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神之殇

前些日子有一部非常文艺的电影在电影院上映了，名字叫做《黄金时代》，乍一听还以为是王小波的名著被翻拍成了电影。现在我们都知道，这部电影讲的不是王小波，而是一名伟大的中国女作家，她的名字叫做萧红，被封为30年代的文学“洛神”。 为什么要在这里提“洛神”？因为曹植曾经写过一片赋就叫做《洛神赋》，里面把洛神写的非常美丽，词句非常华美。（“洛神”的原型是曹丕的妃子甄姬）比如“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再如“体迅飞凫，飘忽若神。凌波微步，罗袜生尘”这些都是描写“洛神“的。所以在我心中洛神是一个极端美丽的象征，而把萧红比作洛神，让我对她的容颜和才华非常好奇向往。而饰演她的汤唯也确实是这样子的，美丽动人。 张爱玲，萧红，陆小曼，林徽因，我相信有许多女孩子对他们都非常的熟悉，而熟悉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他们有着美丽的外貌，更是因为她们都有一段或几段凄美的爱情。而我坦白地讲，我并对她们不感冒，张爱玲的书我一本也没读过，林徽因的故事也只是听过一点毛边，从没专门在百度上搜过她的轶事。而萧红名气似乎小于她们，自然在这部电影上映之前，我也没有看过萧红的作品。 萧红今天还会被人们津津乐道地谈起，固然因为《呼兰河传》和《生死场》等作品非常伟大，也与她传奇般的爱情故事有关，更与她自身的气质个性有着极大的关系。萧红的第一任丈夫叫做汪恩甲，是一名小学教员，哥哥是教育局官员，父亲是地方军将领。1928年也就是萧红17岁时两家定亲。萧红初中毕业之后想去北平读书，萧红的父亲不同意，于是萧红就跟着她的表格陆哲舜私奔了。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萧红是一个很大胆也很有主见的女性，但她敢于离家出走也与她本身与父亲关系并不好有关。萧红固然是一匹野马，可陆哲舜家里却没有草原，他没有能力支撑他与萧红在北平的物质生活，迫于生计他向家庭妥协，萧红便回到了东北。之后萧红找到汪恩甲，俩人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同居。这个时候萧红去找汪恩甲也是不得已的，她从北平回到东北就被软禁起来，逃出来后又不愿投靠亲戚，陆哲舜家也不远收留她，所以她只好去找汪恩甲。他们在一起同居了几个月后，萧红怀孕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太多养分和阳光，萧红曾经非常鄙视抽大烟的汪恩甲，现在也经常和她去烟馆里面吞烟吐雾。不久后汪恩甲迫于家族压力，在一夜之间彻底从人间蒸发，而他们同居的费用则一分钱没有付。 这个时候萧红非常凄惨，抽烟喝酒，只能靠写作赚点稿费来过活。但不久后萧军在她生命中出现了，俩人一见钟情，即便萧红的肚子已经开始变大。 在两人热恋的时候，萧红写过很多情诗，比如这首《春曲》： 只有爱的踟蹰美丽， 　　三郎，我并不是残忍， 　　只喜欢看你立起来又坐下， 　　坐下又立起， 　　这其间， 　　正有说不出的风月。 这首诗解读起来也非常简单，说白了，萧红就是说，三郎啊，你坐下起来起来坐下这两个平凡的动作都是那么的迷人，看的我如痴如醉，神魂颠倒。 萧红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晕地眩：“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萧军也曾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关于萧军，我在这里引用一段网上的材料： 　在“萧红的三个男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萧军。毛尖说，最近看了萧军的《延安日记》，感觉萧军“完全是小自我，很‘作’”。而曾经跟晚年萧军打过交道的李欧梵则说：“我坚决相信他打过萧红。” 　　李欧梵：我见萧军的时候，他已经是位老人了。他个头很矮，跟电影上完全不同。从他的文章可以感觉到，他有胡子精神(东北土匪)，很霸道，而且喜欢跟人打架，我坚决相信他打过萧红。后来我看他的日记，感觉跟毛尖一样，萧军真的是目中无人的。电影里的萧军太像个文艺青年，软软弱弱的，没把他的霸气演出来。 　　就文学成就而言，萧军是公认比不上萧红的，但端木蕻良的成就很可惜被忽视了。我个人对端木的感觉是，他是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作家，他写的《科尔沁旗草原》，在气派上超过萧军，甚至超过萧红。夏志清先生就特别推崇他，但在电影里面完全看不出来。 在《黄金时代》这部电影里，有一次二萧和朋友们吃饭喝酒的时候，有个朋友评论说萧军“学大于才”说明萧军的文学成就是依靠他苦学所取得的，而萧红是“才大于学”，文章中充溢一股天然的灵性。电影中，萧军听完这个评论后，脸上马上就挂不住了，表现的很不服气，反倒是萧红在一旁打圆场解围。 再来斗胆说一下萧军的创作。萧军最出名的作品是即《八月的乡村》，我没有读过，只看网上的材料讲这是一部出色的抗日文学。在这里我斗胆的评论一句。从今天来看，《八月的乡村》的成就完全无法和《呼兰河传》相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像《呼兰河传》一样提供老师上一节课所说的文学上的“新质”，所以他写的东西在今天便暗淡了许多。 二萧与鲁迅结识之后，从东北来到上海。但此时二人的关系开始恶化。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我们现在再来看萧红的另一首诗 《苦杯》之四、五写道： 　　已经不爱我了吧！ 　　尚与我日日争吵， 　　我的心潮破碎了， 　　他分明知道， 　　他又在我浸着毒一般痛苦的心上 　　时时踢打。 　　往日的爱人， 　　为我遮蔽暴风雨， 　　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 　　让我怎来抵抗？ 　　敌人的攻击， 　　爱人的伤悼。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苦杯》结尾，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没有适当的地方”，“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之后1936年，萧红暂别萧军一年，东游日本散心，也正是在日本这段日子，萧军出轨爱上了朋友之妻许粤华，但所谓朋友之妻不可妻，所以两人也知道这种变异的爱情一定不会开花结果。于是两人请萧红回来，断绝了这段婚外情。 萧红回来了，心情依然非常差，她和萧军再也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萧军说萧红嘴里全是醋味儿，她和一个普通女性没有什么区别了。 1937年二萧在武汉认识了端木蕻良，他以《科尔沁草原》而成为文坛新星。端木的作品我也没有读过，但是通过电影和资料的描写，我感觉他是一个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的形象，非常秀气和儒雅，也注定了他性格中有一些软弱的成分。他对萧红是非常崇拜的，所以对萧红更是百般体贴和温柔。理所当然的是萧红对端木产生了好感，几次给端木写道：“恨不相逢未嫁时。”端木的出现给了萧红与萧军离婚的勇气与理由，哪怕萧红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 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1938年五月萧红和端木结婚了，婚礼没有受到人们太多的祝福。萧红这一方面，因为她的朋友也都是萧军的朋友，而且他们都是左翼作家（端木不是）他们对端木自然排斥；端木方面，他的亲朋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娶一个比他大一岁，有过三段婚史并且怀有身孕的人作为他的妻子。从端木的角度出发，他的确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也牺牲了许多。直到1942年萧红去世，二人一直是夫妻关系。 关于萧红的情史就说到这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她最大的心愿，我认为应该是读者对她作品的阅读和认可，而不是把她的生平当做反复咀嚼的口香糖，或是用她的爱情来消遣茶余饭后。下面我来说说我读《呼兰河传》的一些感受。 《呼兰河传》是一本不长的小说，里面没有曲折的情节和复杂的人物角色，但萧红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她不依赖于曲折的故事和叫好的主题也可以创造出一部经久不衰的经典。那么她是凭借什么呢？我认为是她的气质。有一点孩子气，有一点敏感，又有一点特立独行。萧红的孩子气使她写作上有着任性的痕迹，她想到哪里写到哪里，不需要雕琢和修饰，纯是一片鬼斧神工的流畅之美，她的文笔是疏散的，其中还透着一股寒光，夹杂着一丝人性的扭曲和荒诞。比如说小说一开始写的是一个卖馒头的老人，写的非常惨非常辛酸，老人滑倒了，馒头滚了一地，有人偷偷捡起来吃了，在这里老人的神态萧红一个字也没有描写，她没写老人气得涨红了脸，或者脸上浮现出愁苦的表情，只是写老人对着那群偷馒头的人说了一句“好冷的天，地皮冻裂了，吞了我的馒头了。” 再如： 人们对待叫花子们是很平凡的。 门前聚了一群狗在咬，主人问： “咬什么？” 仆人答： “咬一个讨饭的。” 说完了也就完了。 可见这讨饭人的活着是一钱不值了。 这样子不写苦大仇深的场景，反到让人内心感到无比酸楚，这就是萧红的特点，虽然表边上影湛波平，看了之后心里却暗流汹涌。萧红这种叙述特点，让我想起了当代另一位出色的作家余华，我甚至在内心感叹他们两个若互相读过对方的作品，一定可以成为神交。为了证明我说的，我引用《兄弟》的一个片段来说明余华的叙事风格，这个片段是李光头兄弟在车站看到父亲宋凡平死的时候。 李光头和宋刚哭泣着手拉手走进了候车室，问站在吊扇下的那两堆人：“你们有谁知道？外面那个人是不是我们的爸爸？” 两个孩子伤心的话引来了一片哄笑，他们说世上还有这样的傻瓜，连自己的爸爸都不认识，还要去问别人。有一个人笑着向两个孩子招手： “喂，小孩，过来。” 两个孩子走到了那个人的前面，那个人低头问他们：“你认识我爸爸吗？” 两个孩子摇摇头，他又问：“那么谁认识我爸爸呢？” 两个孩子想了想后，同时说：“你自己。” “走吧，”那个人挥挥手说，“自己爸爸自己去认。” 把这一段写出来，我明白我为什么要说萧红和余华有神交了。因为他们几乎都不写客体人物内心的活动，而完全依靠生冷和荒诞的对话来体现人物的悲惨和社会的荒诞，来体现他们所感知到的愚昧，野蛮，残忍。这是萧红和余华非常相似的地方。这又与严歌苓截然不同，严歌苓是一个非常善于写人物内心的作家，她可以把人物的内心活动写的九曲回肠，作品中经常有大段大段的精彩的心理描写。但同是女人的萧红，落笔显得更冷峻和直白。 前面说萧红是有孩子气的作家，可以理解为她是一个能保持孩童视野的作家，这包括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敏的视觉和嗅觉，所以她即便离开大花园那么久，大花园依旧被她写的生机勃勃，如梦如幻。说到这里，我想到了小学的一篇叫做《火烧云》的课文，这篇课文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我故乡最出名的一样小吃就叫“火烧”。抛开玩笑话，这篇课文把火烧云写活了，那变幻莫测的形状，一会像飞奔的马，一会像追逐的狗，还有云彩浓烈的颜色，只读文字便让人眩目神往。这篇课文是谁写的呢？就是萧红。这也是她天才的地方，谁没去过大花园，谁没看过火烧云，但只有萧红乐于写它们，而且写得趣味盎然，兴味十足。 《呼兰河传》写的是东北呼兰河镇村民的愚昧、野蛮和残忍，但萧红的出发点，一定不是批判。她是用一种悲悯的眼光来回忆自己儿时的故乡，她同情他们，尽管他们的残忍，荒蛮，可这是是时代的局限，是传统的禁锢，是中华文化中糟粕的渗透，是那个遥远而封闭的呼兰河镇无法挣脱的宿命。看到文章开的头那个无人愿意填补的大坑，便看到了人们的麻木；看到野台子戏和放河灯，便看到了这座城池的寂寥；看到团员媳妇的死和她婆婆的悲剧，便看到了人们的愚昧和挣扎…….我想起了莫言在《檀香刑》序言中写的一段话： “…描写政治，战争，灾荒，疾病，意外事件外部原因带给人的困恼，把诸多苦难加诸弱小善良之身，让黄鼠狼单咬病鸭子，这是煽情催泪的影视剧的老套路，但不是悲悯，更不是大悲悯。 …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量，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以上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除了这些苍白的画面，萧红还在书中收录了许多童稚非凡的场面。这些灵动的记忆碎片，往往是萧红祖父留给萧红的。我非常喜欢萧红用玫瑰花逗祖父的片段，“一提起，祖父的笑就起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没有说自己笑的多么开，而是说“打起滚来了”，多么鲜活生动的画面啊。还有祖父教萧红背诗的场景，也是趣味无穷：祖父说一句，萧红说一句，诗的意思萧红是不懂得，只是觉得跟着祖父读诗好玩极了，所以她大喊，哪怕“房盖被你抬走了”，萧红还是要大喊。心中难过，只要一念“春眠不觉晓”，自己竟然“得意极了，完全高兴，什么都忘了。”这些可爱的词句，读起来竟然唇齿生香，越读味道越浓烈，越让人欢喜。 我喜欢《呼兰河传》，因为它期间既有余华式冰蓝色的悲悯，也有J.D塞林格般童真。而它的伟大就在于它跳出了时代环境的一般格局，而写了人类可以互相感知的一种感情。这种共通的感情，是任何一个人都能触碰和感知的，萧红写的真挚，写的外刚内柔，写的灵动鲜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