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化

这本书讨论第二个机器时代带来的影响（bounty & spread），以及如何消除其不良影响。但除了提出创新还包括重组型创新（recombinant innovation）外，作者其实并没有讲什么新的东西。关于重组型创新是否能支持未来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我们是否真的处于快速增长的前夜——棋盘的第二半，作者的看法更像是观点和信心，而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关于技术取代就业，加大贫富分化等，已经有很多相关的讨论，作者也没有提出什么新的解决办法。

近年来，关于美国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有比较多热门的讨论。其中一派就是停滞派或放缓派。Richard Gordon在2012年8月撰文对比历史上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是自然存在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经济增长，随着重大发明及其派生发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用尽，生产率就会下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自来水、抽水马桶、通讯、娱乐、石化）的作用逐渐淡出后，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1891-1972年的2.33%下降到了1972-96年的1.38%，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只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1996-2004）把劳动生产率增长提高到2.46%，2004-2012年劳动生产率增长又回落到了1.33%，和1972-96年间的增长率基本一致。Gordon认为互联网时代的发明和创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考虑到美国经济存在的六个大问题（人口、教育、不平等、全球化、能源/环境、债务问题），未来美国经济长期增长可能只有以前的一半。Tayler Cowen 于2011年在《The Great Stagnation》中也提出，过去300年那些容易摘的果子已经被摘完了，我们现在正处于技术停滞期，技术进步已经放缓。由于新的创新更多具有私人品特性，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Cowen在2013年又写了一本《Average is Over》，指出由于智能机器正在变得越来越便宜，取决于你的工作是和电脑互补还是被电脑替代，劳动力正在分化为赢家和输家。劳动市场分化，中间收入的工作将减少。技术进步带来贫富分化，社会将变得更加不平等。

和Gordon和Cowen相比，Brynjolfsson和McAfee更为乐观。他们认为技术进步并不一定是一连串非连续的重大发明伴随着后续的改良，而可以是重新组合已有的东西（recombinant innovation）。创新并不是被使用掉了，而是可以作为未来重新组合的构件（innovation-as-building-block）。摩尔定律使得计算能力出现指数增长，随着数字化的普及以及网络将人们连接起来，我们正在进入第二个机器时代。由于信息使用的非排他性以及复制的边际成本为零，知识的传播更为便捷，创新也会变得更快。重大技术突破往往需要补充性创新（complementary innovation）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技术进步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之间会存在时滞。我们可能正处在加速指数增长的前夜（棋盘的第二半），量变即将引起质变。Gordon观察到的1972-96年之间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可能正是棋盘的第一半。

作者指出GDP计量未考虑信息经济的特点。质量更高的信息产品价格更低，甚至免费，使消费者的实际福利上升，而GDP和生产率增长并未反映这些，可能存在低估。在我看来，GDP确实无需计量这些，不然大家互相讲一些笑话逗乐就可以创造GDP了。效用和价格本来就是两码事，用便宜的价格买到更高质量的产品（事实上主要限于电子和信息产品）并不意味着价格不合理。用花的时间来估算对应的GDP也不一定对。Facebook的用户花了大量时间上传照片，更新信息，这些信息以及所需存储空间以指数速度增长。但这些信息除了对上传者本人及少数朋友外，基本属于琐碎的个人信息。这些指数化增长的信息，以及花在上面的个人时间，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个机器时代在带来丰富（bounty）的同时，也带来了分化（spread）。创新者赢家通吃，而重复性的常规工作（routine jobs）被机器替代，中等收入工作大幅减少，不平等加剧。平均收入仍在增长，但只是少数高收入人口受益。2002-07年奖，美国经济增长2/3的好处被前1%的人获得。中位收入不再随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马克思和李嘉图曾经认为机械化会使工人状况恶化，工资将降到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这一预测并未发生：在历史上，GDP中归属于劳动力的比例一直较为稳定。但在过去10年，随着工作数量的减少，以及工资下降，美国工资占GDP的比重有较大的下降。

数字化、通信和交通的大幅改善、以及网络和标准效应，使得赢家通吃越来越普遍。在赢家通吃的市场下，收入分布不再呈钟形分布，而是幂律分布（power law distribution）。除了少数巨星，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会低于平均收入（被平均）。

历史上，生产率的提高也伴随着就业的创造。而90年代以来，尽管生产率在提高，就业却没有同步增长。目前美国劳动参与率是过去20年最低的，中位实际收入低于90年代，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也在下降。Spread不仅大，而且还在自我加强。如果不平等阻碍了增长，spread就会损害bounty。历史上美国的创新和增长并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而是有一套政治安排支持的，这套安排防止精英或其他小利益团体垄断政治权力，以牺牲整个社会为代价来为其自身服务。但是经济的不平等可以引起政治的不平等，并用后者来固化经济优势，从而加剧经济不平等。这样就可能形成一种榨取性的机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经济增长，但大多数人的处境却可能因技术进步而变坏。凯恩斯曾经提出过技术性失业（technological unemployment）的概念。由于需求弹性低，变化过快，以及贫富分化严重，技术进步是有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的。拥有机器人、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的人获得大部分经济价值，没有资产的人只能出售劳动，而劳动一文不值（这正是马克思预言的）。全球化曾经被认为是导致工资和就业下降的主要原因，但作者指出，即便中国，自96年以来，制造业就业人数也下降了25%，相当于3000万就业（我非常怀疑这两个数据的准确性），而同期产出则上升了70%，这说明技术取代就业是普遍的现象。

作者认为，思维能力（ideation），大框架下的模式认知能力（large-frame pattern recognition），以及复杂形式的交流是目前人仍然胜于机器的地方，人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以便就业。

在政策建议方面，主要包括：改进教育，鼓励创业，降低就业市场因信息不匹配带来的摩擦，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科研的投入，基础设施投资，税务改革等。

由于大量失业人口会带来需求不足和增长放缓，而需求不足会进一步压低工资和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为了打破这一恶性漩涡，一种办法是向所有人发钱，以保证最低生活水平。但仅仅发钱是不够的，因为工作还是人获得自我价值、人生意义和心理健康的途径。失业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心理问题。为了鼓励工作，可以考虑负的所得税（当收入低于起征点时，可以获得税率乘以低于起征点部分的补贴，没有工作则不能获得，从而激励找工作）。

马克思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其原因是因为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而且是绝对的贫困化。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其真实性，但在罗斯福新政后，特别是二战后，有了很大的变化。战后到70年代，美国的贫富分化以及财富的集中程度都有所下降。但自90年代以来，贫富分化又在加剧，此前很多观点将其归因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通过外包、进口商品等，使得发达国家工作机会丧失和工资增长停滞。但最近一些研究更多从技术进步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角度寻找原因。本书也是持这样的观点：技术进步使得机器取代劳动力，失业、工资下降使得有效需求不足，反过来损害了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

但是作者关于技术可以指数增长的判断有可能是高估的。自然界中很少有指数增长，因为最后总要受到物质的限制。Bit可以指数增长，但资源、粮食、能源、原材料都不会，因此虚拟的增长最终会受限于物理。作者在书中提到Facebook中上传的照片以及所需的存储空间指数增长，但除了让人象中了毒瘾一样在虚拟世界中花费大量时间外，以及对少数人所谓的市值外，它能创造什么价值？正如作者也提到的，现在的大学生由于花费51%的时间于社交、娱乐和其他，仅花9%的时间学习，这也使得大学教育的质量在下降。

作者对人工智能倒只是给予了有节制的乐观。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什么是意识？和计算能力之间有何区别？程序能够违背自己？如果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单是运算速度的上升是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