道四，于事无补，白起摩擦，那是汉奸行为。”第三轮再骂汉奸，骂完了继续自我讴歌，“我为什么没有走私？为着天地良心。”拍着挺起的胸脯喊几遍，乘客感动得含泪高喊“中国亡不了……”船老板更进一步道，“我为什么不去偕同日本人走私？我是为着天地良心哪！”乘客于是齐声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没有人再去想这艘丢了螺丝钉的小破船的命运。“让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在这里与萧红的感慨形成强烈的对比。她将这艘航行在前后无尽头的江上的小破船，直接称为“难船”，并重复写道，大江如何在等待着吞没走进它的”难船“。她问：”这只渐渐丢了螺丝钉的小船，它将怎样逃出这危险呢？它怎么能够挣脱了它的命运？“ 老板是在第一轮演讲结束时，下到舱底笑着向马伯乐交底的，说如何两千块兑过的小破船，保了八千元的险，如何跑一趟只赚二三百，翻船他才不怕呢。只因老板在他肩上一拍，他不仅吞回了“真他妈的中国人！”还赞赏起船老板来。马伯乐太太胆子小，出门最怕车船出事故，这会儿也立刻责怪起马伯乐来，说你爸爸的朋友马神父不是保险公司的股东吗，你怎么就没想过去买条破船拉客让它翻船赚保险金呢？ 没有月亮，夜是黑的。 电灯一开，屋子就亮了。 秋天了，叶子是要落的。 风停了，树叶就不落了。 太阳出来，天就晴了。 天晴了，马路一会儿就干了。 马路一干，就像没有下过雨一样。 太太是看不起我的。 我有了钱，太太就看得起我。 …… 马伯乐常常照着这个格式想下去，那些病态的车轱辘思想拖慢了作品的节奏，特别是第一部中，因为第一部里的绝对主角是马伯乐。进入第二部后节奏明显加快，故事也更加丰满立体。第二部九章的前四章详尽描述了马伯乐一家五口从上海经南京至武汉的狼狈逃难经历。虽然马伯乐一开始几乎是在亢奋的状态下带领全家踏上“逃难”旅途的。后五章主要记述了马伯乐在武汉的一场失败的婚外情。逃难途中，除了马伯乐的人格劣质更加充分暴露外，逃难的众生，令萧红的讽刺和批判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马伯乐之外有了新的个体和群体的劣质样本。我一边读着马伯乐的故事，一边分明觉得马伯乐所看到的那些战时中国的众生相，都是萧红亲见的。她将自己流离颠顿中的见闻给了马伯乐，但为马伯乐度身构建了属于他的，其实也是属于许多中国人的思想逻辑和行事方式。知微知彰。 葛浩文认为在揭露并期望改造国民性上，萧红与鲁迅是一致的。而且他特别指出，“阿Q以马伯乐再度出现于现代小说世界时，他身边多了许多与阿Q类似的人物，包括投机客，机会主义的基督徒，蛮横无礼的商人，面目不清的外国殖民者，以及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确实如此，《马伯乐》中丝毫看不出战时中国有何希望，一丝一毫都没有（唯有说三岁的小雅格是可爱的）。林毓生教授在《鲁迅思想的特质及其政治观的困境》一文中指出，鲁迅的创作为攻击传统提供了真正实力，为左翼运动，及至为革命提供了最大的正当性。而这之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便是阿Q。因为像阿Q这样“卑劣、懦弱、狡猾、自大狂和不能正视与承担外界对自己的屈辱”，以及缺乏内在自我和对生命本身缺乏感受的人，是无法启蒙的。只能绝对的，彻底的，一元化的反传统，即革命。林毓生认为鲁迅通过他的创作，深刻指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提出解决办法。《马伯乐》终是一部未完稿，马伯乐将向何处去？故事将如何结局？都不得而知。因此，对于萧红对这样的国民性的态度，也无法准确获知。但从她的三部长篇来看，大概也是不抱希望的。如果尚抱希望，她开不开药方？又会开出什么样的药方？葛浩文已经在用英文续写《马伯乐》了，他要以此攀登他学术的高峰，并向萧红致敬。不知他会如何处理“国民性”这个难题。 端木蕻良说，“我们去香港，也就是为了赢得创作的时间。谁能料到战火不久也烧到了香港呢！从萧红的创作年表上，不难看出，她在香港也确实写出了不少作品，留下了她生命最后的瑰丽多彩的篇章，而这些篇章，正是她永久的生命！”（端木蕻良《萧红和创作》）萧红和端木1940年1月17日抵达香港，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法国医院设在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去世，在港时间两年零五天。这是她生命的最后一站。萧红短暂的一生留下不少迷，包括三部长篇小说中的后两篇《呼兰河传》和《马伯乐》的准确创作时间，如果说前者完成于香港，后者创作于香港，那她何以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写出两部如此迵异的作品？主题、风格，都面目全非。1940年6月24日她在给华岗的信中说：“我来到了香港，身体不大好，不知为什么，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大概是自己体内的精神不对，或者是外边的气候不对。” 写几天文章，就要病几天，却仍有这样的产量和质量，这实在是重重叠叠的不可思议。 （请勿转载） 我读《生死场》——超越阶级的政治的人性之书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049097/ 我读《呼兰河传》——人这动物，真不是好动物 http://book.douban.com/review/7110701/ 萧红的相册： http://www.douban.com/photos/album/138888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