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塔格私语录
很早之前我就发现，写得好的作家并不一定健谈。很多作家甘愿隐居幕后，不想以真面目示人，发表言论声称作家最好的自传就是自己的作品，所以喜欢吃鸡蛋就好了，没必要非把下蛋的母鸡拉出来示众。作家逃避社交的缘由有很多，其中有一项是，独自写作久了，社交恐惧症和失语症会一并发作。偶尔出来演讲，喃喃不知所云，自然会让兴之所至的读者拥趸，大失所望。还有一种就是类似库切的说法，他不喜欢访谈，是觉得访谈并非真理的源泉，只是一种临时的、弱化了的写作。像这样抗拒访谈和演讲的作家大有人在。大体而言，我的印象里，港台作家比内地作家更为健谈，大概是因为他们有自我宣传和包装的意识，上电视，接受访谈，发表演讲，都视为提升自我的写作的一种方式。
但是，健谈的作家不一定就能谈得好。还要看对谈的语境，谈话的对象，以及交流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苏珊•桑塔格一向是那种表演欲和表达欲很强烈的作家。她喜欢交谈，喜欢争论，喜欢喋喋不休，这种风格甚至延伸到她的一系写作中，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灵感不断，各种格言和断句层出不穷的印象。但是正如我以上所说，对谈所需要的各种语境都是必要的，在《巴黎评论》的各种对谈中，很多作家都可以很好地袒露自己，是因为对谈的对象不是陌生人，而是写作上的同类，思想上的同行者。在1965年的日记中，她曾经说，在能够像美国女作家丽莲•海尔曼对《巴黎评论》讲得那样“清楚、权威、一针见血”以前，她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事实上也是如此，三十年后，1995年冬天的《巴黎评论》刊登了爱德华•霍斯克对她的访谈《虚构的艺术》，清晰而有力，处处都有闪光的思想火花。
相比而言，1979年10月的《滚石》杂志刊登了乔纳森•科特对她的访谈《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是另外一种风格：不是侧重于思想历程，而是对桑塔格身患癌症之后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访谈的内容琐碎而真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自身陷入病痛，重新反思肉体与思想的关系，与生活搏击抗争的女性形象。采访者科特原本是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熟悉桑塔经历的人都知道她的学霸经历，十六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十七岁嫁给了她的大学老师，两年后儿子戴维•里夫出生，二十四岁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二十八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科特就是在此时开始认识她，对这位年轻貌美，又能言善辩的老师有着深刻的印象。
教书并不是桑塔格想要的生活，早在她读大学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她渴望的生活是一种自由作家的生活，而不是浪费在那些没有人读的学术论文上。她渴望明星一样影响力，渴望她的发言有人倾听，渴望她的小说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所以那几年的教书生涯只是为自己的自由生活做准备而已。事实上，她的写作之路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本小说《恩主》获得了些许好评，但并无太大影响力，而她应邀写下的文化评论开始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反响。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随笔评论的写作中，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声誉。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这个访谈源于一种疾病之后的沉思。正当盛年的学术女明星桑塔格在1975年42岁时检查身患乳腺癌。当医生告诉她最多再活两年时，她陷入了死亡的焦虑，从此挣扎过，放弃过，沮丧过，暴躁过，而深思熟虑之后，她意识到这不是他者的疾病，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思考疾病，并在此之后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人生病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感同受身者。他者的角度丧失了，所有的一切，痛苦，恐惧，死亡的恐慌，都变成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科特在采访中借用了龚古尔兄弟的一句话说，疾病使人成为了敏锐的观察者，就像照相机的感光底片。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将疾病与摄影联系了起来。
桑塔格被查出身怀癌症的时候正在写作《论摄影》。而摄影本身就是用框住世界，留住记忆的一种方式。可以想象，当我们身患疾病，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能留下的也只有记忆，而照片是储存记忆最为丰富的一种形式。但是对桑塔格而言，她写作《论摄影》是源自一种“古老而强烈的兴趣”。正如书中所言：“照片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也像静止照片与电影的关系一样，根本就是不准确的。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照片所反映的被定格的某一瞬间是被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一个闪光点，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灵韵所在。如果我稍有记忆就会想到，身患癌症，并与之抗争几年之后的桑塔格，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她的形象全都变了，或者说她的照片全都变了。以前出现在著作封面上的人物是一个长发富有野性的美丽女人，她还是一位儿子的母亲。突出的女性特征代表了桑塔格自我意识的觉醒，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位女权主义者，照片中的她尽管魅力无限，但仍然桀骜不驯，她怀抱的双臂是一种抗拒和抵抗外界的姿势。而癌症之后，她割掉了乳房，做了化疗，剪短了头发，染成了白色，依然风采依旧，精神矍铄，到处旅行、演讲，发表她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她身上女性的东西被忽略了，我们会被她身上独一无二的气质所俘获，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是一个女人”，而是她是一个幸存者，是与病魔搏斗数年之后仍然存在的奇迹，她渴望讲述她内心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喋喋不休诉说着女人的哀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特对她的访谈恰如其分。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桑塔格曾经说她不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随笔作家：“我把文章看作是文化的成品，我认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强化一种对立意识。”所谓文化的成品和强化对立意识，其实就是在《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中提及的，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是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作斗争，即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不断地粉碎现有的一切，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正如在科特的访谈结尾的话最能诠释这位伟大女性：“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的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疾病并不会让她放弃思考，疾病只能促使她更急迫地思考写作。这种永恒沉思的姿态一直会持续到死亡来临的时刻，但直到现在她的话语依然回旋在我们的耳畔。
思郁
2014/11/19书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乔纳森•科特著，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定价：35.00
但是，健谈的作家不一定就能谈得好。还要看对谈的语境，谈话的对象，以及交流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苏珊•桑塔格一向是那种表演欲和表达欲很强烈的作家。她喜欢交谈，喜欢争论，喜欢喋喋不休，这种风格甚至延伸到她的一系写作中，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灵感不断，各种格言和断句层出不穷的印象。但是正如我以上所说，对谈所需要的各种语境都是必要的，在《巴黎评论》的各种对谈中，很多作家都可以很好地袒露自己，是因为对谈的对象不是陌生人，而是写作上的同类，思想上的同行者。在1965年的日记中，她曾经说，在能够像美国女作家丽莲•海尔曼对《巴黎评论》讲得那样“清楚、权威、一针见血”以前，她不会再接受任何采访。事实上也是如此，三十年后，1995年冬天的《巴黎评论》刊登了爱德华•霍斯克对她的访谈《虚构的艺术》，清晰而有力，处处都有闪光的思想火花。
相比而言，1979年10月的《滚石》杂志刊登了乔纳森•科特对她的访谈《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是另外一种风格：不是侧重于思想历程，而是对桑塔格身患癌症之后如何重建自己的生活。访谈的内容琐碎而真挚，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由于自身陷入病痛，重新反思肉体与思想的关系，与生活搏击抗争的女性形象。采访者科特原本是桑塔格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时的学生——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但熟悉桑塔经历的人都知道她的学霸经历，十六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十七岁嫁给了她的大学老师，两年后儿子戴维•里夫出生，二十四岁哈佛大学哲学硕士，二十八岁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科特就是在此时开始认识她，对这位年轻貌美，又能言善辩的老师有着深刻的印象。
教书并不是桑塔格想要的生活，早在她读大学时候，她已经意识到她渴望的生活是一种自由作家的生活，而不是浪费在那些没有人读的学术论文上。她渴望明星一样影响力，渴望她的发言有人倾听，渴望她的小说引起评论家们的注意。所以那几年的教书生涯只是为自己的自由生活做准备而已。事实上，她的写作之路开始并不顺利，第一本小说《恩主》获得了些许好评，但并无太大影响力，而她应邀写下的文化评论开始引起了公众的巨大反响。她大半生的时间都投入到了随笔评论的写作中，并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声誉。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这个访谈源于一种疾病之后的沉思。正当盛年的学术女明星桑塔格在1975年42岁时检查身患乳腺癌。当医生告诉她最多再活两年时，她陷入了死亡的焦虑，从此挣扎过，放弃过，沮丧过，暴躁过，而深思熟虑之后，她意识到这不是他者的疾病，她从文化传播的角度重新思考疾病，并在此之后写出了《疾病的隐喻》。人生病之后一个很重要的转变是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感同受身者。他者的角度丧失了，所有的一切，痛苦，恐惧，死亡的恐慌，都变成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所以科特在采访中借用了龚古尔兄弟的一句话说，疾病使人成为了敏锐的观察者，就像照相机的感光底片。这句话很有意思的是，将疾病与摄影联系了起来。
桑塔格被查出身怀癌症的时候正在写作《论摄影》。而摄影本身就是用框住世界，留住记忆的一种方式。可以想象，当我们身患疾病，即将离世的时候，我们能留下的也只有记忆，而照片是储存记忆最为丰富的一种形式。但是对桑塔格而言，她写作《论摄影》是源自一种“古老而强烈的兴趣”。正如书中所言：“照片中的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关系也像静止照片与电影的关系一样，根本就是不准确的。生命不是一些意味深长的细节，被一道闪光照亮，永远地凝固。照片却是。”照片所反映的被定格的某一瞬间是被我们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的一个闪光点，是独一无二的生命灵韵所在。如果我稍有记忆就会想到，身患癌症，并与之抗争几年之后的桑塔格，重新出现在公共视野中，她的形象全都变了，或者说她的照片全都变了。以前出现在著作封面上的人物是一个长发富有野性的美丽女人，她还是一位儿子的母亲。突出的女性特征代表了桑塔格自我意识的觉醒，她首先是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母亲，还是一位女权主义者，照片中的她尽管魅力无限，但仍然桀骜不驯，她怀抱的双臂是一种抗拒和抵抗外界的姿势。而癌症之后，她割掉了乳房，做了化疗，剪短了头发，染成了白色，依然风采依旧，精神矍铄，到处旅行、演讲，发表她对公共事务的看法。她身上女性的东西被忽略了，我们会被她身上独一无二的气质所俘获，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她是一个女人”，而是她是一个幸存者，是与病魔搏斗数年之后仍然存在的奇迹，她渴望讲述她内心的心路历程，而不是喋喋不休诉说着女人的哀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特对她的访谈恰如其分。
在《巴黎评论》的访谈中，桑塔格曾经说她不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随笔作家：“我把文章看作是文化的成品，我认为艺术的根本任务是强化一种对立意识。”所谓文化的成品和强化对立意识，其实就是在《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中提及的，作家的任务是关注世界，是与各种各样的谎言和错误观念作斗争，即使是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也要努力去摧毁“幻象、谎言和煽动”，不断地粉碎现有的一切，重新建构自己的生活。正如在科特的访谈结尾的话最能诠释这位伟大女性：“对我来说，最可怕的莫过于对我已经说过的和写过的东西感到认同——那是最让我不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我停止思考。”疾病并不会让她放弃思考，疾病只能促使她更急迫地思考写作。这种永恒沉思的姿态一直会持续到死亡来临的时刻，但直到现在她的话语依然回旋在我们的耳畔。
思郁
2014/11/19书
我幻想着粉碎现有的一切：苏珊•桑塔格访谈录，乔纳森•科特著，唐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第一版，定价：35.00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