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想标页码所以写到书评里，其实是笔记【这本书真是值得买到手边做收藏的！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做的事。（《尺牍》第一六四）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孙中山先生曾引外国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岂但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资本主义还不止五百七十种呢！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
朋友们，不要笑那位日本学者。他还知道美国有些事实足以动摇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敢去。我们之中却有许多人决不承认世上会有事实足以动摇我们的迷信的。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不知足是神圣的。”
打倒名教！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精神文明哟，地大物博哟，来遮丑”。这是不错的。
“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和那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是同样的无稽的夸大。第一，他的原则“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个大前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事实上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
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的原则。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分遍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公卖税、吸户税、烟苗税、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人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他的方案，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
所以我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古代哲人曾参说的最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练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下面这段出自《三论信心与反省》一章，真是太精彩！胡适的性格真是固执较真233）
忍不住还要提出几个值得反复申明的论点来补充几句话。
第一个论点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吴其玉先生怪我“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了”，寿生先生也怪我把中国文化“抑”的太过火了。他们都怕我把中国看的太低了，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造成它对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吴其玉先生说：我们
“应该优劣并提。不可只看人家的长，我们的短；更应当知道我们的长，人家的短。这样我们才能有努力的勇气”。
这些责备的话，含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就是不愿意揭穿固有文化的短处，更不愿意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诉。一听见有人指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板子夹棍的法庭”等等，一般自命为爱国的人们总觉得心里怪不舒服，总要想出法子来证明这些“未必特别羞辱我们”，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免的现象”，“无论古今中外是一样的”（吴其玉先生的话）。所以吴其玉先生指出日本的“下女、男女同浴、自杀、暗杀、娼妓的风行、贿赂、强盗式的国际行为”；所以寿生先生也指出欧洲中古武士的“初夜权”、”贞操锁”。所以子固先生也要问：“欧洲可有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八股、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一类的丑处呢？”本期《独立》有周作人先生来信，指出这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这种心理实在不是健全的心理，只是“遮羞”的一个老法门而己。从前笑话书上说：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道是个虱子，原来不是的。”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甲的做法，其实不是除虱的好法子。乙的做法，虽然可恼，至少有“实事求是”的长处。虱子终是虱子，臭虫终是臭虫，何必讳呢？何必问别人家有没有呢？
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得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新。
英国科学家大家赫胥黎最会做通俗的科学讲演，他能对一大群工人做科学讲演。他自己说他得力于科学前辈法拉第的一句话。有人问法拉第：“你讲演科学的时候，你能假定听众对于你讲的题目先有了多少知识？”法拉第回答：“我假定他们全不知道。”这就是体贴的态度。
我们必须先想象这班听众全不知道我要对他们说的题目，方才能细心体会用什么法子，选什么句子，才可以叫那些最没有根底的人也能明白我要说的话。能后体贴到听众里面程度最低的一个人，然后能说大众全听得懂的话。
现在一些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
至于“必死必朽”的一层，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陀思妥夫斯基，戈尔基之小说，死文字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
胡先骕教授既然很大度的请陀思妥夫斯基和戈尔基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真是太可爱了这段233）
这是我给你们的劝告：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你么该花费几分钟，为自己列一个智识的清单，假设没有一两个值得你么下决心解决的智识难题，就不轻易步入这个大世界。你们不能带走你们的教授，也不能带走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课室你们带走几个难题。这些难题时刻都会使你们智识上的自满和怠惰下来的心收到困扰。除非你们向这些难题进攻，并加以解决，否则你们就一直不得安宁。那时候，你们看吧，在处理和解决 这些小难题的时候，你们不但使你们思考和研究的技术逐渐纯熟和精稔，而且同时开拓出智识的新地平线并达到科学的新高峰。
我引巴鲁克先生的演说，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极强盛极光荣的时候，他们远见的领袖还这样力劝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我们中国青年不应该想想这句话吗？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晚上我对这种实习起了一种念头：我花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究竟是在干什么？中国连苹果种子都没有，我学它什么用处？自己的性情不相近，干吗学这个？这两个半钟头的苹果实习使我改行，于是，决定离开农科，放弃一年半的时间（这时我已经上了一年半的课），牺牲了两年的学费，不但节省官费补助家用已不可能，维持学业很困难，以后我改学文科，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在没有回国时，与朋友们讨论文学问题，引起了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拿白话做文，做教育工具，这与农场经验没有关系，与苹果学没有关系，是我那时的兴趣所在。
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是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然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依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是我生活的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个教训，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
（明明是一个获得过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风云人物…所以说学识越是广博的人就越是会觉得自己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呢。但是活得快乐难道不就是对自己一生的最高评价么？）
（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再次回来整理一下笔记，还有好多想摘抄的但是打字实在累了_:(´ཀ`」 ∠):_这本书真是值得买到手边做收藏的！）
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
……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牍》第八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孙中山先生曾引外国俗语说“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不知那一种是真的。”岂但社会主义有五十七种？资本主义还不止五百七十种呢！拿一个“赤”字抹杀新运动，那是张作霖、吴佩孚的把戏。然而拿一个“资本主义”来抹杀一切现代国家，这种眼光究竟比张作霖、吴佩孚高明多少？
朋友们，不要笑那位日本学者。他还知道美国有些事实足以动摇他的学说，所以他不敢去。我们之中却有许多人决不承认世上会有事实足以动摇我们的迷信的。
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有三种态度：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
西洋近代文明，依我的鄙见看来，是建筑在三个基本观念之上：
第一，人生的目的是求幸福。
第二，所以贫穷是一桩罪恶。
第三，所以衰病是一桩罪恶。
“不知足是神圣的。”
打倒名教！名教扫地，中国有望！
“拿什么五千年的古国哟，精神文明哟，地大物博哟，来遮丑”。这是不错的。
“我们今日之改进不如日本之速者，就是因为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种思想在实质上和那五千年古国精神文明的迷梦是同样的无稽的夸大。第一，他的原则“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个大前提就是完全无稽之谈，就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事实上恰是相反的：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创造是一个最误人的名词，其实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点新花样。古人说的最好：“太阳之下，没有新的东西。”
日本的成功，正可以证明我在上文说的“一切创造都从模仿出来”的原则。
我们的固有文化实在是很贫乏的，谈不到“太丰富”的梦话。
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之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羞辱。何况祖宗所建的基业不全是光荣呢？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
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所以不知耻者只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兵力不如人，被人打败了，被人抢夺了一大块土地去，这不算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在今日还容许整个的省分遍种鸦片烟，一个政府在今日还要依靠鸦片烟的税收——公卖税、吸户税、烟苗税、过境税——来做政府的收人的一部分，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
他的方案，一面学科学，一面恢复我们固有的文化，还只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
所以我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决不是这样浅薄的“与欧美文化接触”就可以脱胎换骨的。我们要认清那个容忍拥戴“小脚、八股、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夹棍板子的法庭”到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古代哲人曾参说的最好：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凡是轻易灰心失望的人，都只是不曾认清他挑的是一个百斤的重担，走的是一条万里的长路。今天挑不动，努力磨练了总有挑得起的一天。今天走不完，走得一里前途就缩短了一里。“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这是我们最可靠的信心。
（下面这段出自《三论信心与反省》一章，真是太精彩！胡适的性格真是固执较真233）
忍不住还要提出几个值得反复申明的论点来补充几句话。
第一个论点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固有文化”，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吴其玉先生怪我“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了”，寿生先生也怪我把中国文化“抑”的太过火了。他们都怕我把中国看的太低了，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造成它对于其他民族屈服卑鄙的心理”。吴其玉先生说：我们
“应该优劣并提。不可只看人家的长，我们的短；更应当知道我们的长，人家的短。这样我们才能有努力的勇气”。
这些责备的话，含有一种共同的心理，就是不愿意揭穿固有文化的短处，更不愿意接受“祖宗罪孽深重”的控诉。一听见有人指出“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的监牢、板子夹棍的法庭”等等，一般自命为爱国的人们总觉得心里怪不舒服，总要想出法子来证明这些“未必特别羞辱我们”，因为这些都是“不可免的现象”，“无论古今中外是一样的”（吴其玉先生的话）。所以吴其玉先生指出日本的“下女、男女同浴、自杀、暗杀、娼妓的风行、贿赂、强盗式的国际行为”；所以寿生先生也指出欧洲中古武士的“初夜权”、”贞操锁”。所以子固先生也要问：“欧洲可有一个文化系统过去没有类似小脚、太监、姨太太、骈文、律诗、八股、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一类的丑处呢？”本期《独立》有周作人先生来信，指出这又是“西洋也有臭虫”的老调。这种心理实在不是健全的心理，只是“遮羞”的一个老法门而己。从前笑话书上说：甲乙两人同坐，甲摸着身上一个虱子，有点难为情，把它抛在地上，说：“我道是个虱子，原来不是的。”乙偏不识窍，弯身下去，把虱子拾起来，说：“我道不是个虱子，原来是个虱子!”甲的做法，其实不是除虱的好法子。乙的做法，虽然可恼，至少有“实事求是”的长处。虱子终是虱子，臭虫终是臭虫，何必讳呢？何必问别人家有没有呢？
模仿熟了，就是学会了，工具用的熟了，方法练得细密了，有天才的人自然会“熟能生巧”，这一点功夫到时的奇巧新花样就叫做创新。
英国科学家大家赫胥黎最会做通俗的科学讲演，他能对一大群工人做科学讲演。他自己说他得力于科学前辈法拉第的一句话。有人问法拉第：“你讲演科学的时候，你能假定听众对于你讲的题目先有了多少知识？”法拉第回答：“我假定他们全不知道。”这就是体贴的态度。
我们必须先想象这班听众全不知道我要对他们说的题目，方才能细心体会用什么法子，选什么句子，才可以叫那些最没有根底的人也能明白我要说的话。能后体贴到听众里面程度最低的一个人，然后能说大众全听得懂的话。
现在一些空谈大众语的人，自己就不会说大众的话，做大众的文，偏要怪白话不大众化，这真是不会写字怪笔秃了。
至于“必死必朽”的一层，倒也不在我的心上，况且胡先骕教授又说：“陀思妥夫斯基，戈尔基之小说，死文字也。不以其轰动一时遂得不死不朽也。”
胡先骕教授既然很大度的请陀思妥夫斯基和戈尔基来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我更不敢当了。（真是太可爱了这段233）
这是我给你们的劝告：在这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你么该花费几分钟，为自己列一个智识的清单，假设没有一两个值得你么下决心解决的智识难题，就不轻易步入这个大世界。你们不能带走你们的教授，也不能带走学校的图书馆和实验室。课室你们带走几个难题。这些难题时刻都会使你们智识上的自满和怠惰下来的心收到困扰。除非你们向这些难题进攻，并加以解决，否则你们就一直不得安宁。那时候，你们看吧，在处理和解决 这些小难题的时候，你们不但使你们思考和研究的技术逐渐纯熟和精稔，而且同时开拓出智识的新地平线并达到科学的新高峰。
我引巴鲁克先生的演说，要我们知道，美国在这极强盛极光荣的时候，他们远见的领袖还这样力劝全国人民努力工作。“工作是把苦闷变成快乐的炼丹仙人”。我们中国青年不应该想想这句话吗？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镜，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晚上我对这种实习起了一种念头：我花了两个半小时的时间，究竟是在干什么？中国连苹果种子都没有，我学它什么用处？自己的性情不相近，干吗学这个？这两个半钟头的苹果实习使我改行，于是，决定离开农科，放弃一年半的时间（这时我已经上了一年半的课），牺牲了两年的学费，不但节省官费补助家用已不可能，维持学业很困难，以后我改学文科，学哲学、政治、经济、文学。在没有回国时，与朋友们讨论文学问题，引起了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提倡白话，拿白话做文，做教育工具，这与农场经验没有关系，与苹果学没有关系，是我那时的兴趣所在。
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是东摸摸，西摸摸，也许我以后还要学学水利工程亦未可知，虽然我现在头发都白了，还是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可是我一生很快乐。因为我没有依社会要的标准去学时髦。我服从了自己的个性，依据个人的兴趣所在去做，到现在虽然一无所成，但是我生活的很快乐。希望青年朋友们，接受我经验得来的这个教训，不要问爸爸要你学什么，妈妈要你学什么，爱人要你学什么。要问自己性情所近，能力所能做的去学。这个标准很重要，社会需要的标准是次要的。
（明明是一个获得过三十多个博士头衔的风云人物…所以说学识越是广博的人就越是会觉得自己无所专长一无所成呢。但是活得快乐难道不就是对自己一生的最高评价么？）
（因为觉得实在是太好了所以再次回来整理一下笔记，还有好多想摘抄的但是打字实在累了_:(´ཀ`」 ∠):_这本书真是值得买到手边做收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