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黄仁宇大历史之要点
【1.大历史观，主张放宽历史的眼界，将考察对象置于整个历史环境，着眼因果逻辑。】
黄先生说：我一向提倡的“大历史”，也无非将其中的因果关系，拉长拉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他主张放宽历史的眼界，有了纵向和横向的对比，把具体事件置于历史脉络之上来审视，才能看清其实际意义。不受道德务虚之藩篱，不受人身经验之局限，庐山之外看庐山，方见整体面目。
比如有人说，宋教仁之死，断送了中国宪政之路。类似的说法在小历史格局中经常出现。如果放在大历史中去校验，就会有清晰的判断。1950年代之前的中国还处于农耕社会（其后尚有长时间的转型期），农耕社会能走上宪政之路吗？显然不能，缺乏必要的社会间架结构、民众意识、现代技术手段来支撑。
同样运用大历史的方法，我们可以检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等历史事件，何以是那般。
【2.历史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如果几代人全属错误，一切抵消，何以解释前后两端的差别？】
我们可以问及：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之接班人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消，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今，而且从1920年间至1990年间尚有显著之差别？难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
实际上，蒋介石领导北伐和抗战，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粗胚胎），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改造仍是明清社会之乡村，尽扫放贷收租的陋习，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经过各种惨痛牺牲，历史不能令人平白的浪费。即在辗转反复期间，亦仍有全民含默的共同意志在。后继者则要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参考7，社会间架结构）
即使蒋介石与毛泽东无此深切初衷，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有这样的结果在，对历史的实际评判，远胜于满纸谩骂。
【3.历史的发展，由无数社会和物质因素共同积累作用，在一定时间上发生非常之事。】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一，彼时黄河泛滥，诸侯各行其是，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阻碍谷米的流通。有一个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能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
二，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天灾洪患不断，战国时常有邻国军队越界夺取收成，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所谓的天下“定于一”成为时代趋向。
三，中国农民与牧民，展开了连亘两千年的斗争，战国时已相当严重。中国需要中央集权，将北方几个小国家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全国的国防线大致与农牧分界线“15英寸等雨线”契合）。
总之，地理上构成的三个因素，注定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统一中国的非常之事，终由秦始皇完成。
可见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很有“存在即合理”的灼见。历史毕竟由无数社会和物质因素共同起作用，人类的分散型智力永远不能理解其全部。黄先生只是试图带领读者窥探它的宏观全貌。
【4.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正是在这一时间扮演了这一角色。】
以最负盛名的“贞观之治”为例：唐太宗洽遇时会，7世纪初第二帝国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李世民所做的，就是铲除内部诸王旧臣之掣肘、外部突厥之威胁，然后虚心纳谏，身体力行，将已有的各制度具体化，遂有“贞观之治”。历史终究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若一味将个人神话，则是小历史格局在作祟。
【5.历史局势中，虽当事人也难能看清自己的使命，许多结果尚在他们的预料之外。】
这个不难理解，参考2。
【6.纷繁的人事背后，整个社会的间架结构以及经济渠道（税收），决定人事之成败。】
这是黄先生大历史的重点，有诸多朝代兴替为证。如明代覆亡于财政破产。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百万两，士兵长年领不到饷。其原因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1632年，全国1/4县数即欠中央政府的一半以上的总税收。
二，在各县之内，新增税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优免的特权。明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特权户1000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转嫁到低门下户中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
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数量过于庞大。
四，数目庞大之银两北运，其运转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当时南方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送巨额银两，接收地区再用这些银两购买南方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银南还。向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1619年，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具，士兵裸体穿甲，作战艰难。
经济如此，纵有军事上的奇谋妙策也无从动员实施。满洲人和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7.数目字管理，即在商业社会中，社会资源之精细化运作，为传统农业社会最欠缺。】
这也是黄先生所述重点，参考6。6+7是大历史在技术层面的两大重点，即社会间架结构和数目字管理。
社会间架结构方面，高层机构不能走的太超前，缺乏低层机构的跟进支持，有如秦代之政治早熟。也不能彼此高低层脱离，各行其是，缺乏合理之纽带联系，好似“潜水艇夹肉面包”，请看晚明和民国。有了稳定均衡的间架结构，才能展开有效的数目字管理。
数目字管理，是一套充满技术理性的管理思路和行政思路，即将整个社会资源纳入到可以计算考核、平衡收支的精细化管理当中。这显然为传统中国所欠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秘诀。
【8.中国传统以意识形态管理，儒家主导价值观，强调道德而忽视技术是其中弊病。】
南宋最后一个宰相贾似道，当时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最后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实际和征收差不多）民间私田，所收购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在咫尺，受宋廷掌握。购田计划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
1275年，贾似道因督战不利被撤职，最后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宋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宋主被跳海，宋朝灭亡。当时很多人不明了前后原委，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像宋覆亡全是他奸险贻误所致。传统历史家借着他曾向忽必烈求和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
黄先生以贾似道的故事，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朝廷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一经进攻，就算有应对策略，实施起来也无后方支持，失败在所难免。
道德因人而异，因价值观而异。传统历史家以儒家道德简化历史，将贾似道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实为重道德、轻技术的浅显见解，也带着不少后人堕入历史的迷雾。
ps，1.有人批评黄先生“借历史之长，掩个人之短”，大历史的着眼点不在于此，个人的行为道德既难评定，又无关宏旨。2.体制改革适应于社会间架结构，高层机构不能走的太超前，缺乏低层机构的整体支持。3.文化对历史的影响，黄先生没有过多的论述。
黄先生说：我一向提倡的“大历史”，也无非将其中的因果关系，拉长拉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他主张放宽历史的眼界，有了纵向和横向的对比，把具体事件置于历史脉络之上来审视，才能看清其实际意义。不受道德务虚之藩篱，不受人身经验之局限，庐山之外看庐山，方见整体面目。
比如有人说，宋教仁之死，断送了中国宪政之路。类似的说法在小历史格局中经常出现。如果放在大历史中去校验，就会有清晰的判断。1950年代之前的中国还处于农耕社会（其后尚有长时间的转型期），农耕社会能走上宪政之路吗？显然不能，缺乏必要的社会间架结构、民众意识、现代技术手段来支撑。
同样运用大历史的方法，我们可以检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等历史事件，何以是那般。
【2.历史具有长期的合理性，如果几代人全属错误，一切抵消，何以解释前后两端的差别？】
我们可以问及：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之接班人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消，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今，而且从1920年间至1990年间尚有显著之差别？难道今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
实际上，蒋介石领导北伐和抗战，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粗胚胎），毛泽东领导农民运动，改造仍是明清社会之乡村，尽扫放贷收租的陋习，建立了新的低层机构。经过各种惨痛牺牲，历史不能令人平白的浪费。即在辗转反复期间，亦仍有全民含默的共同意志在。后继者则要在高低层机构中建立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体发展走向合理化。（参考7，社会间架结构）
即使蒋介石与毛泽东无此深切初衷，但是他们所做的工作却有这样的结果在，对历史的实际评判，远胜于满纸谩骂。
【3.历史的发展，由无数社会和物质因素共同积累作用，在一定时间上发生非常之事。】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职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一，彼时黄河泛滥，诸侯各行其是，修筑有碍邻国的水利，阻碍谷米的流通。有一个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能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
二，中国地区的降雨量极有季候性，天灾洪患不断，战国时常有邻国军队越界夺取收成，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能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所谓的天下“定于一”成为时代趋向。
三，中国农民与牧民，展开了连亘两千年的斗争，战国时已相当严重。中国需要中央集权，将北方几个小国家所筑土壁结合起来构成一座相连的城塞（全国的国防线大致与农牧分界线“15英寸等雨线”契合）。
总之，地理上构成的三个因素，注定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统一中国的非常之事，终由秦始皇完成。
可见黄先生的大历史观很有“存在即合理”的灼见。历史毕竟由无数社会和物质因素共同起作用，人类的分散型智力永远不能理解其全部。黄先生只是试图带领读者窥探它的宏观全貌。
【4.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我们熟知的历史人物，正是在这一时间扮演了这一角色。】
以最负盛名的“贞观之治”为例：唐太宗洽遇时会，7世纪初第二帝国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执行专制皇权时，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李世民所做的，就是铲除内部诸王旧臣之掣肘、外部突厥之威胁，然后虚心纳谏，身体力行，将已有的各制度具体化，遂有“贞观之治”。历史终究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若一味将个人神话，则是小历史格局在作祟。
【5.历史局势中，虽当事人也难能看清自己的使命，许多结果尚在他们的预料之外。】
这个不难理解，参考2。
【6.纷繁的人事背后，整个社会的间架结构以及经济渠道（税收），决定人事之成败。】
这是黄先生大历史的重点，有诸多朝代兴替为证。如明代覆亡于财政破产。至1644年明军欠饷达百万两，士兵长年领不到饷。其原因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1632年，全国1/4县数即欠中央政府的一半以上的总税收。
二，在各县之内，新增税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优免的特权。明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特权户1000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有转嫁到低门下户中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
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数量过于庞大。
四，数目庞大之银两北运，其运转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当时南方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送巨额银两，接收地区再用这些银两购买南方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银南还。向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价昂贵。1619年，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具，士兵裸体穿甲，作战艰难。
经济如此，纵有军事上的奇谋妙策也无从动员实施。满洲人和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7.数目字管理，即在商业社会中，社会资源之精细化运作，为传统农业社会最欠缺。】
这也是黄先生所述重点，参考6。6+7是大历史在技术层面的两大重点，即社会间架结构和数目字管理。
社会间架结构方面，高层机构不能走的太超前，缺乏低层机构的跟进支持，有如秦代之政治早熟。也不能彼此高低层脱离，各行其是，缺乏合理之纽带联系，好似“潜水艇夹肉面包”，请看晚明和民国。有了稳定均衡的间架结构，才能展开有效的数目字管理。
数目字管理，是一套充满技术理性的管理思路和行政思路，即将整个社会资源纳入到可以计算考核、平衡收支的精细化管理当中。这显然为传统中国所欠缺。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富强之秘诀。
【8.中国传统以意识形态管理，儒家主导价值观，强调道德而忽视技术是其中弊病。】
南宋最后一个宰相贾似道，当时既无力作战，也缺乏实力讲和，只好以一切如常的态度使人民不致恐慌。最后军需问题恶化，因为抽税与印钞两种办法都用到极端，贾采取了一个方法，即由政府强迫购买（实际和征收差不多）民间私田，所收购的地区在长江三角洲上之六府，既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又近在咫尺，受宋廷掌握。购田计划如案完成，而这田土收入使南宋朝廷又撑持了约12年。
1275年，贾似道因督战不利被撤职，最后被谋杀。次年元军入临安。再三年之后，元、宋交战于广东崖山海上，宋主被跳海，宋朝灭亡。当时很多人不明了前后原委，对贾似道尽极口诛笔伐之能事，好像宋覆亡全是他奸险贻误所致。传统历史家借着他曾向忽必烈求和和其他小事指斥他为奸臣。
黄先生以贾似道的故事，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政。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朝廷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一经进攻，就算有应对策略，实施起来也无后方支持，失败在所难免。
道德因人而异，因价值观而异。传统历史家以儒家道德简化历史，将贾似道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实为重道德、轻技术的浅显见解，也带着不少后人堕入历史的迷雾。
ps，1.有人批评黄先生“借历史之长，掩个人之短”，大历史的着眼点不在于此，个人的行为道德既难评定，又无关宏旨。2.体制改革适应于社会间架结构，高层机构不能走的太超前，缺乏低层机构的整体支持。3.文化对历史的影响，黄先生没有过多的论述。
有关键情节透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