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人性

（虽然高尚的精神容易赢得人们心灵上的尊敬，但果敢的行动和魄力却更易带来行动上的服从和妥协。） 正如塔西佗所言，他所记录的这段历史，是充满了灾难性的历史。抛却失佚的卷宗，自公元69年迦尔巴即位，一直到维斯帕西雅努斯成为皇帝后，整个国家处于各种各样的内战和与蛮族对抗的战争当中。混乱时期往往罪恶横生，社会失去了惩罚的作用，对安全和利益的追求超越善恶掌控了人们的生活。塔西佗试图找到一点平衡，他在开篇里说，“道德并没有沦丧到连一点崇高的典范都见不到的地步。母亲陪同自己的孩子们一同逃跑，妻子跟着自己的丈夫一道被流放；亲族们表现了勇气，女婿们表现了坚定，奴隶们表现了甚至严刑拷打都不能动摇的忠诚……”（I4） 但是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历史的卷宗里，大量的是在描写战争、兵变、人们的恐慌和军队统帅的野心。当然，不单单是以一种纪实的方式，而是贯穿有塔西佗式的解读——用绝妙的文笔和精准的心理描述书写人物和群体的性格，并在合适的地方进行评论以映照事件的发展。 我想我们首先绝不会忽略他笔下描写的士兵的形象，那简直是给勒庞的乌合之众做的注本。这些贪婪自大而又鲁莽的士兵，他们凭靠自己的利益行事，拥护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统帅，对劫掠的兴趣甚于关注自身的安全；他们不善于思考，轻信谣言，急于行动，易于哄骗并加以操纵；他们很情绪化，不服从命令，倾向于惹是生非，不只对敌人，也对自己人；他们挑剔统帅们的命令，甚至把失败归之于统帅的头上，并且朝他们的统帅举起杀戮的武器。可最为讽刺的是，当营帅下令解除对士兵的巡视和士兵每日的值勤时，“所有的士兵都感到很惊讶，他们开始惶惑不安，面面相觑，他们因为没有人发号施令这样一件简单事实而十分害怕。他们沉默了，顺从了，最后竟泣求宽恕了。”（II 29）关于士兵唯一正面的描述可能只出现在凯奇纳叛变而被士兵加以镣铐的地方。作为日耳曼军团的将领，凯奇纳为了自己的野心和利益试图带领整个军团背叛维提里乌斯，而日耳曼军团的士兵却极其地愤怒，“日耳曼军队的荣耀难道堕落到这样的地步，乃至不经过一场战斗，不负一次伤，他们就叫别人把自己的双手铐起来，就把自己的武器交给敌人吗？”（III 14）在这里，士兵展现了他们的忠诚和荣耀。这就是公元69年左右罗马士兵们的大概样貌。 或许在塔西佗眼中，他们就是这个国家处在混乱之中罪恶的典型代表：拥立奥托杀死迦尔巴的士兵们被描绘成恶棍，他们的“主要刺激物就是忠贞之士的不幸”（I 38）；在两支军队对战的时候，“他们相互之间的侮辱是比他们的称赞语气更能激起士兵的战斗热情的”；他们在失败后面对自己的统帅，“侮辱他，殴打他，骂他是逃兵和卖国贼，这倒不是因为他自己有什么罪过，而是按照群氓的习惯，每个人都把自己的耻辱硬加到他身上。”（II 44）没有荣誉，没有骄傲，只关注私利，受人驱使。不相信而是仇恨崇高，而这一切源于这个时代。 而不直接参与战争的人们是什么样子的呢？当然，这里不是指平民，而是那些坐山观虎斗的官员们，他们试图明哲保身，要想在他们显赫的官位和财富下保护自己却也不是那么容易。毕竟，在一个没有信赖的时代，任何不幸都可能通过谣言落到你头上。“在公开场合，他们根据当时谣言的消息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神情……元老院在议事堂开会时……不讲话时要不致被人认为心中不高兴，公开讲话又要不致引起别人的怀疑。……最审慎最有先见之明的人只用一般常用的骂人的话来攻击他……”（I 85）而各行省对开战双方的态度则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希望快点做决定，以免胜利者战后不饶恕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自己加入的一方不幸失败。“任何地方都没有任何忠诚或感情。恐惧和需要使得人们一会倒向这一边，一会又倒向那一边。”（I 76） 接下来就是那些野心勃勃的将领们了。不过，迦尔巴似乎不属于他们。塔西佗笔下的迦尔巴是个拥有老式的贵族品质的人，他是由元老院选出的帝国的皇帝，他足够正直和善良，但却缺少了作为凯撒应该有的果断。他用选拔而不是收买的方式对待曾在尼禄手下呆过的士兵，试图给予他们以荣耀和尊严，但无奈他们早已习惯接受金钱和赏赐，并且难以接受严格而劳苦的训练，而他所选择的继承人披索显然也没有这样的觉悟，因而迦尔巴错失了他们的支持。“毫无疑问，这个吝啬的老头子，只要是把手稍稍放松一些，近卫军士兵对他的忠诚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的。他的旧式的严格和过度的严厉毁了他自己，这已是我们不能容忍的一些品质了。”（I 16） 而他的竞争者奥托做了些什么呢？他走进营地和士兵们打成一片，叫出他认识的士兵的名字，搬出尼禄的名号获取他们的信任，用金钱和势力收买人心，煽动军团的不满。只有恶劣者懂得怎样对付恶劣者。而奥托就是以这种方式起家的，所以他永远摆脱不了讨好士兵的命运。在即位之初，他为了讨好士兵，免除了士兵们每年假期应付的钱，同时拿出国家的钱贿赂失去这部分收益的百人团长。奥托在对付士兵方面是个天才，他懂得怎样不惹怒士兵又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面对试图杀光每一个正直之人的士兵，他佯怒下令将忠于迦尔巴的凯尔苏斯囚禁，并以这种方式救下了他的性命。但这时奥托仍然没有足够的威望要求士兵，他只是下命令的工具。而在接下来一场因误会而产生的军队骚乱过后，奥托把握了这个建立威信的最好的机会。他在面对军团讲话中，只谴责了少数人，将多数人的错误归于过度的忠诚，同时强调了战斗中统帅的威信，这样他便在士兵们的羞愧之心和自己雄辩的言辞之下赢得了威望。 而维提里乌斯，在奥托这个皇帝屁股还没做热的时候，他已经在率日耳曼军团逐步向意大利进军了。维提里乌斯却不似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我想他之所以反叛是因为当时日耳曼军团内部的火气已经烧起来了，如果他不同意反叛，要么他在日耳曼士兵手下死去，要么在迦尔巴怀疑的目光中死去。这从后来他的行为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人，并且有着懈怠的本性。在战争的初期，士兵们跃跃欲试准备上战场，而将领们却迟迟不动，如果不是日耳曼的士兵提供给维提里乌斯这个机会，我想他是不会轻易反叛的。维提里乌斯会对士兵的行为进行干涉，他同样做了和奥托一样的事情，他讨好自己的士兵并且只能用欺骗的手法赦免一个士兵们痛恨的人，但这更多的出于避免惹上更大的麻烦的想法。他似乎没有管制住自己士兵的意志，这战斗期间塔西佗对他的描述是极少的，但我们可以从战后他的表现中揣度一二。进入罗马之后的维提里乌斯的军队进行着各种放纵的生活，军队的生活很少有什么管制，只要愿意的人就可以在罗马军团服役，而当士兵们向维提里乌斯提出惩处一些将领时，维提里乌斯“并不想制止这类要求，因为他不仅是生来就没有毅力，而且他清楚地了解，不久他必须把赏赐送给他的士兵，可是他又没有必需的钱”。（II 94） 在塔西佗的描述下，当维提里乌斯与奥托的军队开战时，人们倾向于支持维提里乌斯，因为“维提里乌斯的好色和贪吃只能认为是玷污他一个人的缺点，但奥托的奢侈、残酷和胆大妄为看来是对国家却更加危险。”（II 31）相对于维提里乌斯的骄奢和贪欲，奥托张扬的野心和强烈的个人意志的确更显得有威胁感。虽然维提里乌斯的贪欲和懈怠给人们带来的后果因为他在位的时间太短而没有得到彻底的显露，不过这个缺点却带来了他个人的毁灭，使他最终败在了维斯帕西雅努斯的手下。 从塔西佗着笔的角度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士兵们常常拥有着一个愚昧的单一的性格，而对将领们精神气质的描述则阐发着他们是如何控制和利用军团的，以及他们所制造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个统治阶层的道德境况。只有维尔吉尼乌斯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老实说，任何人都不象维尔吉尼乌斯那样经受过如此多次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兵变的威胁。但人们依旧赞扬他，他的声誉依旧不衰。不过军队却恨他，因为他不理睬他们提出的建议。”（关于叛乱的建议）（II 68）塔西佗怀念旧时的道德，那个时候，“勇气而不是金钱构成了罗马国家的更好的基础。”（II 69） 塔西佗对这个时代最为不满的是人们的奴性。“奴才常常是这样：每个人的行动都出于个人的动机，国家的荣誉根本不放在眼里。”（I 90）他们习惯谄媚，因为这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对当时的历史学家，塔西佗毫不留情，他们要么因为热衷于逢迎谄媚，要么因为憎恨专制而无法写出客观的历史。而这一切，他认为，缘起于帝制和帝国的扩张所引诱出的人类的野心。“从那时起，人们所追求的除了最高统治权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了。”（II 38）而平庸而懦弱的普通人，除却服从也再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选择了。 内战的频繁爆发是这个时代德性衰落的标志。当先例一开，就再没有人能够以任何合法性的保证占稳皇帝的位子了，即使维提里乌斯击败奥托后，打着支持迦尔巴的旗帜，但是那已经不能说明什么了。他将被他倡导的方式击败。而关于内战，塔西佗通过一个在战场上杀死了自己的父亲的儿子的话，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这个士兵喊道，“这罪行是国家犯的。一个士兵在内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这让人想到莫泊桑在《蛮子大妈》里描述的战争中的平民，“农人们都不大有什么仇恨，这种仇恨仅仅是属于高等人士的。至于微末的人们，因为本来贫穷而又被新的负担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因为素来人数最多，所以他们成群地被人屠杀而且真地做了炮灰；因为都是最弱小和最没有抵抗力的，所以他们终于最为悲惨地受到战争的残酷祸殃；有了这类情形，他们所以都不大了解种种好战的狂热，不大了解那种激动人心的光荣以及那些号称具有政治性的策略。”塔西佗用这种无声的方式控告造反者们的贪欲和野心。 因为塔西佗注重那些领导者们性格的描写，并且给予他们重大的历史和政治意义，这使得塔西佗在描述一个将要成功或者将要失败的人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人描写的就像是将要成功或是将要失败的样子。塔西佗对政治生活的描述是一场人性之间的碰撞，这碰撞期间发生的种种迹象预示着最终的结局，而高尚的人性塑造着高尚的政治，卑劣的人性造就卑劣的政治。从他对这些卑劣行径的口诛笔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生活的期待，一个由高尚的精神引导的政治生活。 只是我们又不可避免的发现，塔西佗的笔下展示了一个令人懊丧的现象—至少在内乱期间是这样的：虽然高尚的精神容易赢得人们心灵上的尊敬，但果敢的行动和魄力却更易带来行动上的服从和妥协；甚至在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里，高贵本身成为人们痛恨的对象。如此我们看到一个隐约的令人不愉快的结论：如果我们试图制止某种罪恶，德行本身可能是不足以提供足够的力量的。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不能仅仅像宫崎骏动画里的主人公们那样，试图以善意和宽容来感化我们的敌人，必要的政治手段是被需要的。 思考会不自觉的转入对人性的关注，就像现代人常常会思考的那样：人性是不是卑劣的？有没有崇高的值得称道的东西？并且在思考的同时怀抱有深深的幻灭感，因为发现自己很难找到答案。可是生活本身却在继续。我想就时代而言，即使在罪恶的时代里也有高尚的坚持，在承平的年代中也有奸佞的小人，人性是善恶共存的，而时代的不同可能会诱发出不同的方面，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