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时光与天才相伴而行（独家专访）

毕飞宇：时光与天才相伴而行 采写/ 梁雪波 随着茅盾文学奖的公布，毕飞宇又火了。而他大概是今年最受媒体追捧的中国作家了。在3月份，他与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共同入围2010年度英仕曼亚洲文学奖，并最终凭小说《玉米》英译本摘得大奖，17日在香港，毕飞宇参加颁奖仪式并领取了3万美元奖金。8月18日，毕飞宇闪电般出现在上海国际文学周，并与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进行了精彩的对话。19日一早，旋即飞往英国，参加众星云集的爱丁堡国际艺术节。20日，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名列其中，这是江苏作家首次获得这一中国文学最高奖项……

毕飞宇成了一个大忙人。除了忙之外，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什么。他没有手机的传统依旧保持着。茅盾文学奖结果公布后，记者们为联系不到他而急得团团转。而彼时的他正悠闲漫步在伦敦大街，“家里有亲戚从网上看到了茅奖公布的消息，就给我太太发了个短信，我才知道。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意外。”他仍坚持运动、健身。他将这一习惯归结于从小养成的爱玩的天性。 9月11日下午，在位于河西的月光曲和露天茶座，笔者见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毕飞宇，一身运动短装，拎着包，预备着采访结束后直接去健身馆。他沉静平和，目光清朗，谈及文学、自我、现实，都有着敏锐而独到的识见，显示出涉猎之广泛和思想的透辟，而他的表述却鲜活有趣，有着来自底层生活的经验和智慧。毫无来由地，我试图想象出他运动中的样子，想象他将杠铃向上推举时的紧张与快意，这与他在小说中释放的语言之美，构成了一种别具意味的张力。 关于毕飞宇，不适合做任何煽情的描述。机警使他审慎，通达使他幽默，老练使他兵来将挡、见招拆招，而本真则使他坦荡、平实、自由率性。解读毕飞宇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解读都不可能是全面的。他拒绝手机，与互联网保持距离，也抵抗着媒体对他的简约化、符号化的定义。当你试图给他的行为赋予某种意义的时候，往往会遭到他的戏谑式的拆解：哪有那么多深意啊，就是喜欢，好玩呗。 从唐诗中领略汉语之美 1964年1月，毕飞宇出生于江苏兴化大营乡陆王村。从小家境并不好，因为父亲在1957年就被打成了“右派”，一家人的生活都受到了影响。到毕飞宇出生的时候，父亲是很边缘化的乡村教师，属于社会最底层，生活在乡村的小庙里。但小孩子不懂这些世态炎凉，整日在平原上奔跑，和大自然嬉戏，像一匹小兽。童年的毕飞宇是个淘气包，不是在树上，就是在河里。在小朋友中，他还颇具号召力，村子里的孩子如蜜蜂一般天天围绕着他。为了掏鸟窝，把人家的屋顶弄漏；因为玩火，烧了稻草垛子；为了想看燕子如何孵化，把人家屋檐下的燕子窝全部捣毁……这些添乱惹祸的事不知干了多少。到了夏天，10岁以下的男孩子都光着屁股，没有谁害羞，也没有人觉得不妥，在当年这是很自然的。他至今印象颇深的是，“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老师一进门，叫我们回家穿裤子去，我们就回家穿裤子。不穿短裤并不都是因为穷，根本的原因是小村子里的文化就是这样。” 虽然家庭在政治上受到歧视，但是比较下来，毕飞宇算是幸运的，等到文革结束的时候，他才12岁，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相对来说，他的大姐受到的影响就大得多，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得不辍学。教师的孩子连学都上不起，这样荒诞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边。这让他早早地就体味到了现实的残酷。而从乡村到小镇，再到县城，不断的搬家，又给他的生活体验增加了厚度和宽度。 “领略汉语之美，大概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毕飞宇说，当时也没有什么书，家里有一本活页本，父亲根据自己的记忆在上面抄了一些唐诗，时不时地就添上几首，陆陆续续抄在本子上。没事的时候毕飞宇就翻着看，有些字根本看不懂，但那是他第一次领略到汉语之美。父亲悲观、凝重、善于冥想，虽然身为教师，但并没有刻意地去培养毕飞宇向某个方面发展。喜欢读书、对汉字的敏感对毕飞宇来说似乎是天生的，“自然而然萌发出来的东西才是最有生命力的，就像原始森林里的树木肯定要比人工培育的要茂盛的多。我后来开始写作，也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 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人来说，连环画是最常见的启蒙读物，但在乡村却是十分稀罕的。毕飞宇痴迷连环画，“那时候我父母只要到县城里去，我都会再三再四地关照，带几本连环画回来。”渐渐地他的连环画积攒了两百来本，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也就是因为拥有很多连环画，毕飞宇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当地的“名人”，小孩、大人都喜欢找他借书看。他为自己的连环画做了编目，还用钢笔做了一个印章，印在连环画的后面。后来由于父亲工作变动，父亲的一个同事来借连环画给他的儿子看，毕飞宇非常慷慨地把所有的珍藏都借给了他，没想到这人用这些连环画开了一个小书摊，出租给人看，一分钱一本，毕飞宇知道后非常生气。“我生气不在于他用我的连环画挣钱，我生气的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所有的连环画一本都没有了，否则我可以把它们收藏起来，非常多。” 为消耗时间而写小说 文学真正对毕飞宇产生影响是在1979年前后。随着文革时期文化专权的结束，“思想解放运动”以破竹之势迅速得到了全社会的呼应，文学期刊一下子冒出很多。就在这时候，父亲帮毕飞宇在兴化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当时中学作业也很少，一有空他就泡在图书馆里，浏览期刊，借阅小说、诗歌等各类图书。那是一段如饥似渴的阅读时期。卢梭的《忏悔录》是当年给他印象最深的书，那是他读到的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也是他读到的第一本西方名著。“当时看的时候身体直打颤！没见过这么一种表述方法，血淋淋地把自己剖开。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又很恐怖。由此就知道了卢梭这个人。” 早在中学的时候，毕飞宇就开始尝试着写小说了，但“写了没多久就瞧不起小说了，喜欢上了诗歌。”1983年，毕飞宇考入扬州师范学院，一进大学，他立刻发现师哥师姐们差不多都是诗人了。在“扔一块砖头能砸死三个诗人”的八十年代，自己怎么可以不是诗人呢？幸运的是他的第一首诗居然就让他在学校里“成名”了。到一年级下学期，几个高年级的师哥、师姐成立了诗社，他意外地被推选为社长。他顿时觉得前途无限美好，每天夜里躺在床上“找句子”。为了和诗人身份匹配，他留起了长头发，病歪歪地骄傲着，很有派头。那是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也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年龄，后来他又对哲学产生兴趣，读了不少哲学书。 真正写小说是在1987年的秋天。当时毕飞宇已任教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他觉得诗歌不能再写了，为什么呢，因为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业余时间太多了，上完几节课，改完作业，备完课之后就没事做了，诗歌写来写去就那么几行，没法消耗他的时间，“我最初写小说就是为了把那些时间消耗掉”。叙事不像诗歌，它无穷无尽，可以把时间“合理地”消耗掉。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当时学校会给每个老师发一些稿纸，但好多老师都不用，那时候稿纸都是很珍贵的，不用岂不可惜？毕飞宇就把这些稿纸囤积起来，用来写小说。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正是先锋文学异军突起的时候，有一个作家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马原，“那个时候在我们年轻写作者心目中，马原是一个英雄，地位非常高”。毕飞宇的阅读由马原开始，再延伸到西方文学，等到他读到西方现代小说的时候，突然发现，比如像马尔克斯、博尔赫斯，自己在大学都读过，但从来没想到像他们那样去写，“当时连模仿的智慧都没有”，某种程度上是马原的汉语小说实践才让毕飞宇醒悟到，“原来我也可以这么写”。读了马原之后，再回过头来读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尝试用他们的技法写作。在毕飞宇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以马原为领袖的一批先锋小说家，包括格非、苏童、洪峰、孙甘露、余华、北村等慢慢浮出水面，成为引人瞩目的文坛新锐。 1991年，毕飞宇的处女作《孤岛》在《花城》第一期发表。而在接到杂志的用稿通知之前的三年多里，他一直是在退稿的黑暗中写作的。在1987年前后，文学还处在黄金期， “右派作家处于巅峰，知青作家是栋梁，先锋作家是后起之秀。”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年轻作者发表作品的难度是相当大的。由于缺少经验，毕飞宇甚至连投稿都不会。《孤岛》投稿给《花城》时，信封上写的就是“花城杂志收”，都不懂得应该寄给责任编辑。“我的处女作完全就是《花城》杂志的朱燕玲从自由来稿中发现的，完全是硬拼出来的，没有任何投机取巧。所以我对朱燕玲充满感激，虽然她只比我大一岁，但我一直拿她是当做长辈来供奉的。因为确实是她的一个小小的举动改变了我一生。” 从先锋到写实 毕飞宇前期的小说具有先锋小说的特点，注重叙事、语言实验、强调文本的形式感，代表作有《孤岛》、《叙事》、《楚水》、《那个男孩是我》、《雨天的棉花糖》、《是谁在深夜说话》等。那一时期的小说，语言典雅整饬而又不失清纯流利，叙述语调庄严端重，具有诗性与哲性相互交融的特点，使其作品显现出浓厚的智慧优雅的文人气质。著名评论家王彬彬对毕飞宇的早期作品多有肯定，认为《那个男孩是我》、《雨天的棉花糖》、《是谁在深夜说话》都有资格成为毕飞宇的“成名作”。但实际上它们问世之初都悄无声息。直到《哺乳期的女人》出现，人们才知道，在写小说的人中，多了一个叫毕飞宇的年轻人。 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讲述了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故事，但其背后透视的社会问题却值得深思。在手法上看，这部小说还是有先锋痕迹的，但是从情怀上、从小说所关注的方面来看，它在毕飞宇的创作中第一次出现了现实感，第一次出现了现实性。比如小说中写到的“留守儿童”的现象，国务院直到2002年才发文关注这个社会问题，但作为小说家他有一种本能，在1995年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事实上毕飞宇并没有过多地进行理性思考和逻辑分析，因为“小说家的直觉有时候比思考更准确”。《哺乳期的女人》关注的是空镇、留守儿童的问题，小说刚发表的时候，引起评论界关注的都是小说的语言、叙事特征等特点，是作为一个美文来对待的，没有人提到小说反映的社会问题，“我觉得挺自豪的，说明我还比较超前”，毕飞宇说。1996年，《哺乳期的女人》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 于此同时，毕飞宇也开始操刀影视编剧，由他担任编剧的电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出自他的小说《上海往事》，这部由张艺谋执导，巩俐、李保田等人主演的影片，于1995年上映，立即令毕飞宇声名鹊起。但是毕飞宇始终对影视剧的涉入保持着一个度：偶尔为之，不借以炒作自我名声，不得影响主体文学创作。这种谨严和自律，在很多作家受利益驱动纷纷转向影视剧创作，甚至大加炒作以吸引眼球的当下，实在难能可贵。 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艺术自觉的作家，毕飞宇一直没有放弃艺术上求新求变的尝试。对于自己前期的先锋小说写作，他并不满意。“20多岁的时候，我是目中无人的，这个目中无人不只是狂妄自大的意思，还有不关注生活，不关注现世，不关注人生这一面，我沉迷于自己的玄思与想象之中。那时候我感兴趣的是形而上、历史、终极，总之，那时候我是‘闭着眼睛’写作的。”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转向了后来的关注现实、介入现实的写作？毕飞宇说，这首先跟阅读有关，“因为等我写作的状态慢慢好起来的时候，先锋小说已经很难看了。刚开始看到先锋小说的时候，你感觉到似乎文学的革命来到了，等到新鲜感消失了之后就感觉到越来越没意思，于是自然就有了怀疑。对于一个艺术家来讲，没有一样东西比怀疑更重要的。当你产生怀疑的一刹那，就是成长的开始。” 从先锋到写实的写作轨迹，在毕飞宇身上是自然而然地完成的。“一个小说家精神成长的轨迹一定有他的合理性的，不会凭空而来的，这里面确实有一个种豆和种瓜的关系，有因果性的。”2000年发表的《青衣》是毕飞宇标志性的转型之作。《青衣》讲述了京剧女演员筱燕秋从出道到走红，在艺坛纷繁杂乱的竞争环境下，心力不支，逐渐精神崩溃的故事。透过主人公的个人命运揭示出时代的深刻悲剧，给人们留下了深久的印象。小说发表后，以其思想的深邃和人物塑造上的成功，在文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曾获小说月报奖、小说选刊奖等多种荣誉。之后《青衣》被制片人张纪中看中，改编成20集电视连续剧，由徐帆、傅彪、潘虹出演，作品的成功加上电视剧的热播让毕飞宇一下子“红了”。 与他此前的小说相比，《青衣》在文学修辞上的变化也是明显的，故事性明显增强，人物塑造上更加立体丰满，叙述语言则向粗实豪放转变，口语的色彩大大加强，具有更加鲜明的幽默品格。王彬彬分析道，“修辞方式的这种变化，无疑意味着作者创作观念的变化，意味着作者对文学与现实之关系的重新认识。通过修辞方式的大幅度调整，毕飞宇大幅度地调整了与现实的关系，从而也大幅度地调整了与读者的关系。”其实，毕飞宇对当下现实人生的关注和思考在《哺乳期的女人》中已有体现，他充满自信地说，“从1995年开始，我相信那个写作方向里有未来的轨迹”。 《青衣》给毕飞宇带来了普遍的赞誉，尤其是写作方向的成功转型带给他新的希望和动力，“名气越大内心就更感到有一种责任感，说起来有点可笑，但事实上是这样，就是感觉到眼光应该更扩大一点，应该更有所承担”。所以毕飞宇在写《玉米》的时候，最早是想写一个乡村爱情故事，但是写着写着，当“王连方”这个人物出现之后，整个小说路线就全变了。王连方一出现带动了毕飞宇对文革的反思，整个小说一下子就扩开了。“对于我这代人来讲，那么快就把文革遗忘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之所以要写文革，毕飞宇说，自己还是对现实有种担忧，惧怕在中国大地上像文革那样的悲剧再来一遍。底层的狭隘民族主义倾向，包括对暴力的迷恋，以及某种偏执的理想主义，这些他都出自本能地警惕。“所以，一个人拥有常识、尊重理性非常重要。不仅如此，还要把常识和理性落实到具体生活中。” 《玉米》被认为是毕飞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谈及当时的写作状态，毕飞宇说，那是一种“爆炸式的写作”，写的时候手忙脚乱的，感觉手脚不够用，想法很多，来不及写，每天都是这样，“非常幸福，非常饱满”。当时他唯一焦虑的就是小说能不能发表出来，因为里面有些局部“写得非常狠”。所以当2001年《玉米》安全发表出来后，毕飞宇挺高兴。还有一点也让他高兴的，那就是小说在美学意义上的“反潮流”。在毕飞宇写《玉米》的前后，中国文学的大趋势是写都市年轻人的迷惘，当时很多作家写的都十分洋气，男女主人公频频出入咖啡馆、酒吧，身体解放的美女作家也出现了，很热闹，新新人类也成了一个时髦的概念。没有人想到就在同代作家中会冒出《玉米》这样一个“怪胎”来。今天看《玉米》好像很正常，但是若是把当时的文学期刊拿出来，《玉米》的确是一个很奇怪的文本，以至于《小说选刊》编辑部在决定选发这篇小说的时候特地打电话给毕飞宇，来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他写的。“我接到电话的时候非常高兴，我预感到自己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当时我的调子跟文坛的调子完全相反，它还能火起来，实在觉得不可思议。” 2004年12月，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毕飞宇的《玉米》获得优秀中篇小说奖。 《推拿》：一部没有野心的作品 长篇小说《推拿》创作于2008年，是毕飞宇首次涉足盲人题材的长篇小说，也是国内少有的以盲人群体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这部近18万字的小说讲述的是一群盲人推拿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触摸属于黑暗世界中的每一个细节，写出了盲人的快乐、忧伤、爱情、欲望，对盲人独特的生活进行了透彻、全面的把握。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小说？毕飞宇说，其实跟他早期做教师时就接触到残疾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写作的缘起，是因为近些年来由于长期伏案创作，他的颈椎出现了问题，医生说经常做推拿可以缓解疼痛。于是一有空，他就到离家不远的一家盲人推拿医院里去做推拿。时间长了，就和他们熟络起来，经常在一块儿聊天、拉家常。与盲人打交道的时间一长，毕飞宇就发现，与正常人相比，盲人虽然看不见东西，但他们一样有自己的爱情、事业、快乐、忧伤、野心，于是他就想把这一群体的生活情状写下来。 毕飞宇强调，写《推拿》，首先想到的是“尊严”，“《推拿》是一部特殊的小说，它外表沉默、内心绚烂；它平缓多过激烈，温情多过残酷，却又让无奈与悲凉相伴相生。就像一条静默的河流缓缓流过，有漩涡，也有温度，夹杂着无奈和沧桑。”毕飞宇说。从《推拿》开始，毕飞宇开始由记忆转向了观察，真正进入了当下生活，所以对他来说这也是一次重要的转型。以前作品中处理的都是过去的题材，比如《玉米》中的“文革”题材，而《推拿》写的是现在进行时，是与我们当下紧密相连的，它虽然写的是一个特殊群体，但是却是和当今社会联系最高的。除了题材上的独特之外，《推拿》还是一部特别没有“野心”的作品，“以往写作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想要把这部作品做得特别宏大，特别深刻，特别有意义，或者特别有美学价值，或者特别受到朋友们的鼓舞，或者能够有更多的版税，或者有文学之外的额外奖励，我把这些笼而统之的叫做文学的野心。写《推拿》，这些几乎都不考虑。只是告诉自己简单一点，再简单一点，再再简单一点，就像一个人走完了自己的婚礼，和新娘回到洞房以后，把许许多多不该属于他们生命的东西一点点扔掉。” 《推拿》出版后，得到了评论界普遍的好评。而最让毕飞宇开心和欣慰的是，有许多盲人朋友读了之后，很激动，因为他们终于看到一本讲述他们真实生活的书了。有人把毕飞宇的小说总结为“疼痛的美学”。毕飞宇说，他所写的都是平凡的小人物，都是“疼痛的人”，疼痛是他的小说的母题，他所有的作品其实就是在重复书写一个东西：疼痛。“我天生就对疼痛敏感，不管是他人的疼痛还是自己的疼痛。我写小说，写到主人公高兴的时候，很可能一带而过，写到这个人的疼痛的时候，我立即就来劲，这和作家的性格气质密切相关。就像逛街一样，男人一看见汽车就要多看几眼，女人一看见时装就要流连忘返。就这么简单。对小说家来说，首先要了解自己，然后尽可能不要回避自己。” 对于这次《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毕飞宇坦言，自己的确感到意外。因为《推拿》是一部小结构、时空压缩得很小的作品，而且题材关注的又是非常特殊的盲人群体，这不太符合以往茅奖的评选“口味”。《推拿》的获奖，至少显示出从这届开始评选标准作出了重大调整，不再仅仅按照原来的模式去评选符合宏大叙事的作品了。毕飞宇说，“真没想到我这么一部微观的、小体量的作品会获奖，说明这次评奖的包容性、多元性。” 对于这次茅奖评奖引起的争议，毕飞宇认为，这次跟以往的争议是有很大不同的，以往是在事后被激发出来的，这次是从一开始就把评奖的内容投放到被大家议论的空间里去了，是一个主动选择的姿态。“我相信这种争议跟以往的争议相比，是可贵的，在文学道德上的努力是有成效的。”但他并不认为哪一个评奖能评出一个完满的结果来，“艺术这个东西，又不是像刘翔跨栏，你第一个撞线了，时间在那儿，全世界人都看得见，谁是第一个过去的，清清楚楚。文学是一个主观性极强的东西。没有充分的主观性就不成其为文学，评奖也一样。” 读书是作家的一条腿 关于阅读，毕飞宇说自己现在读书已经很少了，感兴趣的才读。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有读书焦虑症，一天不读几个小时的书就感觉到很空虚，甚至不读书都不知道如何写小说。现在不这样了。但是阅读仍是必不可少的，他强调，“作为一个作家，书还是要读，你最后能走多远，离不开你读的书。最起码的，读书是作家的一条腿。”那些依靠才情和独特的生活经验写作的作家，在毕飞宇看来是不能持久的，“要想成为有持续性的作家，必须要有加油站，最好的加油站就是读书。”而对于书，毕飞宇有一种细腻的温情，“我把最爱的书放在枕头边上，然后书房，然后客厅，然后家以外，一个好的作家，一个好的作品让我感觉到他是亲人。” 最近一阶段放在毕飞宇枕头边的书，是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从六月底开始，因为接到上海国际书展的通知，说要安排他和勒克莱齐奥进行一场文学对话，他一直读的就是勒克莱齐奥，包括出差住在酒店里读的也是他。毕飞宇十分欣赏勒克莱齐奥的小说，“即使我读的是他作品的中译本，仍然能发现，他是一个在语言上特别考究的一个作家。这是对他的第一印象。”而勒克莱齐奥的复杂身份也让毕飞宇感兴趣，勒克莱齐奥是法国作家，但实际上他祖上很早就到了毛里求斯，那是一个很小的岛屿，他出生在法国时，父亲在尼日利亚，后来他又随母亲到非洲，其间还不断经历战争的动荡。总之勒克莱齐奥的生活一直处于漂泊中，没有母语，没有文化之根。“他对欧洲文明是非常怀疑的，所以他的小说我们一方面可以当做美文来读，另一方面也可以当做一个文化怀疑论者的文化教材来读。” 《流浪的星星》、《战争》是勒克莱齐奥的代表作，毕飞宇认为“当然很好”，不过他个人比较偏爱《诉讼笔录》，这部小说是勒克莱齐奥的成名作，写作此书的时候他只有二十几岁。勒克莱齐奥学识渊博，身上有贵族气质，毕飞宇发现，“一般学究式的作家语言都比较长，但是勒克莱齐奥恰恰相反，这是他一个悖论的地方，勒克莱齐奥的句子特别短。”为此，他还特地咨询过勒克莱齐奥的中文译者、南京大学的许钧教授，“勒克莱齐奥的句子是他原来就这样的，还是你翻译过来的原因？许钧很负责任地告诉我，原来就这样的。” 毕飞宇喜欢的作家中还有英国移民作家、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奈保尔也有着复杂的身份背景，他出生于中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一个印度婆罗门家庭，在英国读大学，后在英国定居，曾在世界各地广泛游历。“奈保尔是一个对形而下、对日常生活高度着迷的作家。”毕飞宇说，把勒克莱齐奥和奈保尔比较，会发现两人的类型完全不一样，“勒克莱齐奥在精神上是有贵族倾向的，奈保尔身上有一种街头混混的气质。勒克莱齐奥很优雅，奈保尔很有力量。”从自己的天性来讲，毕飞宇更喜欢奈保尔，因为他身上的市井气息更重。 拉美文学曾在八十年代对中国作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90年代后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随着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获得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并与今年访问中国，拉美文学重又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早在大学时期，毕飞宇就阅读过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略萨等作家的作品。此时谈及拉美文学，毕飞宇仍兴奋地说，“太喜欢了”，“我感觉他们个个都是天才，他们的血管好像要比我们的血管粗一倍，读他们的文字能感觉到血在血管里四处奔涌。”但是拉美文学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没有欧洲文学那么讲究。“打个比方，读欧洲文学就像呆在书房里，呆长了你就特别想到酒吧里，让重金属音乐轰一顿，可如果每天让你呆在酒吧里轰炸，你肯定受不了。” 不过要说最让毕飞宇敬佩的作家，还要数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说自己最羡慕的作家就是曹雪芹。大半部《红楼梦》，二十岁读和四十岁读、六十岁读都是不一样的，这太了不起了。“一个作家的作品能让读者读一辈子，一代一代读下去，这是何等的伟大啊！博尔赫斯那么伟大，我过了四十岁以后再也不看了。在曹雪芹、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前，我们都像是一些小蚂蚁。如果我们是人，他们就是巨人。” 健身是因为天生喜欢玩 毕飞宇并不是一个特别把写作当回事儿的人，有的时候他更愿意像一个普通人享受日常生活。通常他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上午九点或十点起床，吃点东西开始写作，四点钟左右吃午饭，晚上看看电视，主要是看体育类的节目。临睡前看看书，如果失眠的话，就再看，一直看到睁不开眼为止。”他的生活规律、简单，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健康的人”。惟一折腾的是运动。晚上7点去健身中心，“和朋友们鬼混，每天都要出一身臭汗”。对于他喜欢健身的习惯，有朋友拿他开涮，说毕飞宇健身是为了身材漂亮，但苦于平日无法展示肌肉，所以夏天总喜欢穿无袖的T恤，而有一次甚至在饭局上借着酒兴悍然脱光了一回上衣。对此，毕飞宇哈哈一笑，说，“那都是他们瞎讲，拿我开心。其实我就是好玩，自己喜欢玩。小的时候几个小朋友抢球，哪个会想到这是锻炼身体啊，玩呗。我到现在还是这个心态，每天要去玩一下，玩过之后，出出汗，我就舒服了。实际上我踢了那么多年足球，不仅没有把身体锻炼好，还留了一身的伤，哪里是锻炼身体啊。” 在南京这座城市，毕飞宇已经生活了20多年了。至今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来南京的情景——“我是1984年9月29日下午来到南京的，一到南京，走在大街上，看到满地碎碎的阳光，整个街像隧道一样。我一听南京人开口说话，和我老家的话也差不多，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大学毕业后有可能到南京来，后来果真就来了。”南京给他的感觉就是亲切，因此打一开始他就没有异乡人的感觉。但是随着城市大规模的改造，他对南京的感情却越来越复杂了。在内心里他还是很怀念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南京城，“那些街道，梧桐树构成的阴影，以及阴影下面的民国风格的建筑物。”有的时候，乘车从某个地方驶过，他会想起当年公交车从这里经过时要爬一个坡，能听到公交车很吃力的声音。现在街道改造了，都是平平坦坦的，整个城市的地貌失去了凸凹，“一切都更方便了，一切也都更无趣了”。这座城市和其它城市几乎没有任何区别，“就像参加一个集体婚礼，所有的新娘都化妆好了，你却认不出哪一个是自己的姑娘。” 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 毕飞宇小说里的主人公，无论是《青衣》中的筱燕秋，是玉米，还是《推拿》中的都红，面对她们所处的世界，面对命运，都有一种强硬的反抗姿态。而且，这种反抗源自骨子里强烈的自我意识。毕飞宇说：“反抗是人生的主题之一，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世界上，怎么能不反抗呢？”在毕飞宇的作品中，有一种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在他的身上，也体现出社会学家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的、非依附性的知识分子性格。他欣赏陈丹青，说这个人一举手一投足都有魅力，看着就舒服。他还特别激赏韩寒，认为在韩寒身上体现出了一个年轻人的健康智慧，有一种美学效果，“韩寒是美的，而现在很多文人的姿态是很丑陋的。” 毕飞宇从小来自于社会底层，对底层有着天然的默契，作为小说家，他也反复地研读那些描写底层的经典著作。他从鲁迅的《故乡》里总结出一个道理：“我们的目光必须关注底层，但我们的双脚未必要站在底层。”在他的眼里，公正、自由和博爱，应该是通行的普世价值观，而“眼下我们社会做得远远不够”，导致“中国特色沦为了部分人拒绝融入世界主流的借口”。他对历史与现实都有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以他犀利而又泼辣的话语方式言说出来，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我觉得我们中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许多事情大家都知道，谁也不愿意说出来。一句话在牙齿的里口还是在牙齿的外口差别是极其巨大的，在外口，就是一句人话，在内口，顶多就是一个屁。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真相，所谓真相，它的前提就是‘说出来’，不说出来就不是，真理也是这样，不能被言说的真理肯定不是真理，所以呢，我想说，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准。很可惜，我们太沉醉、太痴迷于‘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个玄奥的东方美学，还有含英咀华的表情。” 毕飞宇是清醒的，他不偏激，更反对那种简单的二元思维。在谈到当下“混乱而又尴尬”的文学局面时，他说自己“依然很绝望”。但是现在似乎谈论文学的绝望成了一种时髦，“在大家觉得文学已经没有任何盼头的时候，我恰恰要站在一个相反的立场上。如果是一群批评家坐下来拼命攻击当代文学的时候，我时常要作一个辩护者，如果是一群作家，大家都喝了酒以后自我感觉良好地夸夸其谈时，我恰恰要作一个批判者。”他说，中国作家没有像勒克莱齐奥、奥兹、奈保尔等作家那样，有一个纠缠一生的“身份认同”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就是中国作家的幸运，“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还是生命自身跟外部现实的可能，彼此在扳手腕，彼此在消耗，这种东西所带来的紧张和纠结。”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的萧条、图书出版领域的萧条、再加上电子化时代的来临，还有博客、微博这些形式的兴起，给文学造成的冲击是巨大的。全世界每个国家的阅读人口都在大幅度的下降。而商业化的发展又带来了过度物质化的问题，人们不再关注内心世界。对此现状，毕飞宇认为，人的“内心是需要处理的，处理就需要时间。问题是目前中国的社会形态很坏，它不给你时间，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要学会和社会抢时间、要时间，这就需要艺术家内心要有力量，你有力量才能跟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要到时间。”但同时，他强调千万不要放大文学的力量，因为“文学从来不具备改变世界的力量”。 在精力、体力、经验等各方面都处于最佳时期的毕飞宇，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如果没有一定的定力，是很容易浮躁地飘起来的。但是他却表现得异常平静。“我告诉自己，你只管工作，不要有太多的期许。期许太多容易导致不健康。你只要全身心地工作，把注意力都放在工作上，是对自己最聪明的一个期许。”在中国文坛上，毕飞宇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写作没多久就得到关注、得到鼓励、得到肯定。他经常告诫年轻的写作者，“老老实实写作，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部作品，不要耍小聪明去胡弄读者。不要有太多的欲望，不仅做人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 运动、健身仍是毕飞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当他把杠铃一次次地推举向上，一次次地重复，不但需要臂力，更需要耐力。毕飞宇把写作视为人生的长跑，比起那些三两个月就生产出一部长篇的作家写手来说，他写得不算多，他也不急，他知道自己“一直在往前冲”。写了一二十年，他自我总结道：“我最大的才华就是耐心，我总是将耐心用到最强才写。”在毕飞宇眼里，作家的耐心是抵抗浮躁的手段，只有具备耐心，才能才会发挥，判断才可靠，感受才不会变形。 童年的经验和记忆对作家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小时候在兴化县城，毕飞宇喜欢待在钟表铺子，等待每一个整点的到来。一个房子里全都是钟，各种各样的钟表，每到整点，多种金属之声叮叮咚咚，此起彼伏，交相辉映。那种声音，带着神秘而遥远的感觉，让少年毕飞宇激动不已。在毕飞宇的小说中，“时间”一词不断出现。在《玉米》一书的后记，毕飞宇如此写道：“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如果有，那一定和时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原本没有的东西，时光会有所选择地赋予我们。” 2011.9.14~15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bb28200102dt2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