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军教授在《美国研究》（2014年第3期）对本书发表的专评

“剑桥史”(Cambridge History) 是历史名著系列，其中的诸多国别史、专门史等等，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剑桥冷战史》于2010年出版，由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著名历史学教授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和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历史系著名历史学教授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共同主编。全书三卷共72章，从开始撰写到出版历时约五年，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系统地阐述冷战历史的权威著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剑桥冷战史》是应运而生的。任何时代的人都是在以往历史给定的条件中创造未来的历史。所以，人们对那些给定条件的认知对后来创造历史就必定是至关重要的。几乎所有有关认知历史的研究都能证明，每临历史关头，人是根据自己认识的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做出选择的，这包括那些重大的历史性选择。所谓“人们认识的世界”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历史组成的，这已经被反复的证明了。例如最简单的是，一个国家为什么会认为自己伟大并因此应该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 20世纪著名的学术理论家、哲学家卡尔。波普尔(SirKarl Raimund Popper)曾经这样阐述他对历史研究的认识：“不可能有‘事实如此’这样的历史，只能有对历史的各种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终的，每一代人都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他们不仅仅有权形成自己的解释，面且有义务这样做，因为的确有一种寻求答案的紧迫需要。”简而言之，认识世界需要研究历史，而且是一种迫切的需要。对冷战历史研究的基本意义，可以在这样的逻辑中界定。

　　“冷战”(Cold War)一词一般被用来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开始(通常是指1946-1947年间)、一直持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这40多年的世界政治和国际体系的中心或本质特征。这个词最早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于1945年使用的，他当时敏锐地注意到，美苏之间尖锐的意识形态冲突正急剧发酵，两国关系处于类似于未经宣布的战争状态。“冷战”这个词被广泛传播和成为专有名词，则同战后意思美国的政治和战略评论家等等有关。他们在分析、预言美苏对抗的兴起、欧洲两大阵营的形成及其长期和全局性的发展趋势时，经常用这个词加以定性。奥威尔最初想要强调的是美苏对抗已经达到相当激烈的程度，但随着美苏对抗的特殊状态的固定化，这个词中的“冷”被认为更有探讨意义，即美苏都认为他们在进行殊死搏斗，他们斗争的范围之广泛和激烈、内容之深刻以及后果之严重等等。这些在之前的世界都足以印发大规模的战争了，就如同已经发生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美苏之间却一直维持着和平的对抗，甚至还有高层互访。当然，也必需要指出，美苏对抗在其他地区引发的、或因他们的介入而极大加剧的战争和军事冲突等，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以及长远的后果等等，未必低于以往的世界战争。从学术史看，“冷战”这一术语首先是而且到现在也主要被美国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等，作为讨论的核心题目，并逐步发展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

时至今日，“冷战”这个词仍被认为是最准确的概括了战后那个新时代的本质特征。特别是世界在冷战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被称为“后冷战时代”，这表明人们竟然无法找到足以准确概括那以后的世界政治的概念，由此可见“冷战”影响之大。还不仅如此，在当今的诸多国际纷争中，涉入其中的各方通常还会用“冷战”、“冷战思维”等互相指责，尽管他们几乎都未必确切的知道冷战的诸多特征。例如就在今年(2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为俄罗斯军事干涉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一事电话俄罗斯总统普京(Vladimir Vladimirovich Putin)时，就提醒后者不要动用军队，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冷战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概念被如此广泛和经常地使用，就有必要指出，实际上对到底什么是冷战，以及冷战的内容和特征都包括什么等等基本的问题，在学术界仍然存在诸多争论。至于经常使用这个概念互相攻讦的政治家或评论家们，他们都未必清楚自己口中的“冷战”到底是什么，大致也就是说干的是一件不合时宜的事情而已。

　　总之，冷战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的确是因为它满足了历史研究所必须的两个基本条件，或者说有两个不可改变的基本驱动力。其一是由于这件事的存在及重要性，足以勾起人们的好奇心，很多人都非常希望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什么人在行动和发生了什么？等等。其二是这件事同今天的诸多事态发展有直接的关联，人们渴望尽可能地清楚它对当今世界(包括人的观念世界)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以及达到何种程度，以便更深刻地认识当今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更好地找到合理的应对之道，或者更清楚地知道哪些事情是必然要发生的，人们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无论如何，冷战史研究现在还是被称为是“为数不多的”能吸引一批历史学家长期专心致志的一个领域。这首先是同冷战的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影响巨大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冷战就爆发了，对冷战的各种研究亦随之开始，历史学者也参与其中，尽管当时人数和他们的研究成果都相当有限。随着冷战愈演愈烈，冷战研究在国际学术界逐步成为显学，对冷战历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并没有因为1991年冷战结束而降温。

　　在学术圈外，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的情况有所不同，人性中对一切都很实用的偏好在对待这类知识上也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冷战历史研究并没有什么地位。最初的研究出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后来由沈志华教授率领的团队在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以此为标志中国的冷战史研究才算有了一个落脚点。在中国大学的相关专业课程设置中，只在屈指可数的两三所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设置了这门课程，有关专业的中国学生大多更了解三十年战争、一战或二战，对冷战历史所知甚少。他们中许多人通常会被诸如“大战略”一类领域中的宏大话语所吸引，却并不清楚“大战略”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形成与越来越受到重视，同冷战历史有着莫大的关系。正是冷战爆发以及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特殊状态，才使“大战略”立刻成为有迫切和重大的实践意义的学问。

　　冷战结束后，对冷战历史的研究得益于特殊的条件，已经出现了大量新的研究成果。毫不夸张的说，这些成果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新的从战后冷战的缘起到它终结的世界历史图景。在这幅图景中，几乎所有问题都经过重新审视和刻画，甚至对到底什么是“冷战”的解读，都在变得更加丰富，当然也更有争议；另一方面则是补充描绘了更加丰富多彩的内容，这些内容此前几乎根本不为人所知。在此背景下，2010年，三卷本《剑桥冷战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终于问世，这三卷本巨著可以说是冷战后近20年各国冷战史研究的集大成者，相当完整地反映了这20年来各国的冷战史学者对各个重大问题的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达到的深度。

　　全书包括“缘起”、“危机与缓和”、“走向终结”等上、中、下三卷，内容涵盖了从冷战爆发到它终结的40多年世界历史的各个方面(当然不是全部)。如果依照论述中的具体内容，有些章节向前延伸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建国，向后截至1991年苏联解体，也涉及了一些影响着后冷战时代世界进程的重大问题。可以说这套书包括了冷战的全部重大事件，并择要论述了各主要国家在冷战历史中的一些重大政策及其重要影响，其中很多论述同认识和理解今天的世界密切相关。如此大规模的编撰，为读者展现了40年冷战的宏大画面，这对了解、学习和研究二战后这段特殊的历史及其影响等，确实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冷战史研究起步时间不算很长的中国学界，更有其特殊的意义，而且一定会有重要的影响。

　　《剑桥冷战史》按照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编为三部，对冷战的三个时期的划分大致反映了学术界将冷战历史进程的界定。第一卷“缘起”共23章，第一章是作为主编之一的文安立教授撰写的“冷战与20世纪国际史”。该章系统阐述了冷战的主要内容、它在20世纪国际关系历史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冷战结束后20年来，国际冷战史研究的新特点和主要内容，包括全书中涉及的史学方法论等。其他各章涵盖了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建国、二次大战期间的大国关系、以及战后冷战爆发直到1962年达到高潮的时期。史家通常称冷战爆发到1962年为冷战前期。概括地看，这22章着重分析了冷战发生的过程及主要原因、冷战的本质、各主要国家的政策和角色、除欧洲外其他地区与冷战有直接关系的重要发展、以及这个阶段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及其影响等。首先是冷战的缘起和本质、美国遏制战略的形成和苏联在战后初期的对外政策、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形成及其在欧洲对峙、冷战与美苏国内政治的互动，等等。其次是东亚地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朝鲜战争爆发和美日同盟的形成等；其他如中东危机、核武器、能源问题的出现、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等。

　　第二卷“危机与缓和”共24章，主要涵盖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到1970年代中期出现“缓和”这十几年的历史，它通常被成为冷战走向缓和的时期。这一卷内容相对比较宽泛，这同这个阶段的特点有很大关系。由于冷战格局基本形成，在此既定格局之下，相继发生了诸多事件和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问题等。这24章的内容包括对美苏主要国家的战略与政策、重大危机和主要事件的发生与后果等等的阐述，如古巴导弹危机、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升级以及核扩散和防扩散的出现、美苏在第三世界的竞争的军事介入、欧洲一体化的出现和发展、苏联阵营的分化与中苏同盟的破裂、欧洲缓和的提出及其进程、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防扩散”等特殊的政策问题等。有若干章节分析了诸如冷战的大战略、认同对冷战的影响、欧洲社会思潮的演变、冷战文化、冷战中的情报等等比较专门的问题。其中有些内容反映了冷战史研究中对观念和文化等的重视。如果要了解社会科学方法对冷战史研究的影响，读第二卷可能印象会更深一些，因为它有一定的代表性，当然其他各卷也包含了同样的探索。

第三卷“走向终结”共25章，跨越1970年代到1991年冷战结束这个时期。这卷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大国体系、军事战略、社会运动、思想文化、全球经济趋势、欧洲地区形势的演变、第三世界的形势、冷战的终结，等等。比较多的章节论述了导致冷战结束的各种问题，包括美国的战略调整、苏联的改革、东欧和西欧国家的作用、世界经济问题，等等。其他各章论述了冷战终结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包括东亚地区的中国改革开放、日本的作用；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的形势，等等。尤为独特的是，参加第三卷写作的学者明显地反映出更多的当代关怀，他们对冷战后期的历史与当代问题之间的联系有多的思考，诸如生物圈、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潮、公共卫生等等。也许是因为冷战到了这个阶段，各主要国家的思想、战略、策略、体制等等中的问题尤其是缺陷等，已经暴露的比较充分，一些章节带有比较深刻的批判与反思的色彩。这对研究后冷战国际历史和当代国际问题的人们，一定会更有启发。

《剑桥冷战史》严格地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尤其是主编和作者都认同并强调，根据冷战结束后冷战史研究领域的独特发展，必须大量收集和使用冷战结束后20年来新发掘的各个国家的历史档案，研究中赢注重多边历史档案的相互印证。一方面需要发现、界定和探讨新的研究领域与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尽可能地重新检验过去发表的涉及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看，在冷战结束后至这部巨著问世的20年时间，历史学家可利用的历史资料的内容和形式之丰富，以及由此带来的研究问题的更加多样化等，都是此前无法想象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史研究的学术领头人盖迪斯(John. Gaddis)在冷结束后不久，即大力提倡必须尽可能收集整理并严肃利用苏联及东欧国家解密的历史档案。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因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终于可以为历史学家所收集、整理和利用。他当时提出并强调，必须用新发现的历史档案，重新验证以往冷战史研究得出的所有重大结论，认真检视过去学术界所描述的国际互动是否准确、以及最基本的因果关系的建立是否可靠，等等。加迪斯提出这样的倡议固然同他的研究领域和旨趣有直接关系，正是由于他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的大力倡导和推动，名之为“新冷战史研究”的领域出现了，其宗旨和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根据多边历史档案，“重建冷战历史”。

正是因为贯彻了上述指针，《剑桥冷战史》对冷战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以往研究中遗留的问题、难点等等，做了新的解读；另一方是开拓了广泛的新领域，除了两个超级大国和他们各自领导的军事同盟的对抗、战略竞争、核军备竞赛、危机管理、战争与冲突等等，还有诸如这40年间的社会、科技、情报、经济、文化思潮、种族、生态、宗教等等的发生和演变，及其同冷战之间的互动。总之，冷战不再简单地就是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而是20世纪一段国际史的代称。特别是学术界根据新的历史档案，对一些至关重要的历史事件做了新的考证，对以往的诸多结论做了新的验证和修改，使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更准确、更细致和深入。可以说，《剑桥冷战史》是20多年来“新冷战史研究”的集大成者，是一个重要结晶，它是初步实现了“重建冷战历史”的一个里程碑。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三卷著作为研究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的学生和学者提供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新基础，站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向前走的更坚实、更远。

　　《剑桥冷战史》的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参加撰写的学者群体庞大，它是诸多国家的学者展开大范围合作的产物。参加撰写的学者的代表面之大，不仅在国内外历史学著作的编撰中不多见，在剑桥史系列的著作中也是非常少见的，尤其是对于撰写一部国际历史，这种国际合作非常难得。这一特点也是这部三卷本著作出版后即受到广泛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参加转撰写这部著作的作者共有72位教授，他们来自全世界与冷战历史有过重大关系、造成过重大影响的几乎所有国家，既包括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学者为认识冷战历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视角和不同文化背景塑造的对冷战的不同理解，其价值和效果是任何单一学者的专著、或一个国家的几个学者合作撰写的著作等，都无法达到的。指出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因为冷战史研究在很长时间是由发达国家学术界、尤其是美国学术界主导的，美国学术界在冷战史研究中的巨大影响的确奠定了“美国视角”的优势影响。正如这本书中指出的，冷战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显示了西方学术界的“超级强势”，包括如何定义基本概念、确定研究领域和题目、以及主要的讨论很长时间是在西方学术界内部展开的。这种状况极大地影响了冷战研究领一个时期以来评价学术水平的标准和倾向。当然，造成这种情况同前苏联阵营的学术界表现的呆板和无吸引力有关，也同那些国家的档案严重封闭、学术与宣传不分、学术水平比较低等有关。前苏联时期的思想禁锢和对学术的压制，导致了对那段历史的叙述含混不清、被人诟病以致被迅速重构。如果前苏联时期有当时人书写的质量足够高和数量足够多的历史论著，也许今天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与了解会与目前的状态有所不同。《剑桥冷战史》的撰写者来自众多国家固然大有助于丰富研究冷战史的视角，并能多少平衡一下众所周知的“美国视角”和发达国家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强势地位，当然这并不等于可以根本改变这个领域历经半个世纪所形成的学术生态。

　　其次是作者中绝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包括一些国际上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有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的著名学者。如此多的历史学家和其他专业的专家参加撰写一部有关20世纪世界历史的特殊阶段的著作，使全书不仅在有关冷战历史档案的收集和利用方面首屈一指，尤为突出的是结合了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包括从国际史、社会史、全球史、经济史、生态史等等不同的视角，对冷战这一非常丰富的世界历史过程做了多方位、多层次的透视，对其复杂和多面向的特质做了远超过以往的解读。阅读这部巨著可以对这段历史的全貌及其丰富的内涵有新的了解，大幅增加这段历史中各种关联系性的知识和理解。当然，这部巨著并不是每个部分都是新的，确切地说如前所述，它更像是百科全书式的，新的、旧的都有。对于读者，这部著作更重要的是可以大大地扩展视野和思路，看到一个远比以往遗忘描述的更为复杂、影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冷战。它不仅可以降低人们重犯冷战错误的可能性，而且也可以提醒人们不要轻易地用“冷战”或冷战建构出来的一些概念来概括今天的世界，随意用诸如“冷战思维”来互相指责。那样做不仅是表现了对历史的无知，而且往往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事实上，离开了对冷战的尽可能准确和丰富的理解，对当今很多事情的认识几乎无从谈起。如果站在关键性位置上的人物们面对扑面而来的历史文献视而不见，对历史经验不屑一顾，更危险的是误读不久前才结束的历史，必定会导致他们行为乖张，离真理越来越远还自以为是，信心满满。这种现象在《剑桥冷战史》描述的那段历史中屡见不鲜。

　　以上的介绍已经证明了《剑桥冷战史》的知识价值和学术意义，该书中文版问世将对中国的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史、冷战史、中国对外关系史等学科的建设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这部巨著肯定不可能描绘出那段国际历史的全部，但它已经足以提醒读者，冷战历史的内容有多么的丰富，以及学术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多么有限，因此有进一步做出重大努力的需要。实际上，国际关系研究中明显存在一种偏向，即研究某个历史事件时，研究者通常都会下意识地从已经造成的结果出发，根据他们偏好的理论、视角等，去寻找合乎逻辑的原因。他们往往会为了所谓的“自洽”，忽视、漠视甚至有意的无视历史中许多后来会被证明、或至今还没被证明但仍有可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人的知识必然是有限的，任何人的知识结构的合理性都只是相对的。而历史研究“本能的”不接受单一的理论对历史过程复杂性的简化和对观察视角的窄化，当然，也同样不接受简单的历史类比。历史研究更多的是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它未必能提供理论那样简约的公式，但可以讲述真实世界的多样性，提醒人们使用任何理论时都必须谨小慎微，以及指明任何理论解释的边际所在，并检验理论的可靠之处及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剑桥冷战史》的意义并不仅止于此。学界有人说，“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什么重要时代像冷战那样迅速地从人们视线当中消失”，毕竟它不像第一战、二战那样炮火轰鸣、血雨腥风。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确切。事实上，与其说是人们遗忘了冷战，还不如说是他们误读了冷战的许多重要内容和历史经验。例如，至今在一些国家间遇到矛盾或冲突时，总会有人发出核战争的威胁，将拥有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当作国家强大的标志和鼓舞士气的手段。他们显然是误读了冷战的教训，以为使用核恫吓可以吓退对手或得到好处，实际上冷战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经验。当年作为冷战对手的美国和苏联，曾经展开大规模的核军备竞赛，他们积累的核武器足以将地球摧毁几十次之多。但是，这没有最终导致他们中的任何一方更加自信，他们反而是更加恐惧，也包括对己方使用核武器将造成的后果的恐惧。特别是在他们之间的核对抗处于千钧一发之时，美苏领导人的克制和他们对核战争的破坏性的本质理解，最终化解了危机，才使人类免于遭逢灭绝的浩劫。而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破坏性的恐惧等，被证明是推动东西方缓和和很多国家寻找改革之路的重要动力。人类社会从超级大国的核阴影下挣脱出来也才20余年，有些人便健忘若此。这表明仍然需要不断研究和讲述冷战的历史，以便警钟长鸣。

　　迄今为止的冷战史研究再次提出在本质上对20世纪每个重大事件都适用的那些基本问题，包括曾经使人类濒临灭顶之灾的40年冷战到底是不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如人们会思考一战是否可以避免？二战是否可以避免？《剑桥冷战史》的作者们通过丰富多彩的叙述告诉我们，整个冷战进程都充斥着那些权倾天下的决策者们对历史的独特认知、偏好和持续不断的选择等等，很多个人的主观因素曾经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的决定。他们的历史观在多大程度上引发并塑造了冷战，是非常值得深思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可以帮助人们大致确定，合理的历史观对于当今世界的决定到底有多重要。这部巨著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包括对那些决策者们通过他们的决定塑造了世界政治进程的危机事件的叙述，也证明历史进程实际上存在着很多可能性，历史人物的选择有时至关重要，而他们的历史观通常会引导他们走向某个方向，因为他们在做出决定时都是如此地笃定，自己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冷战历史反复证明这一点，即如《剑桥冷战史》中有关章节所强调的，从根本上说，冷战是一场思想上的较量，美苏都宣称各自的意识形态是普世的，双方都坚信历史站在自己这一边，尽管这都要由历史做出最终的裁决。

　　对于中国读者，阅读或研究冷战历史总会有挥之不去的中国情结，即希望从中读到和理解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进程同冷战的关系，甚至会进而思考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命运。冷战不是中国带给世界的，但两极格局却是中国人在历史转折关头不得不面对的外部现实和挑战。后来的发展证明，这种外部环境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影响不仅持续到今天，而且还会延续下去。历史学家章百家在为拙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所写的书评中，对20世纪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互动历史做了精彩的概括。他说：“20世纪的历史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国际格局的大变动往往与中国内部的大变动在时间上大致是重叠的。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以后又发生了五四运动，其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上出现了美苏对峙的冷战，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当中国的改革开放如火如荼之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却因改革失败而发生剧变，冷战也因此结束。”的确，这个过程的存在决定了中国人不得不思考冷战与中国历史进程的关系。

　　二战后的40多年里，中国的历史进程同冷战的互动是毋庸置疑的，实际上中国的重大历史转变也同冷战的转型在时间上相契合的。1940年代后期的冷战爆发，极大的影响了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即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的战争中胜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伊始，便加入到苏联阵营并与苏联结成军事同盟。不论中国领导人做出这个选择的动力是什么，客观上都极大地加强了苏联阵营的力量。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后果则是导致了冷战向东亚地区的大规模蔓延，东亚在冷战中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仅次于中东的“热战”地区。现在还无法详细的论证1970年代中期的东西方缓和对中国的影响，但是，中国在1970代末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选择，并在1980年代中期正式“告别冷战”，用百万人大裁军和宣布“独立自主和平外交”两大关键行动，宣告退出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体系。这一战略决策对冷战进程的影响仍然有探讨的空间，但不争的事实是，它为中国应对后冷战时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外交开拓了巨大的回旋余地。

　　《剑桥冷战史》有关中国的部分篇幅不算很多，但是，对中国在冷战中的重要影响所做的分析是很有价值、很有启发性的。事实上，中国在1980年代选择“改革开放”和“退出冷战”，同这部巨著阐述的一个重大的冷战遗产有直接的关联，即冷战后期的东亚繁荣的兴起。在1970年代东亚热战开始逐步冷却的同时，全球资本重心开始从北美向东亚转移的过程。从全球经济潮流发展的角度看，这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由于冷战爆发不久即蔓延到东亚地区，特别是受到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影响，美国在这各地区建立了庞大复杂的军事同盟体系。为了维持和扩展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以便同苏联集团对抗，美国建立了对其盟友十分有利的援助和贸易体制，这为东亚地区经济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最初受益最大的是日本，这个国家不仅在政治、安全等领域受益匪浅，而且在1960-70年代实现了战后经济的复兴，到19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这个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和援助国。随日本之后是所谓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的兴起，并扩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1979年开始的中国国家战略的转变，为东亚繁荣的兴起创造历史性的条件。这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它们都同冷战有关。其一是中国坚决贯彻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政策，包括联合美国、日本等遏制苏联，从而彻底摧毁了苏联东亚地区扩张的企图，确保了这个地区的基本安全与稳定，这对于东亚地区的繁荣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其次是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从而使中国在融入地区经济的同时，为东亚市场经济的巩固和扩展打开了巨大的空间。从另一方面看，这也就是消除了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在这个地区推广的可能，使它完全没有了示范效应。从大历史时段看，中国的战略转变意味着冷战在东亚实际上已经基本停止了，随之而来的是东亚的持续繁荣，最终成为与欧洲、北美鼎足而立的第三个世界中心。中国既是东亚繁荣的受益者，也是东亚繁荣的推动者，这一角色形成于冷战后期，其过程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在塑造外部环境方面的强大能力，其核心要素则是合理地判断历史潮流。在这方面，中国与冷战互动的历史提供了足够充分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可据以提升理解和判断当今世界及中国地位的能力和智慧。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剑桥冷战史》不仅给我们启发，而且留下了一个极有价值且亟待开拓的观察、思考和探讨的广阔领域。

《剑桥冷战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特点使本人不打算在评述中逐一评析具体的学术观点，当然这也是本人所不能胜任的。正如这部著作的主编所指出的，《剑桥冷战史》是诞生在学术界对二战后40年历史的“怀疑和争论之中”。所有参加撰写这部著作的作者们差不多都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即今天的研究成果固然丰富多彩，但仍然不足以得出结论说，已经存在一个我们能“确定的冷战史”。《剑桥冷战史》同它问世前的其他研究成果一样，只是作者们所能描绘的一幅新的冷战史画卷。至于那段历史到底是如何演变的？还有多少世纪之谜？寻找答案之路仍然漫长，学术努力也不会有穷尽之时，当然也值得付出更多的努力。著名的冷战史学家加迪斯(John. Gaddis)在他撰写的那章中引述了修昔底德在叙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的一个历史性判断：“人类历史未必会简单重复，却必然存在相似之处。”今天从事冷战史研究的学者们付出的努力，对于那些希望从历史中获得有助于理解当下和未来的确切知识的人们，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有不少人认为，历史研究甚至连上述那种意义都没有，遑论重要。这也可以理解。不过，在当今很多重大问题上和关键的时刻，历史至少会告诉我们，“那件事情又要发生了”，例如正在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尽管人们仍然感到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