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革命：福音还是噩梦
文/严杰夫
这两天，舞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法国龙马让人深感机械美学的魅力。这种场景直让人联想到《黑客帝国》结尾处用来抵抗电子虫的机械电磁炮，还有安吉丽娜•茱莉主演的古典科幻片《天空上尉与明日世界》里的人形机械兵器和机械战斗机，以及前年红极一时的《雨果》中那些精妙的机械装置。
这些精妙绝伦的机器，都是诞生于上一次机器革命时代的艺术品。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开始在文化创意的作品中，开始反复呈现古典机器的美，是因为这些美轮美奂的工业作品，已只是供人类瞻仰和缅怀的遗产了。今天的世界，已经迎来了新的技术革命。
当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高调宣布，要在生产苹果手机等时尚电子消费品的工厂里，引进3万台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技术革命将比上一次更深刻地改变世界，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正如同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两位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所称的那样，这是“第二次机器革命”。
两位教授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全方位地给我们解读了新时代的技术革命。在他们看来，与上一次不同，“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所以，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代表的是人类肌肉力量的延伸的话，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智慧的延伸。所以，两位作者打趣道，正如20世纪工厂里的工作机会，被新的机器人产品线代替一样，他们作为知识领域的工人也将被新一代“思考”的机器人代替。
两位作者在举例“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代表时，事实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IBM的“沃森”计算机、苹果的语音识别技术“Siri”……。在作者看来，这些技术从单个来看，或许看上去都像是“技术怪咖”发明出来的玩具，但将它们组合起来，却会形成无穷尽的创新革命。这就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实质：它不再像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那样，以线性的方式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而是以一种指数型的方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的裂变。为此，埃里克和安德鲁指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机器革命”还逼迫着我们重新思考经济统计的方式。作者写道，“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关注越来越多的是思想，而不是事物；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是交流，而不是交易”。以GDP等指标为核心的传统产业经济的统计方法，已经没有办法完整统计出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创造的价值，以及带来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在官方数据里，目前信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4%，这与万维网在20世纪80年代被发明的时候几乎没有差别。显然，基于GDP的指标，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已经无法准确衡量和表达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了。这是因为，在新时代里，技术和机器让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变得免费或接近于免费，但它们确实代表了创新的趋势，也的确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唯独对GDP和生产率的增长“一无是处”。所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斯蒂格利茨会指出，“一方面，GDP事实上可能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早高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和数字领域的进步也为提升这种糟糕的衡量标准创造了机会”。“第二次机器革命”已经开始召唤我们加快抛弃“以GDP增长为核心”的价值观了。
当然，“第二次机器革命”带来的并不全都是“福音”，这一点与第一次机器革命类似。或许，很多人都会记得拿破仑战争的时候，那个传说中拿起锤子砸向自动纺织机的英国工人卢德。由此，在19世纪初期，英国蔓延起一股“卢德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捣毁机器，并与企业主和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场激烈的运动背后，正是机器大生产开始广泛应用于纺织产业。机器对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存状况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甚至造成了许多工人失业。这正是机器对劳动者的替代作用。同样，在今天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机器对工人的替代性更为广泛：机器对人类的替代已经不仅仅只存在于制造业中，在音乐、媒体、金融和出版行业，以及零售、流通、服务和生产领域，这些新兴产业里也都常常上演机器接替人的故事。
不止于此，新的机器革命还将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分化。在两位作者看来，“第二次机器革命”可能将造成“赢家通吃”的场面。他们认为，随着数字化变革的愈演愈烈，交通通讯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网络及标准化应用的日益凸显，导致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企业或个人，更容易获得市场的绝对控制权，从而成为行业的大赢家。这种场面，最终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1%的顶层人士所获得的收入占到全社会总收入的19%。
这种不平衡，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却无法在其中被“治愈”。于是，便只能使得社会阶层更为固化，就像书中写道的那样，“以前数代人实现向上层社会升迁的美国梦在今天依旧变得破碎不堪了”。最严重的是，这样一种由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化，在某一天会变成制度性的攫取，而对进一步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构成阻碍。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中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平等，而且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人会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洗牌，这又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上的不平等。奥威尔笔下的“1984”似乎将以一种未曾想到的方式，来到众人的面前。
读到此处的我们，或许已经无法在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利，而感到欢饮鼓舞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技术革命的牺牲品。《第二次机器革命》难道是为我们要描写一种危机四伏的未来吗？很显然，我们的两位作者并没有悲观到极处。就好像著名的未来学家乔根•兰德斯在《2052》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前途总是谨慎乐观的。似乎，人类总有办法绝处逢生。同样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也为我们摆脱技术革新带来的恶性循环，开出许多药方：改革教育、支持创新，升级基础设施，引进人才、税收调节，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公平。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两位作者指出，从长期来看，真正的问题将超越经济增长。正像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由机器完成，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其他活动上。这些不仅仅是休闲和娱乐，还有发明和发现、从创造和创建以及从爱、友好和社群中所获得的深深的满足感。这样来看，与《黑客帝国》等许多科幻作品描绘的不同，未来人类的命运不会终结在机器手中， “技术创造了可能性和潜力，但最终，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所做的选择。 ”
这两天，舞动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法国龙马让人深感机械美学的魅力。这种场景直让人联想到《黑客帝国》结尾处用来抵抗电子虫的机械电磁炮，还有安吉丽娜•茱莉主演的古典科幻片《天空上尉与明日世界》里的人形机械兵器和机械战斗机，以及前年红极一时的《雨果》中那些精妙的机械装置。
这些精妙绝伦的机器，都是诞生于上一次机器革命时代的艺术品。不过，从另一种角度来说，我们之所以开始在文化创意的作品中，开始反复呈现古典机器的美，是因为这些美轮美奂的工业作品，已只是供人类瞻仰和缅怀的遗产了。今天的世界，已经迎来了新的技术革命。
当富士康的老板郭台铭高调宣布，要在生产苹果手机等时尚电子消费品的工厂里，引进3万台机器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一次技术革命将比上一次更深刻地改变世界，以及每个人的生活。正如同美国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的两位教授埃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所称的那样，这是“第二次机器革命”。
两位教授在《第二次机器革命》中，全方位地给我们解读了新时代的技术革命。在他们看来，与上一次不同，“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核心在于数字技术。所以，如果说，第一次机器革命代表的是人类肌肉力量的延伸的话，那么第二次机器革命则是智慧的延伸。所以，两位作者打趣道，正如20世纪工厂里的工作机会，被新的机器人产品线代替一样，他们作为知识领域的工人也将被新一代“思考”的机器人代替。
两位作者在举例“第二次机器革命”的代表时，事实上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IBM的“沃森”计算机、苹果的语音识别技术“Siri”……。在作者看来，这些技术从单个来看，或许看上去都像是“技术怪咖”发明出来的玩具，但将它们组合起来，却会形成无穷尽的创新革命。这就是“第二次机器革命”的实质：它不再像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机器革命”那样，以线性的方式在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而是以一种指数型的方式在促进人类社会的裂变。为此，埃里克和安德鲁指出，“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指数化、数字化和组合化。
更为重要的是，“第二次机器革命”还逼迫着我们重新思考经济统计的方式。作者写道，“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我们关注越来越多的是思想，而不是事物；是比特，而不是原子；是交流，而不是交易”。以GDP等指标为核心的传统产业经济的统计方法，已经没有办法完整统计出数字技术给人类社会创造的价值，以及带来的变化。统计数据显示，在官方数据里，目前信息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4%，这与万维网在20世纪80年代被发明的时候几乎没有差别。显然，基于GDP的指标，在“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已经无法准确衡量和表达人类社会的发展程度了。这是因为，在新时代里，技术和机器让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变得免费或接近于免费，但它们确实代表了创新的趋势，也的确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唯独对GDP和生产率的增长“一无是处”。所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斯蒂格利茨会指出，“一方面，GDP事实上可能是衡量经济福利的一个早高标准；另一方面，经济和数字领域的进步也为提升这种糟糕的衡量标准创造了机会”。“第二次机器革命”已经开始召唤我们加快抛弃“以GDP增长为核心”的价值观了。
当然，“第二次机器革命”带来的并不全都是“福音”，这一点与第一次机器革命类似。或许，很多人都会记得拿破仑战争的时候，那个传说中拿起锤子砸向自动纺织机的英国工人卢德。由此，在19世纪初期，英国蔓延起一股“卢德运动”。参与运动的工人捣毁机器，并与企业主和政府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场激烈的运动背后，正是机器大生产开始广泛应用于纺织产业。机器对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存状况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甚至造成了许多工人失业。这正是机器对劳动者的替代作用。同样，在今天的“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机器对工人的替代性更为广泛：机器对人类的替代已经不仅仅只存在于制造业中，在音乐、媒体、金融和出版行业，以及零售、流通、服务和生产领域，这些新兴产业里也都常常上演机器接替人的故事。
不止于此，新的机器革命还将带来更广泛的社会分化。在两位作者看来，“第二次机器革命”可能将造成“赢家通吃”的场面。他们认为，随着数字化变革的愈演愈烈，交通通讯技术的大幅提升，以及网络及标准化应用的日益凸显，导致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企业或个人，更容易获得市场的绝对控制权，从而成为行业的大赢家。这种场面，最终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出现严重的不公平：1%的顶层人士所获得的收入占到全社会总收入的19%。
这种不平衡，是由技术变革带来的，却无法在其中被“治愈”。于是，便只能使得社会阶层更为固化，就像书中写道的那样，“以前数代人实现向上层社会升迁的美国梦在今天依旧变得破碎不堪了”。最严重的是，这样一种由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化，在某一天会变成制度性的攫取，而对进一步的创新和经济增长构成阻碍。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中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会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平等，而且获得更大政治权力的人会借此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洗牌，这又会进一步增加经济上的不平等。奥威尔笔下的“1984”似乎将以一种未曾想到的方式，来到众人的面前。
读到此处的我们，或许已经无法在为“第二次机器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福利，而感到欢饮鼓舞了。作为普通人的我们，似乎都有可能成为技术革命的牺牲品。《第二次机器革命》难道是为我们要描写一种危机四伏的未来吗？很显然，我们的两位作者并没有悲观到极处。就好像著名的未来学家乔根•兰德斯在《2052》中描绘的那样，人类所面临的前途总是谨慎乐观的。似乎，人类总有办法绝处逢生。同样的，《第二次机器革命》也为我们摆脱技术革新带来的恶性循环，开出许多药方：改革教育、支持创新，升级基础设施，引进人才、税收调节，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陷入更大的不公平。
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要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念。两位作者指出，从长期来看，真正的问题将超越经济增长。正像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由机器完成，人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其他活动上。这些不仅仅是休闲和娱乐，还有发明和发现、从创造和创建以及从爱、友好和社群中所获得的深深的满足感。这样来看，与《黑客帝国》等许多科幻作品描绘的不同，未来人类的命运不会终结在机器手中， “技术创造了可能性和潜力，但最终，我们的未来将取决于我们所做的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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