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大战的起源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书名：大战的起源
作者：【美】戴尔.科普兰 （Dale C.Copeland）
译者：黄福武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次：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读书笔记（开始时间：20141020）
1.是哪类书：政治理论书
2.主要内容：在对战争起源的三种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和经验分析，综合出自己的全新的大战理论，即所谓动态差异理论。
3.主要观点：提出动态差异理论，其核心是“体系中的力量动态差异”。①体系：影响战争发生的因素分为体系层面、国内层面和个体层面（单元层面）。体系中正在衰退或感觉正在衰退的大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②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对于大国，只有在体系中奠定力量地位，才能掌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和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根据形势和时机作出政策选择。对军国主义者而言，积蓄力量就等于战争准备。而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战争意图，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内部讲条件，不仅要看其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水平，或其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水平，更要看其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和程度。③动态：力量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相对性和动态性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强大只有放在体系框架下才有实际意义。力量的相对水平和政策的相对成功必然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上一代霸权梦的破灭和一个个霸权者的失败。力量的动态性虽然为战争发起者创造了地缘条件，但也注定了其迅速灭亡的下场。④差异：国家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动因或诱因就是往往自以为已经取得全面或至少保持着某一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而言的，与自身的增长速度、地缘政治以及体系内各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力量的正差异或者说对这种差异的估计是敢于向体系挑战的“资本”，其政策基础就是各种相关的定量研究。差异即不对等是偶然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一理论从体系层面分析了力量的动态差异及其后果。唯有建立在体系层面之上，才能解释体系范围内大战起源的规律性；唯有抓住力量这一核心词，才能形成大战发生的必要条件；唯有认识到力量是动态的，才能把握战争或和平的走向；而唯有分析力量上的差异，才能最终决定政策的方向与战争的结构。
4.要问的问题：大战为何发生？国际体系为何总是从相对平静走向这样一个转折点—各国不得不展开体系规模的战争或采取甘冒这种战争之险的行动？
5.书的结构：导论->提出理论观点及方法论（第一章）->理论模型的阐述（第二章）->用“动态差异理论”具体研究各个大战（第三至第八章）->讨论理论的意义（第九章）。
6.重要的单字：力量差异 动态
7.重要的句子：大战主要是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所发动的。
8.作者的论述：
译者序
动态差异理论的缺陷：不适用于局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人家的对象本来就是“大战”，不适用很正常，适用的话就要改书名了）。历史叙述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
导论
大战为何发生？数千年来发生的历次大战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导此类战争的因素只有一个，即实力（power）。较为盛行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由三种：①古典现实主义：由于均势可以抑制侵略行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大战才有可能发生。②新现实主义：强调两级体系似乎比多级体系更为稳定，这主要是因为两级体系迫使各国更加自觉地维持均势。③霸权稳定论：认为各国之间的平等是危险的，因为那些正在崛起而力量大致相当的国家会采取攻势，以获得为原有秩序所不容的地位和利益。因此，只有当一个超级大国在致力于维持和平时，整个体系才是稳定的。三种理论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验异常情况。作者试图把三种主要理论的优势综合为一种可行的、动态的现实主义大战理论，以克服它们的诸多不足。
本书提出的理论—动态差异理论（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将力量差异、极性和力量衰退趋势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理论表明，大战主要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发动的。
大战的三个典型特征：一个体系中所有大国都被卷入其中；战事是以最高强度进行的全面冲突（即全面的军事动员）；战争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作为主权国家的参战大国被消灭。问题的核心所在：大战是一场浩劫，并伴随着体系的重组。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任何一次大战都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
论证方法：以引自有关预防性战争文献的基本观点作为起点：正在衰退的国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即使仅仅从深谋远虑的角度来看，那些正在走下坡路的国家也会谋划战争，使之作为一种确保自己未来安全的手段。仅有衰退的事实不够，还必须加上其他一些体系条件才能解释冲突。首先是力量的差异。只有那些处于力量层级最上面的国家才会谋划可能引发大战的行动。与两极体系相比，多级体系中爆发大战的条件要苛刻一些。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也是条件之一。三种衰退形式：①全面衰退。②军事力量强大而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衰退。③力量波动。作者将衰退的危险和冲突的无心加剧综合为一个模型，并没有引入新的因果关系变量，而是把现实主义各种现有的研究方法综合为一个更为严密的现实主义论据，以阐明大战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以及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冒险发动这样的战争。
史实证据：本书涵盖了历史上的十个时期。经验分析主要内容集中在20世纪的三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前和古巴导弹危机。两次大战的原因完全相同：德国担心俄国崛起。冷战则是美国担心苏联崛起。
结构：第一章批判目前流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出在力量被行为者视为外在因素的情况下关于动态差异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及关于方法论的讨论。第二章放宽对力量在严格意义上是外在因素这一假定的要求，建立一个决策模型。第三至第八章对本书所作的论证进行了经验事实的检验。第九章详细论述了本书论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作出结论。
第一章 对现实主义大战理论的反思
对大战三种最著名的解读方式就是所谓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霸权稳定论。
古典现实主义：当某个国家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就可能发生大战；当大国之间的力量大体相当时，则不可能发生大战。势力均衡维持着和平，并且让那些潜在的侵略者明白，战争不仅花费巨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打破均衡是发生大战的关键条件，因为占有优势的国家更愿意扩张，并坚信战争可以带来好处。优势：对力量差异的重视，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细的相对权重概念作为势力均衡的尺度。难题：①无法解释结成牢固同盟反对潜在霸主的多级体系为什么仍然会陷入大战之中。②历史上重要的两极体系案例都是在双方的军事力量大体相当时发生了战争。说明大国个体之间的势力均衡并不能阻止战争。这种历史经验方面的异常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恰恰符合古典现实主义偏于静态的性质。这样的分析不足以阐明力量差异呈现动态趋势的重要性。关于诱发预防性战争动机的条件，在理论上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两个持久性的结构性特征：无政府状态和极性。无政府状态—缺少保护大国的核心、权威—造成了数千年来国际政治中看到的那种重复出现的冲突模式。在无秩序状态下，两级体系比多级体系更不容易发生大战。优势：对无政府状态和极性造成的结构性影响分别进行研究，提出一个深刻的悲剧性观点：即使当国家只是为了寻求安全时，也仍然有可能陷入那种威胁其生存的破坏性战争之中。缺陷：缺少足够的动态性。
霸权稳定论：把古典现实主义颠倒过来，认为只有一个强大行为体的霸权体系才是稳定的，因为霸主在维持政治—军事秩序时可以获得利益。但是当一个次等级的国家不断崛起而接近原霸主的实力时，这个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就很可能发动战争，以获得原有体系所不曾给予的地位和回报。因此在一个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势均力敌的结果就是战争。优势：具有动态性质。与其它两个理论相比，霸权稳定论提供了一种更宽泛的对力量变化对列强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问题：①霸权稳定论关于大战起源的演绎缺乏一致性。②其大战理论的逻辑核心仅适于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即原有的霸主和正在崛起的挑战者。这一理论在估计这两个国家的行为的同时，却忽视了那些第三、第四、第五等级大国的重要性。
动态差异理论：论证中的核心因果关系或独立变量就是动态差异：大国之间相对军事力量差异的同时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差异的预期趋势，分清和比较两级体系和多极体系中力量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力量的三种类型：军事的、经济的、潜在的。理论形成的三个主要论断：①在任何一个体系中，假定每一个国家都是理性的寻求安全的行为体，并不清楚他国的未来意图。正是那些处于霸主地位但却正在衰退的大国最有可能发起大战。②在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中，对霸权国家的遏制程度是不同的。在多极体系中，只有当正在衰退的国家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时，大战才有可能发生；而在两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在力量上大体相当时，有时甚至不过是二级大国，它也有可能发动攻击。③当大国认为衰退正在加剧且不可避免时，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发动战争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自身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的估计：对衰退的必然性和深度的预期越高，国家就越容易仅仅出于安全的原因而发动预防性战争。无论是属于两极体系或多极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但却正在衰退，而在其他两种力量上占有优势且正在增长，它就不大可能为衰退感到担忧。但是，一个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优势而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更有可能相信，一旦其军事力量出现衰退，进一步的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会加剧。在相对经济和潜在能力同时出现下滑时，情形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霸权地位的军事大国往往会对未来感到悲观，因而更有可能发动大战，从而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一次“机不可失”的尝试。
论证的意义：①这一理论为相对力量的变化如何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中产生不同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在演绎上具有一致性的论证方法。②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把力量分为三类，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通过考察如上力量的差异和变化趋势，就可能确定正在衰退的军事大国什么时候会直接发动战争，什么时候采用战争之外的其他手段。这一理论有助于回答两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各大国之间势力均衡还是不平衡时更可能发生大战？（取决于体系的极性）仅仅为了寻求安全的国家之间会发生大战，还是存在着天生具有侵略动机的行为体？（尽管天生的侵略者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但对于这样的战争而言，他们既非必要亦非充分条件）
关于本书理论的逻辑问题：①在多极体系中，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是否需要在军事力量上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才能使发动战争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必要）②在多极体系中，即使一个正在崛起的霸权国造成了显而易见且日益加剧的威胁，它为什么不必担心其他国家组成的进攻性同盟发动预防性攻击呢？（因为复杂的集体行动方面的问题造成的。）③这一理论是否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单元层面的战争动因（如贪婪、追求名誉或意识形态对立）才是可行的。（是的）
方法论：大战的定义。大战是卷入了所有大国的战争，是以最高强度进行的战争，并且在大战中，某些大国作为主权国家极有可能被彻底消灭。
实际研究方法：需要弄清六个问题：①这一理论是否适于演绎推理？②这一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可证伪？③所提出的证据应该主要根据统计检验进行定量评估，还是主要根据深入细致的外交—历史案例研究进行定性评估？④衡量独立变量和非独立变量即相对力量和大战可能性的最佳方式是什么？⑤主导案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⑥如何消除包括选择偏差和省略变量问题在内的某些共同的方法论障碍？作者预先假定行为体只有一个目标—安全（而不是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并精心设计获得这一结果的合理步骤。把单元层面因素看成是不变的，就可以预测行为如何随着关键的系统变量—力量差异的程度和这些差异的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假定就是一个变量，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它在某一特定点是固定的。这么做是为了进行一种受控的心理实验，从而把独立变量的变化对非独立变量造成的预期因果影响分离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种演绎结构具有明显的优点。这样一来，即使承认领导人有时会受到国内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就整个体系对行为体施加的压力构建一种更强大的理论。这样的讨论有助于为证伪这一理论设定限制条件。只要简单地指出那些单元层面的因素左右行为体行为的案例，这样一种演绎性、系统化的理论就不会被证伪。真正的证伪标准应该是，就体系因素的影响而言，行为体并没有按照理论假设的原因，而是根据另一种系统逻辑采取行动。单元层面因素不可能证伪一种体系理论，而体系因素也不可能证伪单元层面理论。在相关的经验篇章中，作者不仅对照其他体系层面的论证，而且对照国内和个人层面理论对这一理论做了检验。为了确定因果关系，仅有客观因素和行为体所做作为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最终检验行为体是如何想的，即他们是否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采取了行动。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而人类只是根据自己对现象的理解采取行动。为了建立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性，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针对当时行为体的信念进行检验。为了对任何一种社科理论进行检验，必须提出两个问题：行为体是否按照理论所假设的原因采取了行动？如果它们采取了行动，那么根据现有的信息，支撑其行动的信念是否是合乎理性的？第一个问题建立起论证的因果关系。第二个问题检验合理性假定的“现实性”。采用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而不是某些现实主义者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
第二章 对外政策选择与大战的可能性
既然领导人知道通过危机和冷战可能会在无意之间引起战争，为什么还要有意地采取强硬政策呢？如何解释行为体为什么会无视强硬政策会增加大战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在强硬与温和之间倾向于采取相对强硬的政策呢？
核心论证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正面临着衰退，全面的预防性战争不一定就是保证安全最大化的最合理的手段。如果国家通过不太强硬的选择（如强有力的威慑手段或引发一场危机）就能缓和或防止衰退，一般都会首先作这样的选择。采取强硬策略和引发危机也具有风险：可能导致“作用—反作用”冲突加剧而在无意间引发大战。因此，寻求安全的理性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一种“数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策略。通过了解哪些有助于这种互相兼顾的因素，我们就可以确定衰退中的行为体分别在什么条件下接受和解、采取更具挑衅性的政策（如遏制或引发危机）或简单地做出最后选择—发动预防性战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模型，不仅能解释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极端，而且能阐明历史上大战可能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
两种主要的危险政策类型：在现有的竞争对手国内引发危机；选择从温和政策转向强硬政策，从而展开一场冷战对峙。
模型概述：建立一个模型，以解释国家在温和与强硬之间所采取的政策的严厉程度。这一模型的基础是一个决策理论框架。正在衰退的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基于其对各种外部条件的估计。假定：正在崛起的国家当前的偏好和外交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决策无关。在温和与强硬路线之间考察了五种主要的政策选择：消除疑虑（调停/和解）、不行动、威慑/遏制（军备竞赛、建立同盟、措辞严厉的声明等）、引发危机和直接发动大战。引入三个参数，以预测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的精确严厉程度，并据此预测大战的可能性（作为一个连续变量）。①国家为了克服衰退而采取的强硬政策（如引发危机或进行遏制）的严厉程度。②这类强硬行动无意间增加大战可能性的程度。③如果听任其他国家坐大而导致本国在未来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作出政策选择时一个寻求安全的理性国家根据的原则：使国家的安全最大化，亦即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具有最高的预期生存概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未采取强硬行动时，一个国家衰退越严重，其行动就可能越强硬，也就是说，越有可能甘冒无意间造成事态升级的风险。如果走到极端，当衰退既严重又不可避免，并且就连强硬的危机或威慑/遏制政策也不可能奏效时，领导人才会把预防性战争作为唯一的选择。当一种强硬策略能够有助于缓和或阻止衰退时，它很可能作为自觉攻击决策之前的第一个合理步骤而得到采纳。由于引发危机比纯粹的威慑/遏制更容易在无意间造成事态升级，所以只有当后者不能阻止衰退时，前者才是合理的。但在一些情况下，引发危机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选择。
危机的引发与和解：通向大战的五条路径：①简单地出于防范动机直接发动大战。②发起者也是直接发动大战或仅仅利用危机来证明自己发动攻击的正义性。但攻击是出于单元层面的侵略性动机，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全。③由于急剧衰退已经使得发起者不再满足于维持现状，因而更倾向于在危机发生之前制造僵局。④出于先发制人的动机而发动战争。唯一的例证是七年战争。⑤危机迫使国家不再顾及自己的名誉。（打雷不下雨）
引发危机与调停/和解：为了寻求安全最大化，如果引发危机能够阻止衰退，正在衰退的国家不会直接发动预防性战争。在某些情况下，引发危机和强硬威慑政策都无法阻止衰退的发生。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顺利发动战争所必须的军事力量，那么，同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和解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一个国家衰退的潜在因素之一是潜在力量的具体基础，在核时代技术和教育是潜在力量的关键元素。1945年之前，领土和人口规模一直是潜在力量的关键组成元素。
冷战竞赛的初始阶段：冷战（或称“持续性竞赛”）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其发动方式与危机完全相同。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正在崛起的强国在决策方面并没有困难，并无打破现有格局的动机。而正在衰退的国家则不同，必须就是否发动一场危机作出决定。在未采取更强硬手段的情况下，长期衰退的程度越严重、越不可逆转，就越想用这样的手段缓解或扭转这种衰退，国家也就越有可能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当衰退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完全不可避免时，各国一般会选择和平接触而不是强硬遏制。如果一个国家不转向遏制政策就会发生预期中的严重衰退，那么这样一种转向就很可能发生。就一个国家对长期衰退前景的判断而言，经济力量特别是潜在力量的初始差异与变化趋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在经济和潜在力量方面的优劣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敢于冒因强硬政策带来的风险的信心。
各种理论假定的比较：动态差异理论：①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衰退的领导人往往是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的发起者。②在多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分别对体系中每一个单独国家取得明显的军事优势时，更有可能发动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③在两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优势或大体相当时，更有可能发动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古典现实主义：①当一个国家拥有明显的军事力量优势时，最有可能发动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②大战和危机或冷战是由具有单元层面侵略性扩张动机的国家发起的。结构现实主义：①与两极体系相比，大战和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更有可能在多极体系中发生。霸权稳定论：①当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大体相当并且一个国家正在取代另一个国家的地位时，最有可能发生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②大战和严重危机或冷战的发起者往往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只有当这类国家由于单元层面因素而对现状和体系给予的回报感到不满时，才会引发此类事件。
第三章 德国的安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先提出现行理论对一战解释的问题，再说明动态差异理论如何解释这些异常情况。
从1904年开始，德国领导人就认为德国在整个体系中已经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便引发或促成了一系列危机。1912年，德国领导人认为仅靠引发危机的外交努力不能阻止衰退，因此决定发动大战。1914年7月，发生巴尔干事件后，他们纵容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迫使俄国有所动作，为大战制造借口。
现行理论无法解释的经验难题：如何解释之前数次更大的危机并没有使事态升级导致战争爆发？为何德国之前一直限制奥地利，这次却转而采取压制策略？德国领导人在明知俄国不可能在几个月内达到力量顶峰却对其全面动员如此害怕。德国在1914年就已经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德国为何在8月1日对俄宣战？到1914年，德国领导人已经如此坚信预防性战争的必要性，他们便不再考虑实现和平的任何可能性。
德国预防性战争情绪日益强烈：1900年后，德国国内越来越流行这样一种逻辑：预防性战争对于长期安全是必需的。俄国一旦完成其工业化进程，就会在实力上压倒德国。德国领导人认为，国家要想生存，必须要进行战争，并且早打比晚打好。
大战时间推迟：德国的战争计划（1911-1913年）只是在就必须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达成共识之后，德国政府才开始煽动战争情绪。直到战争爆发之前，德国军界一直对自己拥有的短期质量深信不疑。
最后的接触：德国准备全面战争（1913-1914）战前德国在军事、经济上做好了准备。
1912-1913年巴尔干危机：避免预防性战争：1914年7月前的历次危机中，德国总是有意地限制维也纳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原因是他们认为预防性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
德国国内冲突与一战：帝国主义政征服弱小的前工业社会的逻辑与发动全面战争的动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针对其他大国的全面战争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大国战争必然引发国内革命。军界对用战争转移公众注意力没有兴趣。
大量证据表明，正是对俄国这个“庞然大物”长期增长的担心，才迫使德国领导人下定决心：一旦德国的武装力量准备就绪，就立即发动战争。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根据德国海军的现状至少两次推迟了发动战争的时间，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德国必须不仅要能够与法国和俄国作战，而且还要与英国作战。
第四章 七月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俄国这个“庞然大物”日渐崛起的情况下，德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在1914年进行一场欧洲大陆战争或世界大战。德国政府和军界为进行大战营造条件：①德国公众必须支持这场战争。②德国至少在冲突的初级阶段需要奥地利的帮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计划的成功。③尽量使英国参战的时间拖后，以便让德国有足够的时间先政府法国（这条有更好，但不是必要的）。能够同时制造出这三个条件的策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俄国。因此德国在1914年7月危机后使用各种外交伎俩，然后于8月1日立即宣战，以防止奥地利和俄国在最后时刻通过外交途径逃出战争的陷阱。
主要行为体的选择次序问题：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局部战争；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之间的欧洲战争；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大战；行为体之间进行和谈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现状。论证基点：德国领导人把国内和奥地利支持下的欧洲战争视为最佳选择，所以肯定会作出这种选择而不愿恢复原状。他们认为在国内和奥地利的支持下进行一场世界大战不仅比恢复原状而且比通过和谈让奥地利取得一场几乎与局部战争等同的外交胜利都要强一些。但是如果不能赢得国内和奥地利的支持，那么柏林方面就只能选择和谈一途。
7月初：构筑预防性战争平台：柏林方面直到7月初一直迫不及待地试图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甚至是一场预防性世界大战，以免失去良机。
实施全面战争计划：德国人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必须使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维持战争状态，以便把俄国拖入战争。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外交解决方案。柏林方面希望抢在出现任何外交转机之前动手。
决定命运的一个星期：7月26日至8月1日：关键就是要挑动俄国人进入部分动员而又不会因为害怕中止行动。德国采用各种手段向各方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达到其开战而又嫁祸俄国的目的。德国领导人在1914年7月蓄意制造了一场危机，以便在俄国变得更为强大之前发动一场战争。国内因素本应把德国领导人推向相反的方向：寻求和平以避免国内革命。然而，相对衰退所造成的体系压力过于强大，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第五章 苏联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作者的目的是要努力表明：德国军界领导人必须对这场灾难负全部责任。
战争原因分析：苏联的崛起才是把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推向战争的根本或者说是主要的原因。苏联一旦完成了工业化，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他们担心德国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希特勒之所以发动大战，既是由于对迅速工业化的苏联具有一种理性的担忧，也是由于对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犹太阴谋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妄想。这两种担心交互作用，使得希特勒深信，他必须不失时机地彻底消除日益加剧的苏联威胁。军界领导人之所以投入战争，是为了实现威廉时期就已经制定的一个地缘政治目标，即消灭正在崛起的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并为自己的长期安全建立领土基础。德国第二次发动世界大战，种族主义似乎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一个比较条件。最可行的方法是，把种族主义视为一个促动条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为一场世界历史上最惨烈和最恐怖的战争。无论有没有所谓纳粹意识，都不可能消除德国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和消灭苏联的强烈愿望。现有的各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
酝酿已久的大战：德国对俄国的担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希特勒本人对苏联的担心只不过是德国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的一种简单延伸。
军事集结阶段：1933-1936年：1933年2月3日，上任3天的希特勒便决定在短期内重新集结德国的军事力量。紧接着开始扩军。
进入危机阶段：1936-1937年：1936-1939年发生的一系列危机证明了如下观点：一旦多极体系中的一个强国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预见到相对军事力量开始达到顶峰，就会采取更大的冒险行动。通过危机获得的利益能够维持暂时的增长，但却无法改变德国在潜在量方面的劣势地位。因此，希特勒的策略就是以民族自觉为借口，把德国推向全面战争，而消灭苏联仍然是他的主要目标。
年度危机与“抵制”：1938年1-12月：德国要摧毁苏联，必须先消灭法国，并且尽管一直在努力使英国保持中立，但英国肯定会支持法国。随着英法和苏联重新装备步伐的不断加快，时间的紧迫性超出了希特勒原先的预期。于是他加快了他的计划。当年夏天，有些将军开始对希特勒进行非难，主要是对时机的判断产生分歧。他们的分歧纯粹是战术上的。慕尼黑会议，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给德国，暂时缓解了爆发大战的危险。
迈向深渊：1939年1-9月：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宣战，二战爆发。
以最大优势作战：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就是闪电战啦。将军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优势方面的问题，而是德国是否能够在细线尽快获得胜利，以便有足够的力量应付未来的战事。1918年之后，军界从来也没有放弃苏联是德国地缘政治方面的主要敌人这一观点。
最后的任务：“巴巴罗萨”行动的准备，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德国领导人相当合理地做了大量信息收集工作：他们通过各种侦察手段搜集情报，并根据获得的数据及时更新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评估。除了希特勒可怕的种族目标之外，元首及其军界领导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为了完成德国在1918年的未尽事宜—消灭正在崛起的苏联。由于未能成功地阻止苏联的增长，但却又面对着一个群雄争霸的多级体系，德国要想对整个体系采取行动，只有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确立自己的军事优势。决定整个进程的关键乃是德国在潜在量方面相对于苏联处于明显的劣势。
第六章 两极体系、力量转化与冷战的起源：1945-1950年
论述的问题：1944-1963年美国与苏联之间大战的可能性发生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本章主要论述第一部分：超级大国之间战争可能性的第一次剧变—从战时的结盟关系转入冷战状态。作者认为，美国对转入冷战状态负有最大的责任，因为它是第一个采取挑衅性强硬政策的国家。
关于冷战的论争：关于冷战起源的三种主流观点：①传统派：冷战是由苏联的侵略行为引起的。②修正派的观点相反，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了美国。③后修正主义：温和、折中的观点，冷战的起源是安全两难选择的一种悲剧结果。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寻求安全，而每一方又认为另一方具有侵略性。作者认为：①1945年杜鲁门转而采取遏制政策，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增长得更快，而苏联领导人（即取代斯大林的人）也不会总是如他一样温和。②尽管美国的决策者预见到了事态升级的后果，但还是选择了强硬立场。③正是杜鲁门对苏联经济和潜在力量的担心，才迫使他采取了一种强硬政策。在1945年前的三个两极案例（斯巴达对雅典、迦太基对罗马和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中，每个都引起了残酷的大战。在每个案例中，都是一个拥有微弱军事优势但却正在衰退的国家对一个正在崛起但却尚未足够强大的超级大国进行攻击。不仅如此，这个正在衰退的国家总是在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衰退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由于美国拥有维持长期军事优势所需要的巨大经济和潜在力量，它似乎没有必要立即采取这种极端行动。全面的预防性战争往往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只有在没有其它手段扭转衰退趋势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由于华盛顿仍然有多种选择，所以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和安全，最好的选择就是采取军备竞赛和遏制政策。
预防性遏制政策的起源：1945年。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在1945年8月就已经规划完毕。美国奉行的是一种双轨策略：华盛顿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同时尽量不失一个大国的风度。面对衰退的现实，当强硬立场比温和合作或预防性战争更有利于本国的安全时，领导人宁愿让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危险的竞赛之中。其原因是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不断崛起。
美国1945年遏制政策的悲剧：早在1946-1947年“正式”开始冷战之前，美国领导人就已经采取了一种对苏联积极进行遏制的政策。杜鲁门主要担心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到1946年初，杜鲁门的关注点已经不是保卫和平，而是赢得美国人民对遏制政策的支持。
斯大林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与冷战的开始：美国的政策的确破坏了战后的合作进程。
美国1945-1950年的战略计划：美国虽占有优势却没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原因：①美国不仅在潜在力量上拥有优势，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所以根本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出现了严重和不可逆转的衰退，而军备竞赛却能够“防止”这种衰退。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技术方面的限制意味着美国只能拥有很少几颗原子弹，根本不可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迅速、彻底地击败苏联。遏制是获得安全的一种更好的手段，尽管会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的可能性，但却不会导致直接选择战争而带来的所有危险。只有在没有扭转衰退趋势的其他可行手段时，安全最大化的寻求者选择发动大战才是合理的。为了最大化地保证美国的安全，预防性战争远远比不上利用美国在经济和潜在力量方面的优势维持其军事优势地位。力量变化的动态性只能迫使各国采取增加大战风险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发生长期衰退的可能性。限制苏联的增长是一种深谋远虑的选择，即使去冒无意间引发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动态差异理论表明，正是对经济和潜在力量衰退的担心，才使得各国不得不在军事上采取这种强硬政策。遏制政策有助于在美国在经济和潜在力量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因此宁愿为此付出敌对竞赛的巨大代价。
第七章 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
为什么在冷战早期会出现从持续的紧张状态转入严重的危机阶段这种现象呢？冷战早期的历次危机所反映的正是力量波动的衰退形式。危机是势力均衡发生波动所致，而这种波动正是双方的军备和结盟计划实施程度的差异造成的。战后苏联的力量变化基本上是一种上升趋势，但是由于美国政策的相对成功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一些重要关头也曾多次出现过力量短暂下滑的现象。正是在这些重要关头，由于均衡被打破，于是爆发了危机。与两次大战不同的是，美苏所担心的都是自己在地缘政治领域的预期衰退，而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相对力量本身的变化。冷战期间，在各自的经济和潜在力量已经给定的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对整体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1948年柏林危机：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影响日益加深，斯大林的庞大帝国感到非常头痛。对斯大林来说，要接受柏林事态升级的风险，就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对苏联而言，柏林既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结果。作为一种手段，苏联人把向柏林施加压力（尤其是封锁）视为一种迫使西方取消伦敦协定的方式；而作为一种结果，苏联人则希望通过拒绝西方势力进入柏林，阻断来自苏联占领区的难民流，以免东德经济继续恶化。
1961年柏林危机：除了古巴导弹危机，1961年柏林危机或许是历史上导致整个世界最接近核灾难边缘的一次危机。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欧洲的势力均衡。柏林和德国是整个冷战斗争的象征，莫斯科必须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优越性。东德的经济一旦崩溃，势必对苏联在全球的地位造成强烈冲击。而根据内部报告，除非采取激烈手段，这种崩溃到1961年中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双重的：在阻止其卫星国的经济衰退势头的同时，确保在西方列强不离开柏林的情况下东德至少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国家。柏林危机的案例表明，两极体系很容易被势力均衡的波动所颠覆，它同时表明，必须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决策模型，以便说明正在衰退的国家如何在持续衰退风险与无意间引起事态升级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史上超级大国之间最接近全面核战争的一次冲突。华盛顿引发这次危机完全是出于防范，有两个主要目标：①保护美国本土免受战略平衡发生显著变化的影响；②坚定同盟国对美国扩大威慑范围政策的信心。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的决策都是根据预防性逻辑模型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出现剧烈的反向力量波动，而这种波动正是由于苏联的军事部署相对于美国国内采取的制衡措施取得更大的成功引起的。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是由于竞争对手军备建设的相对成功和对同盟国的政策所引起的力量衰退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力量的变化趋势和差异并不是决定超级大国行为的唯一因素，然而，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这类因素的作用显然是非常突出的。
尾声：美国不会听任势力均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为了避免因力量波动而对美国的长期安全造成威胁，美国的决策者宁愿去冒一次无意间引发核灾难的短暂风险。
第八章 大战：从伯利克里到拿破仑
简要介绍一下历史上发生的其他七个重要战例。两极性质：古希腊体系、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及16世纪初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冲突。多极性质：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在两极情况下，每一次战争都是由一个正在衰退的超级大国发起的。这种衰退主要是由潜在力量方面的劣势造成的。在多极体系的各个案例中（七年战争除外），冲突都是由一个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却正在面对长期、严重衰退的国家引起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爆发前，古希腊体系的主宰者一直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使战争成为必然的原因乃是雅典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人心中引起的恐惧。该案例否定了国内层面的因素会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论点。两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大国会发动战争，即使它在力量上与正在崛起的对手大体相当，但仅仅出于对自身长期安全的担心也会冒险为之。
第二次布匿战争：在罗马崛起之前的数个世纪里，迦太基一直是西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迦太基人利用萨托作为借口，针对正在崛起的罗马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战争是由正在衰退的国家发起的，尽管其力量只不过与正在崛起的国家大体相当。
1521-1556年法国-哈布斯堡王朝战争：①每一次战争都是由法国发动的；②法国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强国；③尽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整体经济力量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拥有优势，但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相对军事力量是基本相当的。当陷入衰退之中的法国意识到自身的衰退是严重的和不可避免的，随即便发动了战争，并且尽管在军事力量上与正在崛起的对手基本相当，它仍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三十年战争：从根本上讲，这次战争是由于整个体系的军事霸主—西班牙经济陷入“非逆转性停滞”因而担心出现持续衰退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西班牙插手波西米亚危机，才导致了事态升级为大战。西班牙企图利用这次危机实现其更远大的目标，即挽救其在欧洲日益恶化的地位。当时西班牙领导人并不是天生的侵略者，但是他们还是为地缘政治环境所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尽管他们明知这样做很可能把西班牙这个强大的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路易十四战争：法国在路易十四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已经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法国人仍然在担心自己的安全。路易的动机并不仅仅是权力欲，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
七年战争：唯一一个不完全符合动态差异理论的例证。这一案例与关于多极体系中的全面战争必须有一个拥有明显优势的军事强国这一论断是矛盾的。这次战争表明，处于暂时衰退期且力量大体相当的大国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针对某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以结盟的形式进行预防性战争。七年战争证明，正是对衰退的担心而不是单元层面因素促使奥地利组织了一场针对普鲁士的预防性战争。然而无论是奥地利本身还是其合作者俄国，它们在军事力量上与普鲁士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这一点与只有拥有明显军事优势的国家才会发动灭绝性大战的预言是相矛盾的。七年战争的事实表明，在多极体系中，实力大体相当的国家可以联合发动预防性战争，但必须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具有极度的扩张性，并且必须是一个领土狭小的新兴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消灭这个小国往往不被视为对既定体系格局的破坏，而是更有利于体系的稳定。
拿破仑战争：1802年以后是各大国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时期。法国正在追求霸权，特别是要消灭英国并把其他国家的地位降为附庸国。拿破仑战争的根源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或拿破仑的个性，而是18世纪英国和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然结果。拿破仑对英国的担忧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他只不过是继承了法国领导人在前半个世纪的一贯传统。1800年以后，虽然拿破仑的战争策略并不十分确定，一直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消灭英国这一根本目标没有改变。对英国不断崛起的担心是拿破仑发动全面大战的主要原因。
在长达数千年里，历次大战的起因有着显著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正是对严重衰退的担心，在1900年之前的西方世界引发了七次重要的大战。从整体上说，几乎人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动态差异理论的逻辑。
第九章 论证的意义
这一理论接近其既定目标：解释现有的理论提供的经验事实，同时阐明这些理论未能澄清的各种证据。在任何时间点，各国都面临着反映其独特力量变化趋势和差异的特定的体系约束条件。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对单个国家如何采取行动作出预测，而不必考虑其单元层面特点。本书试图提供一种证伪的预测方法，即各国何时会发动大战，或何时会采取大大增加此类大战风险的敌对步骤。
现实主义与大战：本书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①阐述了两极和多极体系中力量转化的重要性。动态差异理论认为，无论正在衰退的国家是否采取可能导致大战的行动，极性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多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国家必须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才能考虑冒险发动大战。在两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国家无论在军事力量上优于还是仅仅相当于正在崛起的国家，都有可能发动大战或以发动这种大战相威胁，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如果同时对极性和力量变化趋势两方面进行分析，就可以消除现有各种理论中出现的反常情况。②本书的论证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何时和为何采取强硬路线，从而在无意之间增加大战的可能性。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本书就可以预测为什么各国（甚至在核时代）会自愿卷入具有灭绝性风险的冷战或危及。只有当继续实行现有政策无法阻止衰退而更强硬的行动有助于稳定其力量地位的情况下，各国才有可能去冒这种风险。然而在转向更强硬的政策的同时，这些国家当然会在继续衰退的风险与无意间造成事态升级而引发大战的风险之间做出权衡。这一论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大国之间具有高度战争风险的危机为何如此之少，并且也能够解释这种危机为何偶有发生。③本书对三种不同的衰退形式及其对正在衰退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在分析国家采取最为极端的措施维护其安全的案例时，经济/潜在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分离研究尤为重要。在世界政治中，最不利于稳定的居民啊或许是，一个国家在军事上拥有优势，但却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动态差异理论将如上因素予以综合化和系统化，因而能够为所有的案例提供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体制形式、自由主义理论与大战：经验篇章提供的事实表明，单元层面因素在引发大战和危机方面的作用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但本书并不否定这类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①从理论上讲，力量条件几乎始终是大战的必要条件，但却并不一定就是充分条件。②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国内力量可以通过改变体制形式对大战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对对方体制形式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对方在未来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估计。根据“民主和平”的逻辑，如果一个正在衰退的民主国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在崛起的国家在达到顶峰之后仍然维持民主体制，它就不大可能对这个正在崛起的民主国家发动攻击。条件是崛起的国家体制形式的相对稳定性。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当前是否属于民主体制，而是它在未来进入鼎盛期之后是否仍然维持这种民主体制。在力量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和平局面在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之间基本上是稳固的。如果正在崛起的国家是一个日益显露出不稳定迹象的民主国家，那么正在衰退的国家就不应对其未来的体制形式抱多大希望。但是，如果正在崛起的国家虽然当前属于独裁体制但却正在经历民主化进程，那么这个正在衰退的国家就应该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到对方进入鼎盛期之后，它将变得相当民主，足以维持和平局面。这就引出动态差异理论的第二个结论：正在衰退的民主国家或许更可能针对不稳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针对开始出现强烈民主倾向的独裁国家采取预防性行动。
本书理论的现实意义：与两极体系相比，多极体系陷入大战的可能性更小一些，因为发生战争的条件相对苛刻。多极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关键问题是势力均衡发生明显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一旦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预见到会出现严重衰退，大战和破坏稳定的危机随时都会发生。动态差异理论把我们的视线引向那些最有可能相对于其他国家突然崛起的强国身上。对冷战后维持和平的原因的解释：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理由相信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会出现严重的和必然的衰退。与二战后的苏联相比，中国目前的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有许多重要的不同点。尤其在潜在力量方面，中国的真正实力可以说是最难估计的。
本书的理论是一种关于衰退后果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衰退原因本身的理论。本书运用动态现实主义方法对大国的行为和历次大战进行分析，在理论解释和实际预测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强调势力均衡的动态性，这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世界政治的悲剧性质。即使是善意寻求安全的国家在面对严重的、必然的衰退时也会倾向于采取敌对行动。而且，正在衰退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对方当前的体制形式，而是对方一旦壮大起来之后的体制特点与政策走向。由于正在崛起的国家往往更愿意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图，正在衰退的国家就更难根据对方当前的行为估计其未来意图。本书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确定对方当前的体制形式，而是要估计对方在未来力量不断变化环境下的体制形式。本书的论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衰退对国家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要想对中国崛起这类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学者们必须就力量差异和变化趋势如何与其他参数相互作用以形成国家的合理政策这个问题向领导人提供严密的论证。动态差异理论就能够提供这样的论证。
9.作者对问题的解答：
大战主要是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所发动的。发动战争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自身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的估计：对衰退的必然性和深度的预期越高，国家就越容易仅仅出于安全的原因而发动预防性战 争。无论是属于两极体系或多极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但却正在衰退，而在其他两种力量上占有优势且正在增长，它就不大可能为衰退感到担 忧。但是，一个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优势而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更有可能相信，一旦其军事力量出现衰退，进一步的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 还会加剧。在相对经济和潜在能力同时出现下滑时，情形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霸权地位的军事大国往往会对未来感到悲观，因而更有可能发动大战，从 而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一次“机不可失”的尝试。
10.我对作者解答的评论：
（写微博读书会作业）
1.作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大战为何发生？国际体系为何总是从相对平静走向这样一个转折点—各国不得不展开体系规模的战争或采取甘冒这种战争之险的行动？
2.作者的主要论点（或理论假说）是什么？
提出动态差异理论，其核心是“体系中的力量动态差异”。①体系：影响战争发生的因素分为体系层面、国内层面和个体层面（单元层面）。体系中正在衰退或感觉 正在衰退的大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②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 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对于大国，只有在体系中奠定力量地位，才能掌握 对外展示自身形象和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根据形势和时机作出政策选择。对军国主义者而言，积蓄力量就等于战争准备。而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战争意图，不仅要看 其是否具备内部讲条件，不仅要看其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水平，或其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水平，更要看其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和程度。③动态：力量的 重要性主要是通过相对性和动态性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强大只有放在体系框架下才有实际意义。力量的相对水平和政策的相对成功必然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在国 际关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上一代霸权梦的破灭和一个个霸权者的失败。力量的动态性虽然为战争发起者创造了地缘条件，但也注定了其迅速灭亡的下场。④差异：国家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动因或诱因就是往往自以为已经取得全面或至少保持着某一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而言的，与自身的增长速度、地缘政治以及体系 内各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力量的正差异或者说对这种差异的估计是敢于向体系挑战的“资本”，其政策基础就是各种相关的定量研究。差异即不 对等是偶然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一理论从体系层面分析了力量的动态差异及其后果。唯有建立在体系层面之上，才能解释体系范围内大战起源的规律性；唯有抓 住力量这一核心词，才能形成大战发生的必要条件；唯有认识到力量是动态的，才能把握战争或和平的走向；而唯有分析力量上的差异，才能最终决定政策的方向与 战争的结构。
3.作者提供了何种逻辑与经验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作者采用演绎的研究方法，先提出动态差异理论，再用该理论来解释历史上各次大战的爆发原因，并与解释大战的其他理论进行对比，以证明其优势。具体需要弄清六个问题：①这一理论是否适于演绎推理？②这一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可证伪？③所提出的证据应该主要根据统计检验进行定量评估，还是主要根据深入细致的外交—历史案例研究进行定性评估？④衡量独立变量和非独立变量即相对力量和大战可能性的最佳方式是什么？⑤主导案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⑥如何消除包括选择偏差和省略变量问题在内的某些共同的方法论障碍？作者预先假定行为体只有一个目标—安全（而不是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并精心设计获得这一结果的合理步骤。把单元层面因素看成是不变的，就可以预测行为如何随着关键的系统变量—力量差异的程 度和这些差异的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假定就是一个变量，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它在某一特定点是固定的。这么做是为了进行一种受控的心理实验，从而把独立变量的变化对非独立变量造成的预期因果影响分离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种演绎结构具有明显的优点。这样一来，即使承认领导人有时会受到国内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就整个体系对行为体施加的压力构建一种更强大的理论。这样的讨论有助于为证伪这一理论设定限制条件。只要简单地指出那些单元层面的因素 左右行为体行为的案例，这样一种演绎性、系统化的理论就不会被证伪。真正的证伪标准应该是，就体系因素的影响而言，行为体并没有按照理论假设的原因，而是 根据另一种系统逻辑采取行动。单元层面因素不可能证伪一种体系理论，而体系因素也不可能证伪单元层面理论。在相关的经验篇章中，作者不仅对照其他体系层面 的论证，而且对照国内和个人层面理论对这一理论做了检验。为了确定因果关系，仅有客观因素和行为体所做作为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最终检验行为体 是如何想的，即他们是否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采取了行动。
4.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这项研究有什么主要的缺陷？
①选取的研究案例的局限：二战以前的案例选择的主要是欧洲的大战，而同期中印以及中东等地区的大战案例并未涉及，或虽有提及但一笔带过，因此无法证明其动态差异理论是否适用于其它地区的大战。
②研究问题选择的商榷：冷战后世界大战的风险降低，发生的军事冲突均是局部可控的地区冲突，模式主要是地区间数个国家因领土、宗教等问题发生的低烈度战争，或者是某大国找借口攻击某小国，其目的主要是要颠覆其政权。对这些问题作者的动态差异理论的解释作用就有限了。研究这些问题似乎更有价值。
③对“力量”的理解：作者提出国家力量分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问题在潜在力量，是否一定要是能转化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资源才算潜在力量？某些很难直接量化衡量的因素，比如民心、民族凝聚力、文化等（所谓软实力）是否也对国家的力量较量有影响？从而有些按作者标准衡量是力量较弱的国家是否其真实力量比看上去要强，反之也一样。这样也许会影响作者的结论。
作者：【美】戴尔.科普兰 （Dale C.Copeland）
译者：黄福武
出版者：北京大学出版社
版次：2008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读书笔记（开始时间：20141020）
1.是哪类书：政治理论书
2.主要内容：在对战争起源的三种流行的现实主义观点进行剖析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演绎和经验分析，综合出自己的全新的大战理论，即所谓动态差异理论。
3.主要观点：提出动态差异理论，其核心是“体系中的力量动态差异”。①体系：影响战争发生的因素分为体系层面、国内层面和个体层面（单元层面）。体系中正在衰退或感觉正在衰退的大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②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对于大国，只有在体系中奠定力量地位，才能掌握对外展示自身形象和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根据形势和时机作出政策选择。对军国主义者而言，积蓄力量就等于战争准备。而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战争意图，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内部讲条件，不仅要看其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水平，或其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水平，更要看其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和程度。③动态：力量的重要性主要是通过相对性和动态性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强大只有放在体系框架下才有实际意义。力量的相对水平和政策的相对成功必然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在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上一代霸权梦的破灭和一个个霸权者的失败。力量的动态性虽然为战争发起者创造了地缘条件，但也注定了其迅速灭亡的下场。④差异：国家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动因或诱因就是往往自以为已经取得全面或至少保持着某一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而言的，与自身的增长速度、地缘政治以及体系内各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力量的正差异或者说对这种差异的估计是敢于向体系挑战的“资本”，其政策基础就是各种相关的定量研究。差异即不对等是偶然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一理论从体系层面分析了力量的动态差异及其后果。唯有建立在体系层面之上，才能解释体系范围内大战起源的规律性；唯有抓住力量这一核心词，才能形成大战发生的必要条件；唯有认识到力量是动态的，才能把握战争或和平的走向；而唯有分析力量上的差异，才能最终决定政策的方向与战争的结构。
4.要问的问题：大战为何发生？国际体系为何总是从相对平静走向这样一个转折点—各国不得不展开体系规模的战争或采取甘冒这种战争之险的行动？
5.书的结构：导论->提出理论观点及方法论（第一章）->理论模型的阐述（第二章）->用“动态差异理论”具体研究各个大战（第三至第八章）->讨论理论的意义（第九章）。
6.重要的单字：力量差异 动态
7.重要的句子：大战主要是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所发动的。
8.作者的论述：
译者序
动态差异理论的缺陷：不适用于局部战争尤其是现代战争（人家的对象本来就是“大战”，不适用很正常，适用的话就要改书名了）。历史叙述难以摆脱“欧洲中心论”。
导论
大战为何发生？数千年来发生的历次大战是否有一个共同的原因？现实主义者认为主导此类战争的因素只有一个，即实力（power）。较为盛行的现实主义理论主要由三种：①古典现实主义：由于均势可以抑制侵略行为，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大战才有可能发生。②新现实主义：强调两级体系似乎比多级体系更为稳定，这主要是因为两级体系迫使各国更加自觉地维持均势。③霸权稳定论：认为各国之间的平等是危险的，因为那些正在崛起而力量大致相当的国家会采取攻势，以获得为原有秩序所不容的地位和利益。因此，只有当一个超级大国在致力于维持和平时，整个体系才是稳定的。三种理论都面临着某些重要的经验异常情况。作者试图把三种主要理论的优势综合为一种可行的、动态的现实主义大战理论，以克服它们的诸多不足。
本书提出的理论—动态差异理论（dynamic differentials theory）—将力量差异、极性和力量衰退趋势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这一理论表明，大战主要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发动的。
大战的三个典型特征：一个体系中所有大国都被卷入其中；战事是以最高强度进行的全面冲突（即全面的军事动员）；战争的结果极有可能是一个或多个作为主权国家的参战大国被消灭。问题的核心所在：大战是一场浩劫，并伴随着体系的重组。在核时代，大国之间的任何一次大战都可能意味着世界末日。
论证方法：以引自有关预防性战争文献的基本观点作为起点：正在衰退的国家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即使仅仅从深谋远虑的角度来看，那些正在走下坡路的国家也会谋划战争，使之作为一种确保自己未来安全的手段。仅有衰退的事实不够，还必须加上其他一些体系条件才能解释冲突。首先是力量的差异。只有那些处于力量层级最上面的国家才会谋划可能引发大战的行动。与两极体系相比，多级体系中爆发大战的条件要苛刻一些。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也是条件之一。三种衰退形式：①全面衰退。②军事力量强大而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衰退。③力量波动。作者将衰退的危险和冲突的无心加剧综合为一个模型，并没有引入新的因果关系变量，而是把现实主义各种现有的研究方法综合为一个更为严密的现实主义论据，以阐明大战什么时候可能发生，以及国家在什么情况下会冒险发动这样的战争。
史实证据：本书涵盖了历史上的十个时期。经验分析主要内容集中在20世纪的三个时期：两次世界大战前和古巴导弹危机。两次大战的原因完全相同：德国担心俄国崛起。冷战则是美国担心苏联崛起。
结构：第一章批判目前流行的现实主义理论，并提出在力量被行为者视为外在因素的情况下关于动态差异理论的基本逻辑。以及关于方法论的讨论。第二章放宽对力量在严格意义上是外在因素这一假定的要求，建立一个决策模型。第三至第八章对本书所作的论证进行了经验事实的检验。第九章详细论述了本书论点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并作出结论。
第一章 对现实主义大战理论的反思
对大战三种最著名的解读方式就是所谓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霸权稳定论。
古典现实主义：当某个国家拥有压倒性优势时，就可能发生大战；当大国之间的力量大体相当时，则不可能发生大战。势力均衡维持着和平，并且让那些潜在的侵略者明白，战争不仅花费巨大，而且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打破均衡是发生大战的关键条件，因为占有优势的国家更愿意扩张，并坚信战争可以带来好处。优势：对力量差异的重视，从而提供了一种精细的相对权重概念作为势力均衡的尺度。难题：①无法解释结成牢固同盟反对潜在霸主的多级体系为什么仍然会陷入大战之中。②历史上重要的两极体系案例都是在双方的军事力量大体相当时发生了战争。说明大国个体之间的势力均衡并不能阻止战争。这种历史经验方面的异常现象背后的理论问题，恰恰符合古典现实主义偏于静态的性质。这样的分析不足以阐明力量差异呈现动态趋势的重要性。关于诱发预防性战争动机的条件，在理论上依然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的两个持久性的结构性特征：无政府状态和极性。无政府状态—缺少保护大国的核心、权威—造成了数千年来国际政治中看到的那种重复出现的冲突模式。在无秩序状态下，两级体系比多级体系更不容易发生大战。优势：对无政府状态和极性造成的结构性影响分别进行研究，提出一个深刻的悲剧性观点：即使当国家只是为了寻求安全时，也仍然有可能陷入那种威胁其生存的破坏性战争之中。缺陷：缺少足够的动态性。
霸权稳定论：把古典现实主义颠倒过来，认为只有一个强大行为体的霸权体系才是稳定的，因为霸主在维持政治—军事秩序时可以获得利益。但是当一个次等级的国家不断崛起而接近原霸主的实力时，这个处于上升期的国家就很可能发动战争，以获得原有体系所不曾给予的地位和回报。因此在一个体系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间势均力敌的结果就是战争。优势：具有动态性质。与其它两个理论相比，霸权稳定论提供了一种更宽泛的对力量变化对列强行为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方法。主要问题：①霸权稳定论关于大战起源的演绎缺乏一致性。②其大战理论的逻辑核心仅适于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即原有的霸主和正在崛起的挑战者。这一理论在估计这两个国家的行为的同时，却忽视了那些第三、第四、第五等级大国的重要性。
动态差异理论：论证中的核心因果关系或独立变量就是动态差异：大国之间相对军事力量差异的同时相互作用以及这些差异的预期趋势，分清和比较两级体系和多极体系中力量变化所造成的影响。力量的三种类型：军事的、经济的、潜在的。理论形成的三个主要论断：①在任何一个体系中，假定每一个国家都是理性的寻求安全的行为体，并不清楚他国的未来意图。正是那些处于霸主地位但却正在衰退的大国最有可能发起大战。②在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中，对霸权国家的遏制程度是不同的。在多极体系中，只有当正在衰退的国家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时，大战才有可能发生；而在两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在力量上大体相当时，有时甚至不过是二级大国，它也有可能发动攻击。③当大国认为衰退正在加剧且不可避免时，大战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发动战争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自身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的估计：对衰退的必然性和深度的预期越高，国家就越容易仅仅出于安全的原因而发动预防性战争。无论是属于两极体系或多极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但却正在衰退，而在其他两种力量上占有优势且正在增长，它就不大可能为衰退感到担忧。但是，一个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优势而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更有可能相信，一旦其军事力量出现衰退，进一步的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还会加剧。在相对经济和潜在能力同时出现下滑时，情形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霸权地位的军事大国往往会对未来感到悲观，因而更有可能发动大战，从而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一次“机不可失”的尝试。
论证的意义：①这一理论为相对力量的变化如何在两极和多极体系中产生不同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在演绎上具有一致性的论证方法。②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把力量分为三类，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通过考察如上力量的差异和变化趋势，就可能确定正在衰退的军事大国什么时候会直接发动战争，什么时候采用战争之外的其他手段。这一理论有助于回答两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各大国之间势力均衡还是不平衡时更可能发生大战？（取决于体系的极性）仅仅为了寻求安全的国家之间会发生大战，还是存在着天生具有侵略动机的行为体？（尽管天生的侵略者可能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但对于这样的战争而言，他们既非必要亦非充分条件）
关于本书理论的逻辑问题：①在多极体系中，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是否需要在军事力量上超过其他所有国家之和，才能使发动战争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不必要）②在多极体系中，即使一个正在崛起的霸权国造成了显而易见且日益加剧的威胁，它为什么不必担心其他国家组成的进攻性同盟发动预防性攻击呢？（因为复杂的集体行动方面的问题造成的。）③这一理论是否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单元层面的战争动因（如贪婪、追求名誉或意识形态对立）才是可行的。（是的）
方法论：大战的定义。大战是卷入了所有大国的战争，是以最高强度进行的战争，并且在大战中，某些大国作为主权国家极有可能被彻底消灭。
实际研究方法：需要弄清六个问题：①这一理论是否适于演绎推理？②这一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可证伪？③所提出的证据应该主要根据统计检验进行定量评估，还是主要根据深入细致的外交—历史案例研究进行定性评估？④衡量独立变量和非独立变量即相对力量和大战可能性的最佳方式是什么？⑤主导案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⑥如何消除包括选择偏差和省略变量问题在内的某些共同的方法论障碍？作者预先假定行为体只有一个目标—安全（而不是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并精心设计获得这一结果的合理步骤。把单元层面因素看成是不变的，就可以预测行为如何随着关键的系统变量—力量差异的程度和这些差异的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假定就是一个变量，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它在某一特定点是固定的。这么做是为了进行一种受控的心理实验，从而把独立变量的变化对非独立变量造成的预期因果影响分离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种演绎结构具有明显的优点。这样一来，即使承认领导人有时会受到国内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就整个体系对行为体施加的压力构建一种更强大的理论。这样的讨论有助于为证伪这一理论设定限制条件。只要简单地指出那些单元层面的因素左右行为体行为的案例，这样一种演绎性、系统化的理论就不会被证伪。真正的证伪标准应该是，就体系因素的影响而言，行为体并没有按照理论假设的原因，而是根据另一种系统逻辑采取行动。单元层面因素不可能证伪一种体系理论，而体系因素也不可能证伪单元层面理论。在相关的经验篇章中，作者不仅对照其他体系层面的论证，而且对照国内和个人层面理论对这一理论做了检验。为了确定因果关系，仅有客观因素和行为体所做作为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最终检验行为体是如何想的，即他们是否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采取了行动。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行为的科学，而人类只是根据自己对现象的理解采取行动。为了建立因果关系而不仅仅是相关性，所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必须针对当时行为体的信念进行检验。为了对任何一种社科理论进行检验，必须提出两个问题：行为体是否按照理论所假设的原因采取了行动？如果它们采取了行动，那么根据现有的信息，支撑其行动的信念是否是合乎理性的？第一个问题建立起论证的因果关系。第二个问题检验合理性假定的“现实性”。采用定性的案例研究方法而不是某些现实主义者采用的定量研究方法。
第二章 对外政策选择与大战的可能性
既然领导人知道通过危机和冷战可能会在无意之间引起战争，为什么还要有意地采取强硬政策呢？如何解释行为体为什么会无视强硬政策会增加大战的可能性这一事实而在强硬与温和之间倾向于采取相对强硬的政策呢？
核心论证的过程：如果一个国家正面临着衰退，全面的预防性战争不一定就是保证安全最大化的最合理的手段。如果国家通过不太强硬的选择（如强有力的威慑手段或引发一场危机）就能缓和或防止衰退，一般都会首先作这样的选择。采取强硬策略和引发危机也具有风险：可能导致“作用—反作用”冲突加剧而在无意间引发大战。因此，寻求安全的理性国家必须始终坚持一种“数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策略。通过了解哪些有助于这种互相兼顾的因素，我们就可以确定衰退中的行为体分别在什么条件下接受和解、采取更具挑衅性的政策（如遏制或引发危机）或简单地做出最后选择—发动预防性战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模型，不仅能解释战争与和平这两个极端，而且能阐明历史上大战可能性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
两种主要的危险政策类型：在现有的竞争对手国内引发危机；选择从温和政策转向强硬政策，从而展开一场冷战对峙。
模型概述：建立一个模型，以解释国家在温和与强硬之间所采取的政策的严厉程度。这一模型的基础是一个决策理论框架。正在衰退的国家之所以采取行动，是基于其对各种外部条件的估计。假定：正在崛起的国家当前的偏好和外交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决策无关。在温和与强硬路线之间考察了五种主要的政策选择：消除疑虑（调停/和解）、不行动、威慑/遏制（军备竞赛、建立同盟、措辞严厉的声明等）、引发危机和直接发动大战。引入三个参数，以预测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策的精确严厉程度，并据此预测大战的可能性（作为一个连续变量）。①国家为了克服衰退而采取的强硬政策（如引发危机或进行遏制）的严厉程度。②这类强硬行动无意间增加大战可能性的程度。③如果听任其他国家坐大而导致本国在未来受到攻击的可能性。作出政策选择时一个寻求安全的理性国家根据的原则：使国家的安全最大化，亦即在考虑到所有因素的情况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具有最高的预期生存概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未采取强硬行动时，一个国家衰退越严重，其行动就可能越强硬，也就是说，越有可能甘冒无意间造成事态升级的风险。如果走到极端，当衰退既严重又不可避免，并且就连强硬的危机或威慑/遏制政策也不可能奏效时，领导人才会把预防性战争作为唯一的选择。当一种强硬策略能够有助于缓和或阻止衰退时，它很可能作为自觉攻击决策之前的第一个合理步骤而得到采纳。由于引发危机比纯粹的威慑/遏制更容易在无意间造成事态升级，所以只有当后者不能阻止衰退时，前者才是合理的。但在一些情况下，引发危机成为一种颇有吸引力的选择。
危机的引发与和解：通向大战的五条路径：①简单地出于防范动机直接发动大战。②发起者也是直接发动大战或仅仅利用危机来证明自己发动攻击的正义性。但攻击是出于单元层面的侵略性动机，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安全。③由于急剧衰退已经使得发起者不再满足于维持现状，因而更倾向于在危机发生之前制造僵局。④出于先发制人的动机而发动战争。唯一的例证是七年战争。⑤危机迫使国家不再顾及自己的名誉。（打雷不下雨）
引发危机与调停/和解：为了寻求安全最大化，如果引发危机能够阻止衰退，正在衰退的国家不会直接发动预防性战争。在某些情况下，引发危机和强硬威慑政策都无法阻止衰退的发生。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顺利发动战争所必须的军事力量，那么，同那些正在崛起的国家和解无疑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一个国家衰退的潜在因素之一是潜在力量的具体基础，在核时代技术和教育是潜在力量的关键元素。1945年之前，领土和人口规模一直是潜在力量的关键组成元素。
冷战竞赛的初始阶段：冷战（或称“持续性竞赛”）并不是无缘无故地发生的，其发动方式与危机完全相同。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正在崛起的强国在决策方面并没有困难，并无打破现有格局的动机。而正在衰退的国家则不同，必须就是否发动一场危机作出决定。在未采取更强硬手段的情况下，长期衰退的程度越严重、越不可逆转，就越想用这样的手段缓解或扭转这种衰退，国家也就越有可能转而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当衰退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完全不可避免时，各国一般会选择和平接触而不是强硬遏制。如果一个国家不转向遏制政策就会发生预期中的严重衰退，那么这样一种转向就很可能发生。就一个国家对长期衰退前景的判断而言，经济力量特别是潜在力量的初始差异与变化趋势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在经济和潜在力量方面的优劣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敢于冒因强硬政策带来的风险的信心。
各种理论假定的比较：动态差异理论：①感到自己的国家正在衰退的领导人往往是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的发起者。②在多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分别对体系中每一个单独国家取得明显的军事优势时，更有可能发动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③在两极体系中，当正在衰退的国家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优势或大体相当时，更有可能发动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古典现实主义：①当一个国家拥有明显的军事力量优势时，最有可能发动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②大战和危机或冷战是由具有单元层面侵略性扩张动机的国家发起的。结构现实主义：①与两极体系相比，大战和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更有可能在多极体系中发生。霸权稳定论：①当体系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大体相当并且一个国家正在取代另一个国家的地位时，最有可能发生大战或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风险的危机或冷战。②大战和严重危机或冷战的发起者往往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只有当这类国家由于单元层面因素而对现状和体系给予的回报感到不满时，才会引发此类事件。
第三章 德国的安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
先提出现行理论对一战解释的问题，再说明动态差异理论如何解释这些异常情况。
从1904年开始，德国领导人就认为德国在整个体系中已经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便引发或促成了一系列危机。1912年，德国领导人认为仅靠引发危机的外交努力不能阻止衰退，因此决定发动大战。1914年7月，发生巴尔干事件后，他们纵容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迫使俄国有所动作，为大战制造借口。
现行理论无法解释的经验难题：如何解释之前数次更大的危机并没有使事态升级导致战争爆发？为何德国之前一直限制奥地利，这次却转而采取压制策略？德国领导人在明知俄国不可能在几个月内达到力量顶峰却对其全面动员如此害怕。德国在1914年就已经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德国为何在8月1日对俄宣战？到1914年，德国领导人已经如此坚信预防性战争的必要性，他们便不再考虑实现和平的任何可能性。
德国预防性战争情绪日益强烈：1900年后，德国国内越来越流行这样一种逻辑：预防性战争对于长期安全是必需的。俄国一旦完成其工业化进程，就会在实力上压倒德国。德国领导人认为，国家要想生存，必须要进行战争，并且早打比晚打好。
大战时间推迟：德国的战争计划（1911-1913年）只是在就必须发动一场全面战争达成共识之后，德国政府才开始煽动战争情绪。直到战争爆发之前，德国军界一直对自己拥有的短期质量深信不疑。
最后的接触：德国准备全面战争（1913-1914）战前德国在军事、经济上做好了准备。
1912-1913年巴尔干危机：避免预防性战争：1914年7月前的历次危机中，德国总是有意地限制维也纳方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原因是他们认为预防性战争的时机尚未成熟。
德国国内冲突与一战：帝国主义政征服弱小的前工业社会的逻辑与发动全面战争的动机并没有必然的联系。针对其他大国的全面战争只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大国战争必然引发国内革命。军界对用战争转移公众注意力没有兴趣。
大量证据表明，正是对俄国这个“庞然大物”长期增长的担心，才迫使德国领导人下定决心：一旦德国的武装力量准备就绪，就立即发动战争。更为重要的是，之所以根据德国海军的现状至少两次推迟了发动战争的时间，是因为这些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德国必须不仅要能够与法国和俄国作战，而且还要与英国作战。
第四章 七月危机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俄国这个“庞然大物”日渐崛起的情况下，德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在1914年进行一场欧洲大陆战争或世界大战。德国政府和军界为进行大战营造条件：①德国公众必须支持这场战争。②德国至少在冲突的初级阶段需要奥地利的帮助，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计划的成功。③尽量使英国参战的时间拖后，以便让德国有足够的时间先政府法国（这条有更好，但不是必要的）。能够同时制造出这三个条件的策略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俄国。因此德国在1914年7月危机后使用各种外交伎俩，然后于8月1日立即宣战，以防止奥地利和俄国在最后时刻通过外交途径逃出战争的陷阱。
主要行为体的选择次序问题：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局部战争；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之间的欧洲战争；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大战；行为体之间进行和谈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维持现状。论证基点：德国领导人把国内和奥地利支持下的欧洲战争视为最佳选择，所以肯定会作出这种选择而不愿恢复原状。他们认为在国内和奥地利的支持下进行一场世界大战不仅比恢复原状而且比通过和谈让奥地利取得一场几乎与局部战争等同的外交胜利都要强一些。但是如果不能赢得国内和奥地利的支持，那么柏林方面就只能选择和谈一途。
7月初：构筑预防性战争平台：柏林方面直到7月初一直迫不及待地试图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甚至是一场预防性世界大战，以免失去良机。
实施全面战争计划：德国人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必须使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维持战争状态，以便把俄国拖入战争。奥地利于7月23日向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是为了防止出现任何外交解决方案。柏林方面希望抢在出现任何外交转机之前动手。
决定命运的一个星期：7月26日至8月1日：关键就是要挑动俄国人进入部分动员而又不会因为害怕中止行动。德国采用各种手段向各方传递了不同的信息，达到其开战而又嫁祸俄国的目的。德国领导人在1914年7月蓄意制造了一场危机，以便在俄国变得更为强大之前发动一场战争。国内因素本应把德国领导人推向相反的方向：寻求和平以避免国内革命。然而，相对衰退所造成的体系压力过于强大，所以最终还是选择了战争。
第五章 苏联的崛起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作者的目的是要努力表明：德国军界领导人必须对这场灾难负全部责任。
战争原因分析：苏联的崛起才是把希特勒及其将军们推向战争的根本或者说是主要的原因。苏联一旦完成了工业化，把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他们担心德国可能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希特勒之所以发动大战，既是由于对迅速工业化的苏联具有一种理性的担忧，也是由于对根本不存在的所谓犹太阴谋产生了一种非理性的妄想。这两种担心交互作用，使得希特勒深信，他必须不失时机地彻底消除日益加剧的苏联威胁。军界领导人之所以投入战争，是为了实现威廉时期就已经制定的一个地缘政治目标，即消灭正在崛起的苏联这个“庞然大物”，并为自己的长期安全建立领土基础。德国第二次发动世界大战，种族主义似乎并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一个比较条件。最可行的方法是，把种族主义视为一个促动条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演变为一场世界历史上最惨烈和最恐怖的战争。无论有没有所谓纳粹意识，都不可能消除德国地缘政治的脆弱性和消灭苏联的强烈愿望。现有的各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的解释都是不充分的。
酝酿已久的大战：德国对俄国的担心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希特勒本人对苏联的担心只不过是德国传统的地缘政治思维的一种简单延伸。
军事集结阶段：1933-1936年：1933年2月3日，上任3天的希特勒便决定在短期内重新集结德国的军事力量。紧接着开始扩军。
进入危机阶段：1936-1937年：1936-1939年发生的一系列危机证明了如下观点：一旦多极体系中的一个强国拥有军事上的优势，并且预见到相对军事力量开始达到顶峰，就会采取更大的冒险行动。通过危机获得的利益能够维持暂时的增长，但却无法改变德国在潜在量方面的劣势地位。因此，希特勒的策略就是以民族自觉为借口，把德国推向全面战争，而消灭苏联仍然是他的主要目标。
年度危机与“抵制”：1938年1-12月：德国要摧毁苏联，必须先消灭法国，并且尽管一直在努力使英国保持中立，但英国肯定会支持法国。随着英法和苏联重新装备步伐的不断加快，时间的紧迫性超出了希特勒原先的预期。于是他加快了他的计划。当年夏天，有些将军开始对希特勒进行非难，主要是对时机的判断产生分歧。他们的分歧纯粹是战术上的。慕尼黑会议，割让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给德国，暂时缓解了爆发大战的危险。
迈向深渊：1939年1-9月：1939年3月，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英法两国对德宣战，二战爆发。
以最大优势作战：1939年9月至1940年5月：就是闪电战啦。将军们所关心的并不是优势方面的问题，而是德国是否能够在细线尽快获得胜利，以便有足够的力量应付未来的战事。1918年之后，军界从来也没有放弃苏联是德国地缘政治方面的主要敌人这一观点。
最后的任务：“巴巴罗萨”行动的准备，1940年5月至1941年6月：德国领导人相当合理地做了大量信息收集工作：他们通过各种侦察手段搜集情报，并根据获得的数据及时更新对苏联军事力量的评估。除了希特勒可怕的种族目标之外，元首及其军界领导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为了完成德国在1918年的未尽事宜—消灭正在崛起的苏联。由于未能成功地阻止苏联的增长，但却又面对着一个群雄争霸的多级体系，德国要想对整个体系采取行动，只有在极其短暂的时间内确立自己的军事优势。决定整个进程的关键乃是德国在潜在量方面相对于苏联处于明显的劣势。
第六章 两极体系、力量转化与冷战的起源：1945-1950年
论述的问题：1944-1963年美国与苏联之间大战的可能性发生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本章主要论述第一部分：超级大国之间战争可能性的第一次剧变—从战时的结盟关系转入冷战状态。作者认为，美国对转入冷战状态负有最大的责任，因为它是第一个采取挑衅性强硬政策的国家。
关于冷战的论争：关于冷战起源的三种主流观点：①传统派：冷战是由苏联的侵略行为引起的。②修正派的观点相反，把大部分责任都推给了美国。③后修正主义：温和、折中的观点，冷战的起源是安全两难选择的一种悲剧结果。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寻求安全，而每一方又认为另一方具有侵略性。作者认为：①1945年杜鲁门转而采取遏制政策，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苏联就会增长得更快，而苏联领导人（即取代斯大林的人）也不会总是如他一样温和。②尽管美国的决策者预见到了事态升级的后果，但还是选择了强硬立场。③正是杜鲁门对苏联经济和潜在力量的担心，才迫使他采取了一种强硬政策。在1945年前的三个两极案例（斯巴达对雅典、迦太基对罗马和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中，每个都引起了残酷的大战。在每个案例中，都是一个拥有微弱军事优势但却正在衰退的国家对一个正在崛起但却尚未足够强大的超级大国进行攻击。不仅如此，这个正在衰退的国家总是在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因此应该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衰退是严重的、不可避免的。由于美国拥有维持长期军事优势所需要的巨大经济和潜在力量，它似乎没有必要立即采取这种极端行动。全面的预防性战争往往代价高昂、风险巨大，只有在没有其它手段扭转衰退趋势的情况下才是合理的。由于华盛顿仍然有多种选择，所以为了维持自己的优势和安全，最好的选择就是采取军备竞赛和遏制政策。
预防性遏制政策的起源：1945年。遏制政策的核心内容实际上在1945年8月就已经规划完毕。美国奉行的是一种双轨策略：华盛顿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维持自己的优势地位，同时尽量不失一个大国的风度。面对衰退的现实，当强硬立场比温和合作或预防性战争更有利于本国的安全时，领导人宁愿让自己的国家卷入一场危险的竞赛之中。其原因是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不断崛起。
美国1945年遏制政策的悲剧：早在1946-1947年“正式”开始冷战之前，美国领导人就已经采取了一种对苏联积极进行遏制的政策。杜鲁门主要担心的并不是斯大林，而是斯大林的继任者。到1946年初，杜鲁门的关注点已经不是保卫和平，而是赢得美国人民对遏制政策的支持。
斯大林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与冷战的开始：美国的政策的确破坏了战后的合作进程。
美国1945-1950年的战略计划：美国虽占有优势却没有发动预防性战争的原因：①美国不仅在潜在力量上拥有优势，在经济方面的优势更为明显。所以根本没有理由认为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出现了严重和不可逆转的衰退，而军备竞赛却能够“防止”这种衰退。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技术方面的限制意味着美国只能拥有很少几颗原子弹，根本不可能在一场全面战争中迅速、彻底地击败苏联。遏制是获得安全的一种更好的手段，尽管会增加无意间引发大战的可能性，但却不会导致直接选择战争而带来的所有危险。只有在没有扭转衰退趋势的其他可行手段时，安全最大化的寻求者选择发动大战才是合理的。为了最大化地保证美国的安全，预防性战争远远比不上利用美国在经济和潜在力量方面的优势维持其军事优势地位。力量变化的动态性只能迫使各国采取增加大战风险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发生长期衰退的可能性。限制苏联的增长是一种深谋远虑的选择，即使去冒无意间引发战争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动态差异理论表明，正是对经济和潜在力量衰退的担心，才使得各国不得不在军事上采取这种强硬政策。遏制政策有助于在美国在经济和潜在力量方面取得领先地位，因此宁愿为此付出敌对竞赛的巨大代价。
第七章 柏林危机与古巴导弹危机
为什么在冷战早期会出现从持续的紧张状态转入严重的危机阶段这种现象呢？冷战早期的历次危机所反映的正是力量波动的衰退形式。危机是势力均衡发生波动所致，而这种波动正是双方的军备和结盟计划实施程度的差异造成的。战后苏联的力量变化基本上是一种上升趋势，但是由于美国政策的相对成功这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一些重要关头也曾多次出现过力量短暂下滑的现象。正是在这些重要关头，由于均衡被打破，于是爆发了危机。与两次大战不同的是，美苏所担心的都是自己在地缘政治领域的预期衰退，而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相对力量本身的变化。冷战期间，在各自的经济和潜在力量已经给定的情况下，两个超级大国的势力范围对整体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1948年柏林危机：由于美国在欧洲的影响日益加深，斯大林的庞大帝国感到非常头痛。对斯大林来说，要接受柏林事态升级的风险，就必须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对苏联而言，柏林既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一种结果。作为一种手段，苏联人把向柏林施加压力（尤其是封锁）视为一种迫使西方取消伦敦协定的方式；而作为一种结果，苏联人则希望通过拒绝西方势力进入柏林，阻断来自苏联占领区的难民流，以免东德经济继续恶化。
1961年柏林危机：除了古巴导弹危机，1961年柏林危机或许是历史上导致整个世界最接近核灾难边缘的一次危机。问题的关键并不仅仅是欧洲的势力均衡。柏林和德国是整个冷战斗争的象征，莫斯科必须充分展示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优越性。东德的经济一旦崩溃，势必对苏联在全球的地位造成强烈冲击。而根据内部报告，除非采取激烈手段，这种崩溃到1961年中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的目标是双重的：在阻止其卫星国的经济衰退势头的同时，确保在西方列强不离开柏林的情况下东德至少成为一个能够自立的国家。柏林危机的案例表明，两极体系很容易被势力均衡的波动所颠覆，它同时表明，必须建立一个更完整的决策模型，以便说明正在衰退的国家如何在持续衰退风险与无意间引起事态升级的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肯尼迪、赫鲁晓夫与古巴导弹危机：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史上超级大国之间最接近全面核战争的一次冲突。华盛顿引发这次危机完全是出于防范，有两个主要目标：①保护美国本土免受战略平衡发生显著变化的影响；②坚定同盟国对美国扩大威慑范围政策的信心。在整个危机期间，美国的决策都是根据预防性逻辑模型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就是要防止出现剧烈的反向力量波动，而这种波动正是由于苏联的军事部署相对于美国国内采取的制衡措施取得更大的成功引起的。在每一次危机中，都是由于竞争对手军备建设的相对成功和对同盟国的政策所引起的力量衰退导致了危机的爆发。力量的变化趋势和差异并不是决定超级大国行为的唯一因素，然而，相对于其他变量而言，这类因素的作用显然是非常突出的。
尾声：美国不会听任势力均衡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为了避免因力量波动而对美国的长期安全造成威胁，美国的决策者宁愿去冒一次无意间引发核灾难的短暂风险。
第八章 大战：从伯利克里到拿破仑
简要介绍一下历史上发生的其他七个重要战例。两极性质：古希腊体系、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及16世纪初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之间的冲突。多极性质：三十年战争、路易十四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在两极情况下，每一次战争都是由一个正在衰退的超级大国发起的。这种衰退主要是由潜在力量方面的劣势造成的。在多极体系的各个案例中（七年战争除外），冲突都是由一个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却正在面对长期、严重衰退的国家引起的。
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爆发前，古希腊体系的主宰者一直是斯巴达和雅典这两大城邦。使战争成为必然的原因乃是雅典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人心中引起的恐惧。该案例否定了国内层面的因素会把国家推向战争的论点。两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大国会发动战争，即使它在力量上与正在崛起的对手大体相当，但仅仅出于对自身长期安全的担心也会冒险为之。
第二次布匿战争：在罗马崛起之前的数个世纪里，迦太基一直是西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势力强大的国家。迦太基人利用萨托作为借口，针对正在崛起的罗马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战争是由正在衰退的国家发起的，尽管其力量只不过与正在崛起的国家大体相当。
1521-1556年法国-哈布斯堡王朝战争：①每一次战争都是由法国发动的；②法国是一个正在衰退的强国；③尽管哈布斯堡王朝在整体经济力量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拥有优势，但法国和哈布斯堡王朝的相对军事力量是基本相当的。当陷入衰退之中的法国意识到自身的衰退是严重的和不可避免的，随即便发动了战争，并且尽管在军事力量上与正在崛起的对手基本相当，它仍然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三十年战争：从根本上讲，这次战争是由于整个体系的军事霸主—西班牙经济陷入“非逆转性停滞”因而担心出现持续衰退所造成的。正是由于西班牙插手波西米亚危机，才导致了事态升级为大战。西班牙企图利用这次危机实现其更远大的目标，即挽救其在欧洲日益恶化的地位。当时西班牙领导人并不是天生的侵略者，但是他们还是为地缘政治环境所迫不得不采取行动，尽管他们明知这样做很可能把西班牙这个强大的国家推向灾难的深渊。
路易十四战争：法国在路易十四的领导下迅速壮大，已经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法国人仍然在担心自己的安全。路易的动机并不仅仅是权力欲，而更多的是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心。
七年战争：唯一一个不完全符合动态差异理论的例证。这一案例与关于多极体系中的全面战争必须有一个拥有明显优势的军事强国这一论断是矛盾的。这次战争表明，处于暂时衰退期且力量大体相当的大国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针对某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以结盟的形式进行预防性战争。七年战争证明，正是对衰退的担心而不是单元层面因素促使奥地利组织了一场针对普鲁士的预防性战争。然而无论是奥地利本身还是其合作者俄国，它们在军事力量上与普鲁士相比并不具有优势，这一点与只有拥有明显军事优势的国家才会发动灭绝性大战的预言是相矛盾的。七年战争的事实表明，在多极体系中，实力大体相当的国家可以联合发动预防性战争，但必须满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正在崛起的国家必须具有极度的扩张性，并且必须是一个领土狭小的新兴国家。在这样的情况下，消灭这个小国往往不被视为对既定体系格局的破坏，而是更有利于体系的稳定。
拿破仑战争：1802年以后是各大国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一个时期。法国正在追求霸权，特别是要消灭英国并把其他国家的地位降为附庸国。拿破仑战争的根源并不在于意识形态或拿破仑的个性，而是18世纪英国和法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必然结果。拿破仑对英国的担忧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他只不过是继承了法国领导人在前半个世纪的一贯传统。1800年以后，虽然拿破仑的战争策略并不十分确定，一直在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但消灭英国这一根本目标没有改变。对英国不断崛起的担心是拿破仑发动全面大战的主要原因。
在长达数千年里，历次大战的起因有着显著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正是对严重衰退的担心，在1900年之前的西方世界引发了七次重要的大战。从整体上说，几乎人类的全部历史都证明了动态差异理论的逻辑。
第九章 论证的意义
这一理论接近其既定目标：解释现有的理论提供的经验事实，同时阐明这些理论未能澄清的各种证据。在任何时间点，各国都面临着反映其独特力量变化趋势和差异的特定的体系约束条件。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对单个国家如何采取行动作出预测，而不必考虑其单元层面特点。本书试图提供一种证伪的预测方法，即各国何时会发动大战，或何时会采取大大增加此类大战风险的敌对步骤。
现实主义与大战：本书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①阐述了两极和多极体系中力量转化的重要性。动态差异理论认为，无论正在衰退的国家是否采取可能导致大战的行动，极性都会在其中发挥作用。在多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国家必须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才能考虑冒险发动大战。在两极体系中，正在衰退的国家无论在军事力量上优于还是仅仅相当于正在崛起的国家，都有可能发动大战或以发动这种大战相威胁，甚至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如果同时对极性和力量变化趋势两方面进行分析，就可以消除现有各种理论中出现的反常情况。②本书的论证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何时和为何采取强硬路线，从而在无意之间增加大战的可能性。通过建立一个模型，本书就可以预测为什么各国（甚至在核时代）会自愿卷入具有灭绝性风险的冷战或危及。只有当继续实行现有政策无法阻止衰退而更强硬的行动有助于稳定其力量地位的情况下，各国才有可能去冒这种风险。然而在转向更强硬的政策的同时，这些国家当然会在继续衰退的风险与无意间造成事态升级而引发大战的风险之间做出权衡。这一论点不仅有助于我们解释大国之间具有高度战争风险的危机为何如此之少，并且也能够解释这种危机为何偶有发生。③本书对三种不同的衰退形式及其对正在衰退的国家所造成的影响作了深入分析。在分析国家采取最为极端的措施维护其安全的案例时，经济/潜在力量与军事力量的分离研究尤为重要。在世界政治中，最不利于稳定的居民啊或许是，一个国家在军事上拥有优势，但却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动态差异理论将如上因素予以综合化和系统化，因而能够为所有的案例提供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体制形式、自由主义理论与大战：经验篇章提供的事实表明，单元层面因素在引发大战和危机方面的作用并没有通常认为的那样重要。但本书并不否定这类因素在历史上的重要性。①从理论上讲，力量条件几乎始终是大战的必要条件，但却并不一定就是充分条件。②正在崛起的国家的国内力量可以通过改变体制形式对大战的可能性产生影响。一个正在衰退的国家对对方体制形式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对方在未来发动攻击的可能性的估计。根据“民主和平”的逻辑，如果一个正在衰退的民主国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正在崛起的国家在达到顶峰之后仍然维持民主体制，它就不大可能对这个正在崛起的民主国家发动攻击。条件是崛起的国家体制形式的相对稳定性。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正在崛起的国家当前是否属于民主体制，而是它在未来进入鼎盛期之后是否仍然维持这种民主体制。在力量动态变化的环境下，和平局面在成熟而稳定的民主国家之间基本上是稳固的。如果正在崛起的国家是一个日益显露出不稳定迹象的民主国家，那么正在衰退的国家就不应对其未来的体制形式抱多大希望。但是，如果正在崛起的国家虽然当前属于独裁体制但却正在经历民主化进程，那么这个正在衰退的国家就应该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到对方进入鼎盛期之后，它将变得相当民主，足以维持和平局面。这就引出动态差异理论的第二个结论：正在衰退的民主国家或许更可能针对不稳定的民主国家而不是针对开始出现强烈民主倾向的独裁国家采取预防性行动。
本书理论的现实意义：与两极体系相比，多极体系陷入大战的可能性更小一些，因为发生战争的条件相对苛刻。多极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关键问题是势力均衡发生明显变化所带来的风险。一旦居于优势地位的国家预见到会出现严重衰退，大战和破坏稳定的危机随时都会发生。动态差异理论把我们的视线引向那些最有可能相对于其他国家突然崛起的强国身上。对冷战后维持和平的原因的解释：与过去时代不同的是，现在已经没有理由相信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会出现严重的和必然的衰退。与二战后的苏联相比，中国目前的日益增长的潜在威胁有许多重要的不同点。尤其在潜在力量方面，中国的真正实力可以说是最难估计的。
本书的理论是一种关于衰退后果的理论，而不是关于衰退原因本身的理论。本书运用动态现实主义方法对大国的行为和历次大战进行分析，在理论解释和实际预测两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通过强调势力均衡的动态性，这项研究进一步揭示了世界政治的悲剧性质。即使是善意寻求安全的国家在面对严重的、必然的衰退时也会倾向于采取敌对行动。而且，正在衰退的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对方当前的体制形式，而是对方一旦壮大起来之后的体制特点与政策走向。由于正在崛起的国家往往更愿意表明自己的和平意图，正在衰退的国家就更难根据对方当前的行为估计其未来意图。本书认为，问题并不在于确定对方当前的体制形式，而是要估计对方在未来力量不断变化环境下的体制形式。本书的论述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力量衰退对国家的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然而，要想对中国崛起这类问题提出指导意见，学者们必须就力量差异和变化趋势如何与其他参数相互作用以形成国家的合理政策这个问题向领导人提供严密的论证。动态差异理论就能够提供这样的论证。
9.作者对问题的解答：
大战主要是由那些处于优势地位却害怕明显衰退的军事大国所发动的。发动战争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自身衰退的程度和必然性的估计：对衰退的必然性和深度的预期越高，国家就越容易仅仅出于安全的原因而发动预防性战 争。无论是属于两极体系或多极体系，如果一个国家在军事力量上占有优势但却正在衰退，而在其他两种力量上占有优势且正在增长，它就不大可能为衰退感到担 忧。但是，一个在军事力量上拥有优势而在经济尤其是潜在力量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更有可能相信，一旦其军事力量出现衰退，进一步的衰退就是不可避免的，并且 还会加剧。在相对经济和潜在能力同时出现下滑时，情形尤其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霸权地位的军事大国往往会对未来感到悲观，因而更有可能发动大战，从 而作为维护自身安全的一次“机不可失”的尝试。
10.我对作者解答的评论：
（写微博读书会作业）
1.作者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大战为何发生？国际体系为何总是从相对平静走向这样一个转折点—各国不得不展开体系规模的战争或采取甘冒这种战争之险的行动？
2.作者的主要论点（或理论假说）是什么？
提出动态差异理论，其核心是“体系中的力量动态差异”。①体系：影响战争发生的因素分为体系层面、国内层面和个体层面（单元层面）。体系中正在衰退或感觉 正在衰退的大国更有可能发动战争。②力量：一个国家的力量分为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 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对于大国，只有在体系中奠定力量地位，才能掌握 对外展示自身形象和采取行动的主动权，根据形势和时机作出政策选择。对军国主义者而言，积蓄力量就等于战争准备。而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战争意图，不仅要看 其是否具备内部讲条件，不仅要看其绝对力量和相对力量水平，或其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水平，更要看其将这些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能力和程度。③动态：力量的 重要性主要是通过相对性和动态性表现出来。一个国家的强大只有放在体系框架下才有实际意义。力量的相对水平和政策的相对成功必然是动态的，这种动态性在国 际关系中的主要表现，就是历史上一代霸权梦的破灭和一个个霸权者的失败。力量的动态性虽然为战争发起者创造了地缘条件，但也注定了其迅速灭亡的下场。④差异：国家发动战争的另一个动因或诱因就是往往自以为已经取得全面或至少保持着某一方面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相对而言的，与自身的增长速度、地缘政治以及体系 内各国的对外政策有关。对国家领导人来说，力量的正差异或者说对这种差异的估计是敢于向体系挑战的“资本”，其政策基础就是各种相关的定量研究。差异即不 对等是偶然冲突发生的重要原因。这一理论从体系层面分析了力量的动态差异及其后果。唯有建立在体系层面之上，才能解释体系范围内大战起源的规律性；唯有抓 住力量这一核心词，才能形成大战发生的必要条件；唯有认识到力量是动态的，才能把握战争或和平的走向；而唯有分析力量上的差异，才能最终决定政策的方向与 战争的结构。
3.作者提供了何种逻辑与经验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作者采用演绎的研究方法，先提出动态差异理论，再用该理论来解释历史上各次大战的爆发原因，并与解释大战的其他理论进行对比，以证明其优势。具体需要弄清六个问题：①这一理论是否适于演绎推理？②这一理论在什么条件下可证伪？③所提出的证据应该主要根据统计检验进行定量评估，还是主要根据深入细致的外交—历史案例研究进行定性评估？④衡量独立变量和非独立变量即相对力量和大战可能性的最佳方式是什么？⑤主导案例选择的标准是什么？⑥如何消除包括选择偏差和省略变量问题在内的某些共同的方法论障碍？作者预先假定行为体只有一个目标—安全（而不是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并精心设计获得这一结果的合理步骤。把单元层面因素看成是不变的，就可以预测行为如何随着关键的系统变量—力量差异的程 度和这些差异的发展趋势—的变化而变化。每个假定就是一个变量，出于理论构建的需要，它在某一特定点是固定的。这么做是为了进行一种受控的心理实验，从而把独立变量的变化对非独立变量造成的预期因果影响分离出来。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种演绎结构具有明显的优点。这样一来，即使承认领导人有时会受到国内和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可以就整个体系对行为体施加的压力构建一种更强大的理论。这样的讨论有助于为证伪这一理论设定限制条件。只要简单地指出那些单元层面的因素 左右行为体行为的案例，这样一种演绎性、系统化的理论就不会被证伪。真正的证伪标准应该是，就体系因素的影响而言，行为体并没有按照理论假设的原因，而是 根据另一种系统逻辑采取行动。单元层面因素不可能证伪一种体系理论，而体系因素也不可能证伪单元层面理论。在相关的经验篇章中，作者不仅对照其他体系层面 的论证，而且对照国内和个人层面理论对这一理论做了检验。为了确定因果关系，仅有客观因素和行为体所做作为之间的相关性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最终检验行为体 是如何想的，即他们是否根据这一理论的逻辑采取了行动。
4.基于对研究方法的分析，这项研究有什么主要的缺陷？
①选取的研究案例的局限：二战以前的案例选择的主要是欧洲的大战，而同期中印以及中东等地区的大战案例并未涉及，或虽有提及但一笔带过，因此无法证明其动态差异理论是否适用于其它地区的大战。
②研究问题选择的商榷：冷战后世界大战的风险降低，发生的军事冲突均是局部可控的地区冲突，模式主要是地区间数个国家因领土、宗教等问题发生的低烈度战争，或者是某大国找借口攻击某小国，其目的主要是要颠覆其政权。对这些问题作者的动态差异理论的解释作用就有限了。研究这些问题似乎更有价值。
③对“力量”的理解：作者提出国家力量分三种，即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潜在力量。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一个国家的潜在力量，即一个国家所有可能转化为经济力量并最终转化为用于战争的军事力量的资源，如人口、国土面积、原材料、技术等。问题在潜在力量，是否一定要是能转化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资源才算潜在力量？某些很难直接量化衡量的因素，比如民心、民族凝聚力、文化等（所谓软实力）是否也对国家的力量较量有影响？从而有些按作者标准衡量是力量较弱的国家是否其真实力量比看上去要强，反之也一样。这样也许会影响作者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