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矛盾
对于学历史的人而言，真正进入一个时代并分享那个时代的氛围真心不容易。我们对于一个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了解，也无不代表了今人的思想与认识痕迹。但是，我们也总是强调要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便是当局者迷，不识庐山，因而当代人写当代史便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忌讳。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还不被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研究领域，史学大家都集中在中国古史，这便是一个很好说明。但是，保持距离便能认清真相，这也恐怕是历史学家的一厢情愿，因为时间真很厉害。就像一对恋人，曾经爱的真挚，留下了美好回忆，这种回忆包括了专属恋人之间才有的气氛与味道，可一旦纷飞各处，离别久远，那种专属的味道与气氛也便会随着时间而变淡乃至消失。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所以我向来不看好异地恋。一个历史学家也可不必回避当代史的写作，因为写作当代史的一个最大优势是你身在此山，了解这座山的各种通幽曲径，了解这座山里泉水的味道、树草的清香，写出来的“历史”（当然是离你非常近的历史）未必比后世的史学家更不接近历史真相。只是，历史学家们把这种写作现时代的任务拱手让给了文学家们以及新闻记者们。所以，在了解过去历史时，我不得不同时推荐一些非历史学家的作品给学生阅读，例如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以及各种人的回忆录，以期学生对那个时代的氛围特别是那些时代的情绪，可以嗅到一点并感受到一点，也才能心同此理的理解过去时代的人与事。偶尔遇到的尴尬是，有学生会在读书札记里写到“老师推荐了一本和历史无关的书，但也很好看云云”或者直接问我，说老师你怎么推荐的书和历史没关系啊。学生理解的“历史学”恐怕要算最“主流”最“正统”的历史学了，他们对历史学的认知实际上也反映了整个中国历史学界对历史学的认知。他们理解的历史就是那样严肃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事件，就是一板一眼以政治事件为轴点缀一些文化花絮写成的历史书。学生死守学科的畛域，也是整个史学界死守历史学的畛域在基础教育上的表现。所以，我要尽量让学生知道，也许，历史也可以是那样，历史也可以那样写，也可以通过不读历史书的方式了解真实的历史。在生动活泼的年纪把历史理解成那样狭窄无趣，岂不是我们历史教育的失败？
《关键词》是我读梁文道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常识》，那年是2009年。梁文道是学哲学出身，他很谦虚，说自己写的文章都是时评。虽是时评，但他的文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之作，对时下中国发生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用很逻辑与说理的方式给我们解剖了出来，具有真正了解“国情”的作用。所以，梁先生的书完全和“历史书”没有什么关系，但了解当代中国史却可以很好从此入手，因为他的书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情绪与氛围。前几年，“观念史”的研究开始流行，金观涛等一批学者利用检索的技术去研究近代以来的政治术语算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我在想，近代史上的人空恐怕还没有自觉总结当时代的核心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身在历史中不觉历史为何物。但是一些稍微有些历史感的人，能对自己生活的时代进行一些有意识的记录，岂不是大大便利了后人对今世的理解与认识？我觉得梁文道的书对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可能大有用处，当然，他的书对今天的人更有用处，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社会，明白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明白中国“特殊”在哪里。几年前看完《常识》之后，便对“常识”一词很着迷，连带着把托马斯.潘恩在北美独立时期的小册子也看了一下，对于“常识”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崇备至。几年之后，梁先生又告诉我们：“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常识的缺乏，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关键词》第6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对于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在公共领域我们办事不能靠关系走后门，我们在观念上都会认同，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遵守，这就是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这就是矛盾所在，这种矛盾使得中国人看上去极其人格分裂。就像我们现在到处“宣传”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在黑板上方悬挂着这宣传海报，看上去都是很好的普世价值，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把这些普世的核心价值付诸政治实践当中呢？这些看上去很好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如此的断裂，这真是一个一团矛盾的社会，这也正是当前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殊国情。我觉得从《常识》到《关键词》，梁文道先生大概是逐渐对这个社会有点悲观主义了，犹记得奥运会那年遇到汶川大地震时国人的努力与团结给梁先生颇深印象，并得出中国还有救的结论。而如今，过了五六年了，当执政党在不断强调改革并喊出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口号时，梁先生回顾中外历史上的改革，似乎得出现在的情势是和古罗马共和制度终结时一样，是“没有出路的危机”。果真如此吗？
这本书还有几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有一篇文章叫《过程》，提到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2004年时的台湾大选有种种乱象，子弹横飞，朋友亲人因政见不同会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到了2012年台湾大选，公民已经懂得为政治划下界限。虽然我们政见不同，支持不同颜色的政党，在选举造势和质询时可能唇枪舌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私下依旧是朋友，依旧饮酒称兄道弟。这样懂得把政治归政治，生活归生活，某种程度上，这也叫“宽容”。因为我们生活中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彼此在政见上的不同。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因为政治而分裂，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肯定总体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严重分裂没有共识的社会。还有一篇文章叫《模式》，这篇文章讽刺了美国学者傅高义这样的学者善于“逐浪”，发明模式，指明道路。这里当然是指其所著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在“中国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推出，显然有“逐浪”之嫌。是啊，潮来潮去，有多少模式破产又有多少模式是“历史的终结”，我们还不够清楚吗？
南征骑士
2015年1月5
《关键词》是我读梁文道的第二本书。第一本是《常识》，那年是2009年。梁文道是学哲学出身，他很谦虚，说自己写的文章都是时评。虽是时评，但他的文字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之作，对时下中国发生的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用很逻辑与说理的方式给我们解剖了出来，具有真正了解“国情”的作用。所以，梁先生的书完全和“历史书”没有什么关系，但了解当代中国史却可以很好从此入手，因为他的书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情绪与氛围。前几年，“观念史”的研究开始流行，金观涛等一批学者利用检索的技术去研究近代以来的政治术语算是这种研究的代表。我在想，近代史上的人空恐怕还没有自觉总结当时代的核心观念，从这个角度来说，确实身在历史中不觉历史为何物。但是一些稍微有些历史感的人，能对自己生活的时代进行一些有意识的记录，岂不是大大便利了后人对今世的理解与认识？我觉得梁文道的书对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可能大有用处，当然，他的书对今天的人更有用处，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在怎样的社会，明白中国的“国情”是什么，明白中国“特殊”在哪里。几年前看完《常识》之后，便对“常识”一词很着迷，连带着把托马斯.潘恩在北美独立时期的小册子也看了一下，对于“常识”在这个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推崇备至。几年之后，梁先生又告诉我们：“我常常说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常识的缺乏，而是常识的矛盾；不是价值的虚无，而是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之间的断裂。”（《关键词》第6页）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对于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在公共领域我们办事不能靠关系走后门，我们在观念上都会认同，但实际情况是：我们生活中并不遵守，这就是口是心非，讲一套做一套。这就是矛盾所在，这种矛盾使得中国人看上去极其人格分裂。就像我们现在到处“宣传”的二十四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个学校每个班级都在黑板上方悬挂着这宣传海报，看上去都是很好的普世价值，有“自由、民主、法治、公平”，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把这些普世的核心价值付诸政治实践当中呢？这些看上去很好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之间出现如此的断裂，这真是一个一团矛盾的社会，这也正是当前中国一个最显著的特殊国情。我觉得从《常识》到《关键词》，梁文道先生大概是逐渐对这个社会有点悲观主义了，犹记得奥运会那年遇到汶川大地震时国人的努力与团结给梁先生颇深印象，并得出中国还有救的结论。而如今，过了五六年了，当执政党在不断强调改革并喊出不改革就要“亡党亡国”的口号时，梁先生回顾中外历史上的改革，似乎得出现在的情势是和古罗马共和制度终结时一样，是“没有出路的危机”。果真如此吗？
这本书还有几个观点对我很有启发。有一篇文章叫《过程》，提到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2004年时的台湾大选有种种乱象，子弹横飞，朋友亲人因政见不同会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但是到了2012年台湾大选，公民已经懂得为政治划下界限。虽然我们政见不同，支持不同颜色的政党，在选举造势和质询时可能唇枪舌剑甚至大打出手，但是私下依旧是朋友，依旧饮酒称兄道弟。这样懂得把政治归政治，生活归生活，某种程度上，这也叫“宽容”。因为我们生活中还有其他很多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接受彼此在政见上的不同。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因为政治而分裂，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肯定总体上是一个“和谐”的社会，而不是严重分裂没有共识的社会。还有一篇文章叫《模式》，这篇文章讽刺了美国学者傅高义这样的学者善于“逐浪”，发明模式，指明道路。这里当然是指其所著的《邓小平时代》一书，在“中国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推出，显然有“逐浪”之嫌。是啊，潮来潮去，有多少模式破产又有多少模式是“历史的终结”，我们还不够清楚吗？
南征骑士
2015年1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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