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乃敌国也》：“遗老”和民国的互动
“遗民”指的是改朝换代之后，拒绝承认政治事实，依然忠于前朝的人。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遗民现象”出现在明末。1644年崇祯皇帝自缢后，清朝正式成立，然而朱姓皇族陆续在南方各地成立新的朝廷，延续明祚。就连南明诸朝也都灭亡后，仍然有许多效忠明朝的人，以各式各样的方法与清廷保持距离，表现对于前朝的留恋。
明遗民现象轰轰烈烈，传流久远，根本原因在于取代明朝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满人以明白的异族姿态，入关建立征服王朝，还以要求全面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硬做法突显种族与文化上的差异，触及了“华夷之辨”的敏感神经，延长了汉人抵抗、不合作的态度。
存在于传统士人身上，广义的“遗民”心态，一直要到康熙朝才得到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靠的是康熙皇帝对儒学的全面认同与充分掌握，以过人的才智与毅力，精巧运用儒学语言，谨慎实践儒家教化，将自己打造成“内圣外王”的典范，争取了汉人的认同。
与“明遗民”的历史前例作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相对之下“清遗民”为什么从来不是个醒目的历史研究题材。取清朝而代之的，不是一个新的朝代，而是“民国”；更重要的，清末革命动员的宣传中特别强调“满清”，也就是强调清廷的外族性格，激发汉族反感，政体革命同时是一场种族革命。当“清遗民”，意味着抗拒“民国”，同时意味着抗拒汉人排满；“民国”理论上的统治者是全体国民，满人在中国所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于是“清遗民”必定承受巨大“人民公敌”的指摘仇视，根本不具备“明遗民”可以有的合理性条件。
事实上，民国初年，甚至不存在“清遗民”这样的名词。这些继续效忠清廷的人，或许会想方设法让自己跟明遗民、宋遗民乃至元遗民的处境相接近，然而在当时一般人的口中，他们的共同身份称呼却是“遗老”，或“满清遗老”。
“遗老”和“遗民”，差别大了。“遗老”是明确的贬辞，是新社会对这群人最普遍也最强烈的“污名化”，“老”形容的不只是他们的年龄，更将他们所信仰、所言谈、所行为的一切，笼统归为“旧时代”的遗留。这中间不是效忠哪一个政体、效忠哪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选择“旧”、拒绝“进步”的问题。“遗老”称呼通行，伴随着“遗老”的种种刻板印象，是选择拒绝民国的这群人，很难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书中第五章标题为“‘国故’与‘遗老’：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虽然明白点出了“遗老”，也企图处理这群遗民在社会上被“污名化”的状况，却始终没有讨论“遗老”之词本身的歧视意涵，也不曾运用当时对“遗老”汗牛充栋的批评讽刺，来检视刻板印象中的“遗老”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不做什么，进而对照点明刻板印象与事实之间的异同距离，殊为可惜。
认真看待“遗老”之词及其背后的意涵，可以连带烛照出清遗民的处境与困境。依照林志宏书中附录的“清遗民基本数据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群遗民中，除了少数几位因为有家室渊源者，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袁树勋的儿子袁思亮、郭曾炘的儿子郭则澐、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等，其他极少有晚于1870年后出生的。换句话说，到1912年民国肇立，他们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其中主要的领导人更集中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确是社会上公认的“老人”了。
“遗老”之“老”，源自于这套忠清的价值，在民国之后，几乎无力吸引任何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遗民团体，明显是由清亡之前曾经仕清任官，及清朝宗亲所组成。这样的成分，一方面方便提供社会上对于他们的批评、歧视角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新成员的进入。这样的“遗老”们，身上担负了跟满清政府一起败坏中国，使得中国饱受外国欺侮的责任。不愿也无法跟满清划清界限，也无法用任何方式否认满清的失政，注定了使得他们的立场很难取得信任。社会舆论很容易用一种简单的角度理解他们——为了恢复自己在清政权下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过去时代的生活享受，所以反对新时代反对新政治。
遗民团体中，康有为之所以地位突出，是因为他背后有“戊戌变法”的经历。他至少参与过改革清廷以求救中国的理想活动，并因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可以和后来瓦解崩溃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的距离。遗民团体中，最受到外界尊重的，首推王国维，不只因为他在治国学上，用新观点得到杰出成果，也因为他相对年轻，清亡之前不曾从朝廷得到任何好处。他加入遗民团体是出于罗振玉的拉拢，以及1922年后担任溥仪废朝的“南书房行走”。
康、王的例证，刚好反衬出一般清遗民的窘迫。他们是一群已经在前一个战场上溃败的战士，身上早烙着那场败战的印记，1912年当上遗民那一天起，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解释，试图找出方法，与新社会新情境挂钩。
林志宏此书的主旨，就在整理他们进行解释的策略，以及他们跟不断变化的新社会的互动。此书的贡献，就在试图努力改变过去对清遗民的简化记录，从表面认定他们既然拒绝承认新社会，同时也就被新时代遗弃，只是一群留在时光之河对岸僵化的化石。借着详细的史料排比，林志宏彰示了：虽然拒绝接受历史变化，但历史变化不会就如此放过这些清遗民，他们还是在大洪流里被冲得摇摇摆摆，有他们的挣扎困惑，也就有他们主观的策略，还有客观的顿挫与走不通的尽头。
不过，以同情的理解试图将清遗民生活具体化、历史化的动机中，却也埋伏了林志宏书写上最严重的误会。全书基本的叙述轴心是：这些遗民们如何在民国初年，从1912到1930年代“满洲国”成立，因为种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影响，以至于一步步丧失了原有的“光环”，跌失了本来的社会地位，终至使“遗民现象”彻底消失。
但是如果看“遗老”名称及其连带的当代歧视意涵，再考索“遗老”一词出现之早、流传之广，我们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历史图像——民国成立之始，他们身上就已经没有“光环”了，相较于包围他们的巨大社会变化，他们拥有可以为自己保留基本尊严的条件如此薄弱！清朝积弱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列强侵夺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强调的“忠”的态度，又被两股力量无情动摇了：一是满清外来政权与异族身份性质，二是新时代不再有新的君主，而是效忠国家，效忠国民。他们想要拉传统来当护身符，解释自己的“忠”乃是忠于“君臣之义”，也就是忠于整套的伦常秩序，然而时代的气氛，却是求新的，新才能带来希望，旧的、传统的，不已证明其无效甚至有害吗？
这些原因使得“遗老”们无法吸引年轻人认同参与，更难得到其小圈圈以外的大众同情。使明遗民运动得以绵延几十年的历史条件，在清遗民身上完全付诸阙如，于是，对于清遗民应该探问的，不是他们如何沦丧消失，毋宁反而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清朝逊位后就销声匿迹，竟然还能多次在已经进入民国的极度不利情势中，集结兴事，让人无法忽视？
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民国政体的不安与不稳。出于理想而成立，前所未见的民国，必定无法与过去彻底断裂，一夕之间落实理想。民国政体更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就必然有了“民国之后又如何”的巨大疑惑。
民国成立，马上就有袁世凯称帝，显示帝制与共和的政体之争，尚未有终解。这段插曲，给了原本贫弱的清遗民势力，最大的刺激与机会。他们找到了以民国缺点来对照帝制并非一无是处的主调，延续乃至扩大自己的诉求。洪宪帝制之后，而有康有为的“孔教会”，而有张勋的“复辟”，都让清遗民得以找到新的舞台保存梦想，也才得以维系信仰与同志社群。
和林志宏的叙述相反，清遗民的处境，并不是从民国肇建逐渐下滑；相反的，1912年，是他们受到最大打击的低点，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危机点，因为民国经验的挫败，才提供了他们新的希望，经过多次起起落落，遗民现象延续发展，超过了一般人的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明白：清遗民现象不能靠单独记录他们内在的数据来进行理解。他们的选择，包括自我出处选择，也包括自我认同的解释，其实都和民国形势的进展紧密呼应。林志宏书中第二章“出或处：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所描绘的遗民态度，太过于强调内心思考，相对忽略了外在变化提供的刺激。毕竟，要 “出”或要“处”，一定牵涉到有什么样“出”的条件与机会。袁世凯帝制下是一种条件与机会，复辟时是一种，信仰“孔教会”的军阀主政下是一种，国民党统一情况下当然又是另一种。这些清遗民的态度，受到条件牵动，随时推移变化，如果不对照外在现实，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思考与选择。
换个方向看，清遗民的动静，也连带触发了民国政局的走向。民国政局出现信心低潮，诱发“遗老”信心；然而“遗老”们的积极动作，往往就激起社会普遍反感，因应对遗老及旧朝的敌意，挽救了原本岌岌可危的民国情势，强化了对于民国的支持。
“五四”时期最有名的激进标语：“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自主自然发展出来了，而是特别针对“孔教”、“孔教会”运动而来的。康有为带头，清遗民踊跃参与，还联合了军阀势力大张旗鼓宣扬的“孔教会”一出，孔子立即成了新派年轻人眼中最大的恶敌，而当吴虞激情喊出“打倒孔家店！”，遗民与守旧派更觉骇然，也就更加紧守反对西方反对新知的立场。
这就是余英时先生指出：这段时期思想朝极端化拉扯的根本原因。民国出现问题，引来遗民旧派积极活动，旧派一出动，新派就必须用更强烈的措辞与做法，予以抵抗。新派的反感越强，修辞越趋恶毒，社会的歧异裂缝更难沟通弥合，旧派也必然拉高声调反击。在这样的循环里，撕裂了中国社会革命后残存的联系纽带，也让新的社会组织规范，迟迟无法出现。
“遗老”是守旧势力中的大宗，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举措，不只必须藉还原守旧势力的全貌才有办法准确解释，更需要将对应的新旧抗争脉络拿来衬底，才能看出真正的变化与意义来。
重视遗民、“遗老”，是组构一个更复杂更完整的民国史图像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将遗民现象孤立出来，进行细腻详尽的“内部分析”，不会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做法。不管是遗民的象征仪式、遗民的书写或遗民的国故研究，都是他们呼应敌对环境的方式，不是出于自我或社群的选择。少了互动的张力，尤其少了新旧派你来我往的戏剧性叙述，《民国乃敌国也》正因为太同情遗民、太专注在遗民身上，反而使得遗民轮廓模糊，没有了清晰的时代面貌。
明遗民现象轰轰烈烈，传流久远，根本原因在于取代明朝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外来政权”。满人以明白的异族姿态，入关建立征服王朝，还以要求全面剃发、“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强硬做法突显种族与文化上的差异，触及了“华夷之辨”的敏感神经，延长了汉人抵抗、不合作的态度。
存在于传统士人身上，广义的“遗民”心态，一直要到康熙朝才得到解决。解决的办法，主要靠的是康熙皇帝对儒学的全面认同与充分掌握，以过人的才智与毅力，精巧运用儒学语言，谨慎实践儒家教化，将自己打造成“内圣外王”的典范，争取了汉人的认同。
与“明遗民”的历史前例作比较，我们很容易理解相对之下“清遗民”为什么从来不是个醒目的历史研究题材。取清朝而代之的，不是一个新的朝代，而是“民国”；更重要的，清末革命动员的宣传中特别强调“满清”，也就是强调清廷的外族性格，激发汉族反感，政体革命同时是一场种族革命。当“清遗民”，意味着抗拒“民国”，同时意味着抗拒汉人排满；“民国”理论上的统治者是全体国民，满人在中国所占人口不到十分之一，于是“清遗民”必定承受巨大“人民公敌”的指摘仇视，根本不具备“明遗民”可以有的合理性条件。
事实上，民国初年，甚至不存在“清遗民”这样的名词。这些继续效忠清廷的人，或许会想方设法让自己跟明遗民、宋遗民乃至元遗民的处境相接近，然而在当时一般人的口中，他们的共同身份称呼却是“遗老”，或“满清遗老”。
“遗老”和“遗民”，差别大了。“遗老”是明确的贬辞，是新社会对这群人最普遍也最强烈的“污名化”，“老”形容的不只是他们的年龄，更将他们所信仰、所言谈、所行为的一切，笼统归为“旧时代”的遗留。这中间不是效忠哪一个政体、效忠哪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选择“旧”、拒绝“进步”的问题。“遗老”称呼通行，伴随着“遗老”的种种刻板印象，是选择拒绝民国的这群人，很难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的关键因素。
林志宏的《民国乃敌国也》，书中第五章标题为“‘国故’与‘遗老’：学术的挑战及去神圣化”，虽然明白点出了“遗老”，也企图处理这群遗民在社会上被“污名化”的状况，却始终没有讨论“遗老”之词本身的歧视意涵，也不曾运用当时对“遗老”汗牛充栋的批评讽刺，来检视刻板印象中的“遗老”是什么样的人，会做什么不做什么，进而对照点明刻板印象与事实之间的异同距离，殊为可惜。
认真看待“遗老”之词及其背后的意涵，可以连带烛照出清遗民的处境与困境。依照林志宏书中附录的“清遗民基本数据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群遗民中，除了少数几位因为有家室渊源者，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迈、袁树勋的儿子袁思亮、郭曾炘的儿子郭则澐、刘锦藻的儿子刘承干等，其他极少有晚于1870年后出生的。换句话说，到1912年民国肇立，他们都已经超过四十岁了，其中主要的领导人更集中在五十到六十岁之间，的确是社会上公认的“老人”了。
“遗老”之“老”，源自于这套忠清的价值，在民国之后，几乎无力吸引任何稍微年轻一点的人。遗民团体，明显是由清亡之前曾经仕清任官，及清朝宗亲所组成。这样的成分，一方面方便提供社会上对于他们的批评、歧视角度，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新成员的进入。这样的“遗老”们，身上担负了跟满清政府一起败坏中国，使得中国饱受外国欺侮的责任。不愿也无法跟满清划清界限，也无法用任何方式否认满清的失政，注定了使得他们的立场很难取得信任。社会舆论很容易用一种简单的角度理解他们——为了恢复自己在清政权下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过去时代的生活享受，所以反对新时代反对新政治。
遗民团体中，康有为之所以地位突出，是因为他背后有“戊戌变法”的经历。他至少参与过改革清廷以求救中国的理想活动，并因此几乎付出生命代价，可以和后来瓦解崩溃的政治体制拉开一定的距离。遗民团体中，最受到外界尊重的，首推王国维，不只因为他在治国学上，用新观点得到杰出成果，也因为他相对年轻，清亡之前不曾从朝廷得到任何好处。他加入遗民团体是出于罗振玉的拉拢，以及1922年后担任溥仪废朝的“南书房行走”。
康、王的例证，刚好反衬出一般清遗民的窘迫。他们是一群已经在前一个战场上溃败的战士，身上早烙着那场败战的印记，1912年当上遗民那一天起，他们就必须为自己的失败进行解释，试图找出方法，与新社会新情境挂钩。
林志宏此书的主旨，就在整理他们进行解释的策略，以及他们跟不断变化的新社会的互动。此书的贡献，就在试图努力改变过去对清遗民的简化记录，从表面认定他们既然拒绝承认新社会，同时也就被新时代遗弃，只是一群留在时光之河对岸僵化的化石。借着详细的史料排比，林志宏彰示了：虽然拒绝接受历史变化，但历史变化不会就如此放过这些清遗民，他们还是在大洪流里被冲得摇摇摆摆，有他们的挣扎困惑，也就有他们主观的策略，还有客观的顿挫与走不通的尽头。
不过，以同情的理解试图将清遗民生活具体化、历史化的动机中，却也埋伏了林志宏书写上最严重的误会。全书基本的叙述轴心是：这些遗民们如何在民国初年，从1912到1930年代“满洲国”成立，因为种种不利因素的冲击影响，以至于一步步丧失了原有的“光环”，跌失了本来的社会地位，终至使“遗民现象”彻底消失。
但是如果看“遗老”名称及其连带的当代歧视意涵，再考索“遗老”一词出现之早、流传之广，我们会看到很不一样的历史图像——民国成立之始，他们身上就已经没有“光环”了，相较于包围他们的巨大社会变化，他们拥有可以为自己保留基本尊严的条件如此薄弱！清朝积弱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列强侵夺是他们无法否认的事实。他们强调的“忠”的态度，又被两股力量无情动摇了：一是满清外来政权与异族身份性质，二是新时代不再有新的君主，而是效忠国家，效忠国民。他们想要拉传统来当护身符，解释自己的“忠”乃是忠于“君臣之义”，也就是忠于整套的伦常秩序，然而时代的气氛，却是求新的，新才能带来希望，旧的、传统的，不已证明其无效甚至有害吗？
这些原因使得“遗老”们无法吸引年轻人认同参与，更难得到其小圈圈以外的大众同情。使明遗民运动得以绵延几十年的历史条件，在清遗民身上完全付诸阙如，于是，对于清遗民应该探问的，不是他们如何沦丧消失，毋宁反而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清朝逊位后就销声匿迹，竟然还能多次在已经进入民国的极度不利情势中，集结兴事，让人无法忽视？
最关键的理由，在于民国政体的不安与不稳。出于理想而成立，前所未见的民国，必定无法与过去彻底断裂，一夕之间落实理想。民国政体更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因此就必然有了“民国之后又如何”的巨大疑惑。
民国成立，马上就有袁世凯称帝，显示帝制与共和的政体之争，尚未有终解。这段插曲，给了原本贫弱的清遗民势力，最大的刺激与机会。他们找到了以民国缺点来对照帝制并非一无是处的主调，延续乃至扩大自己的诉求。洪宪帝制之后，而有康有为的“孔教会”，而有张勋的“复辟”，都让清遗民得以找到新的舞台保存梦想，也才得以维系信仰与同志社群。
和林志宏的叙述相反，清遗民的处境，并不是从民国肇建逐渐下滑；相反的，1912年，是他们受到最大打击的低点，也是他们生命中最大的危机点，因为民国经验的挫败，才提供了他们新的希望，经过多次起起落落，遗民现象延续发展，超过了一般人的预期。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明白：清遗民现象不能靠单独记录他们内在的数据来进行理解。他们的选择，包括自我出处选择，也包括自我认同的解释，其实都和民国形势的进展紧密呼应。林志宏书中第二章“出或处：政治抉择及其象征性仪式”所描绘的遗民态度，太过于强调内心思考，相对忽略了外在变化提供的刺激。毕竟，要 “出”或要“处”，一定牵涉到有什么样“出”的条件与机会。袁世凯帝制下是一种条件与机会，复辟时是一种，信仰“孔教会”的军阀主政下是一种，国民党统一情况下当然又是另一种。这些清遗民的态度，受到条件牵动，随时推移变化，如果不对照外在现实，无法准确掌握他们的思考与选择。
换个方向看，清遗民的动静，也连带触发了民国政局的走向。民国政局出现信心低潮，诱发“遗老”信心；然而“遗老”们的积极动作，往往就激起社会普遍反感，因应对遗老及旧朝的敌意，挽救了原本岌岌可危的民国情势，强化了对于民国的支持。
“五四”时期最有名的激进标语：“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从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中自主自然发展出来了，而是特别针对“孔教”、“孔教会”运动而来的。康有为带头，清遗民踊跃参与，还联合了军阀势力大张旗鼓宣扬的“孔教会”一出，孔子立即成了新派年轻人眼中最大的恶敌，而当吴虞激情喊出“打倒孔家店！”，遗民与守旧派更觉骇然，也就更加紧守反对西方反对新知的立场。
这就是余英时先生指出：这段时期思想朝极端化拉扯的根本原因。民国出现问题，引来遗民旧派积极活动，旧派一出动，新派就必须用更强烈的措辞与做法，予以抵抗。新派的反感越强，修辞越趋恶毒，社会的歧异裂缝更难沟通弥合，旧派也必然拉高声调反击。在这样的循环里，撕裂了中国社会革命后残存的联系纽带，也让新的社会组织规范，迟迟无法出现。
“遗老”是守旧势力中的大宗，他们的观点、他们的举措，不只必须藉还原守旧势力的全貌才有办法准确解释，更需要将对应的新旧抗争脉络拿来衬底，才能看出真正的变化与意义来。
重视遗民、“遗老”，是组构一个更复杂更完整的民国史图像不可或缺的工作。然而将遗民现象孤立出来，进行细腻详尽的“内部分析”，不会是最合理、最有效的做法。不管是遗民的象征仪式、遗民的书写或遗民的国故研究，都是他们呼应敌对环境的方式，不是出于自我或社群的选择。少了互动的张力，尤其少了新旧派你来我往的戏剧性叙述，《民国乃敌国也》正因为太同情遗民、太专注在遗民身上，反而使得遗民轮廓模糊，没有了清晰的时代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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