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隐士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一部分

知道隐士，是看了张岱《陶庵梦忆》里面提到的那个陈继儒，明史把他归入了隐逸传。但实际上陈继儒也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的编书著书出版事业搞得很火，三教九流，名士贤达无不与之交友。
什么是隐士，即使放在今天，很多人仍然不能理解。因为像陶渊明之类，如果生活在今天，基本上是首阳二老的命运。无论你怎么隐，柴米油盐酱醋茶，是雷打不动的。
中国隐士的产生，必须要放在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才能阐释清楚。所以，当年梁漱溟先生确认中国隐士是中国文化的第十四个特点，而蒋老先生，也正以此为突破口，发前人之未发，可以说以一己之力，开创了五四以来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隐士研究新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他能打破前人陈见，另辟蹊径，独创其说。
据作者二版后记介绍，由于作者作此文时年仅21岁，故认为在哲学方面谈得不深不透，所以作者时刻想重新修订，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直到2008年才正式有了修订的机会。可是，当年作者21岁，写此文时，浏览的古籍在千种以上，每天弄到深夜，不成问题，现在，已88岁了，最主要的是，对于中国哲学，作者自认为没有进行过探索，对于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内在的互动关系，无法作出进一步的透辟分析，故放弃了修改计划。
据本书《写在书后》介绍，这本书400页，《中国隐士与中国文化》其实占了200页不到，里面再增加了作者后来写的一些章节，有〈中国古代隐士称谓考释〉，〈陶渊明的隐居生活、思想倾向〉，〈元代隐士及其散曲创作〉等。
后面的200页内容，是作者的另外二篇专文，篇幅不长，分别为《颜鲁公之书学》（即专谈书圣颜真卿其人及书法艺术）和《况钟》（即著名戏剧《十五贯》里的清官），三篇合成了本书。三种书虽然内容不一一样，但都属于文史类，合成一册，对于出版社，对于作者，对于读者，还都合适，并没有“大杂烩”的感觉。
三种书分别出版于不同时期，当时都不是畅销书，所以印数极少。作者自述道“这是因为我从事学术研究，从不看风向、赶时髦，而是定下心来，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辛勤开挖，加以甄别、梳理，尽可能客观地予以系统化。决不是先有了成见再去研究，以迎合某一方面的观点。正因为这些书史料比较充实，看法上也客观，所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隔了这许多年还能再版，还能有参考价值，觉得自己的劳动没有白费。”
上述三种书，篇幅均不长，但是任何一个人，你只要仔细读过，总会有这样一种感受，即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惜墨如金，字字珠玑。通篇没有一句废话，每一个论点均是参考了大量史书典籍之后得出的。套用时髦话，行文风格有点像日本欧美学者，基本上“无一字无来处”，到处可以看出作者的考证功夫和严谨态度。反过来，想要完全看懂作者的这三种书，没有一定的历史古文书法功底是不够的。
所以，这本400页的书，比起一些人的三大册，恐怕内容还要艰深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