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异，才是故事的回返

这是一部写作手法极为复杂的后结构主义小说，同时存在三个异文本和四个异作者，然而当我如此阐述时，我虽没有说谎，但说的却绝非事实——后结构主义的文本世界里不存在事实，正是这一前提条件注定了每一种阐述都是对的。哦，不行，这样的说法还是有问题，尽管法国语言学家罗兰－巴尔特肯定会为我的说法背书，但法国诠释学家保罗－利科却有可能不赞同，至于意大利符号学家安伯托－艾可则是必然的坚决反对。这几位知名学者都支持文本的多元理解，但又相互不认同，都忍不住要对阅读这原本应该很单纯愉快的事指手画脚。既然不管如何理解和阐述，都没办法同时取悦这些学者，身为读者的我只好别扭地说道：我“置身在文化脉络里进行有边界的阅读”，“透过自我与文本的同谋来建构意义的世界”，并“在重读的过程中，生产出差异，打破阅读边界，最终达致文本的多元理解”。而在这多元理解当中，其中一种理解是….。

＊＊＊《S.》的主体结构
《S.》小说实体的最外层是个硬壳书盒，上头印着书名《S.》和作者J. J. 亚伯拉罕与道格－道斯特的名字。揭开书盒后，里头放着一部书皮发黄泛黑、书脊贴有白色书码标签、显然属于图书馆的陈旧小说，小说上印着另外的书名《希修斯之船》，作者则是陌生的名字V. M. 石察卡。打开书页后，比内文更先映入眼帘的是斑斑的手写字迹，绿色、蓝色、黑色、红色圆珠笔在每一页书的边缘空白处和行段之间，留下了满满的文字题注和对话。小说开篇的序言则由此书的翻译兼编辑兼评论者留下，说明这部小说是作者石察卡的遗作，但作者尚未完成这部小说的结尾章节即故去，译者／评者遂基于自己对作者和前文的理解而进行补刀，只是无意指出补刀之处始于哪里。

至此，虽然尚未展开本文的阅读，但一系列的问题已经被放在读者眼前。既然小说的书名是《S.》，真实作者是J. J. 亚伯拉罕和道格－道斯特，那么《希修斯之船》这本书与其有何关联？V. M. 石察卡这位作者是谁？在书中空白处留下题注、进行对话的读者又是谁？而书中究竟哪个部分出于原作者，哪个部分又出于译者／评者？多文本、多框架的后设写作手法已然突出这部作品的后结构主义风格，而作品本质、作者身份、读者行动、译者／评者作为，这些原本在阅读过程中被置于边缘地带的问题，都被移到阅读的中心位置，将读者导向当代语言学、符号学与诠释学对文本阅读的种种阐述。而《S.》此一书名以及小说的结构与主题，更强烈地指涉向罗兰－巴尔特于1970年所创作的后结构主义小说《S/Z》及背后的文本阅读理论。

＊＊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与《S/Z》
上世纪中期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逐渐转向后结构主义语言学。从名称便可以看出来，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并非提出新的语言学理论架构，而是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进行质疑与反思，因此两者虽然有明显的差异，却又很难截然划分开来。实际上，在索绪尔所建立起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概念里，便已有后结构主义的多元意义身影。索绪尔主张语言的基本单位是语言符号，每个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其中能指是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则是符号的概念，两者对应以构成一个完整的语言符号。然而这样的对应关系是人为约定的，是任意的。而且单独的语言符号没有意义，必须在与其他语言符号的相互区别和对立中才能显现出来，因此语言的本质是各个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由此延伸出来的是，整个符号现象，亦即所指和能指的对应结果，所呈现的只是人类集体的约定与默认，背后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和本质性。

法国符号学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率先对结构主义语言学提出质疑，他认同索绪尔对能指与所指的划分，但主张能指指向一个意义后，这个意义又会指向其他意义，就像火焰指向燃烧，燃烧指向化学反应，因此能指的意义就在这无限的暗示中有了不确定性。然而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对应后便固定了词语的意义，德里达认为这是长期以来“言说”压抑“书写”的结果。书写不象言说，有发话者在场，能为自己的话语进行说明，因此文字符号的意义便得趋于明确与固定、趋于简单的二元对立，借着限定／压抑文字符号的意义自由来避免歧义，使其能达到如言说般的明晰确定。于是包括言说和书写在内的整体语言便走向意义的单一和僵固，人类的思想里也充斥着各种二元对立的教条式观念。德里达因而主张对既有符号系统和知识框架进行解构，回复意义的多元性，将人们从思想和观念的禁锢中解放出来。

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则是透过知识的历史考古分析来挑战语言意义背后的连续性和本质性。福柯认为知识体系所赖以建立的语言，受制于其时代内在对世界与生活方式的某种特定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在历史发展中并非总是连续性的，而透过对历史中认知模式非连续性、差异和断裂现象的考察研究，福柯发现推动语言意义确立和改变的，并非真理、而是权力。福柯进一步阐述，因为社会对论述的控制，使得论述本身不再是单纯的语言因素，它变成了整个话语运作过程中，各种现实社会力量的角力和协调的总合。论述者为了表达或达到某种目的，在其论述运作过程中，充满着权力的比试与拉扯，当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意义时，其实也就是接受者承认了言说者论述权力的正当性。例如将思考方式殊异于众人的人称为疯子，并将疯子的意义指向精神疾病和隔离矫正。因此，福柯认为，语言系统背后隐藏的是权力的展现、以及规训与教化目的。

法国语言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原本是一个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致力于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运用到一切文化现象上，并据此创立普遍的符号学。但在出版一系列著作、成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旗手后，巴尔特的立场却逐渐发生变化，转向立场对立的后结构主义。巴尔特的学术论述从“一切文化和文明现象都是符号，可以透过结构分析解读出客观意义”出发，最终却抵达“符号立足于有任意性的人为约定，因此一切文化和文明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不存在客观意义与正确解读”这一终点。巴尔特这种朝向多元理解的论述转变，既是因为上世纪六、七0年代欧洲在经历半世纪的政治动荡和意识形态倾轧后，出现了剧烈的反权威潮流，也是因为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为多元理解打下理论基础。

从1970年出版《S/Z》开始，罗兰－巴尔特的理论重点便转向文本阅读/写作的问题。许多人认为，《S/Z》是巴尔特的学术立场从结构主义转向后结构主义的代表性标志。直观上看来，《S/Z》是巴尔特针对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萨拉辛》所写的评论文章，采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文本意义的解读，句段划分、符码归类、意义建构。然而这当中的结构分析方式，无论是划分句段的方法、用以表征的符码、以及阐述的方向，都是巴尔特自己所创造的。尤为甚者，巴尔特所创造的这一结构分析方式里，句段的划分多达561个，极端细碎、任意，符码系统也被刻意打散、彼此不连接，故事主题也从讲述爱情被重新诠释为探讨“阉割”。

透过《S/Z》里的特殊结构安排，巴尔特创造了一个同时例示意义建构与解构的文本。从意义建构的角度说来，身为读者的我们看到巴尔扎克在《萨拉辛》里的叙事，以及巴尔特对《萨拉辛》这个文本所做的解读；从意义解构的角度来说，巴尔特打破我们对《萨拉辛》和《S/Z》这两个文本的传统阅读方式，凌乱的句段与符码干扰了叙事的流畅性与意义的结构性，让我们无法找到明显的叙事规则和意义结构。巴尔特封闭了通往“作者”和“文本意义”的唯一道路，进而突破意义的垄断，将阅读和理解开放给读者。因此巴尔特在文中说道：“我递送，我传引，我接合，我起动，我不结帐”

对于转向后结构主义的缘由，巴尔特的阐述是，他以结构主义立场在叙事世界里探寻，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洞察所有小说的单一结构，然而这样的探寻以失败告终。因为他发现每一个文本都存在着“差异”，不光是文本与文本之间不同，更重要的是每个文本内部自有诠释的开敞、意义的自由。这种诠释开敞、意义自由，也不单指的是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理解，而是每个读者在每一次阅读时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巴特尔认为这种差异的生产才是所有文本的共相，是故事的回返，单一结构的探寻与确立反而会抹除这种差异。由此，巴尔特不再依附传统对于普遍和单一意义的追求，而是力求展现文本的多元理解特征。“差异”也因此成为后结构主义的重要特征。而巴尔特之所以说差异是故事的回返，而不说是故事的“终点”，表达的正是差异必须透过“重读”一再生产出来，包括对语言符号、句子、段落、文本的重读，进而建构具有多元意义的文本世界。

在认同“差异“的基础上，巴尔特将文本阅读区分为两类，消费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其中消费性阅读是以文本为消费品，阅读的完毕代表消费的结束。创造性阅读则着重阅读的生产过程，阅读的结束只是暂时生产关系的停顿，文本作为阅读的物质性基础仍保留着可被开发运用的资源，并且随时可以经由再次阅读、不断重读而展开另一个生产的关系。巴尔特进一步将提供消费性阅读的文本归为“可读型文本”，而促进创造性阅读的文本则称为“可写型文本”。虽说差异是所有文本的共相，每个作品都存在创造性理解的内核，但不同作品中含有的消费性与创造性的分量不同，也就有了不同的类别归属。例如巴尔扎克的《萨拉辛》便属于可读型文本，《S/Z》则属于可写型文本。

＊＊《S.》与《S/Z》
从很多方面来看，《S.》这部作品都有着《S/Z》的影子。从主要架构看，《S/Z》是由《萨拉辛》这个故事和巴尔特对其所做的评论构成，《S.》则是由《希修斯之船》这个故事和作者所做的注释和空白位置里的对谈构成。从名称上看，《S/Z》里的S指涉的是萨拉辛，但巴尔特在文中对萨拉辛这个名称的评述则是，“萨拉辛所指为何？一个普通名称？一个专有名称？一件事物？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换言之，巴尔特以S来指涉萨拉辛，继而以萨拉辛指涉意义不明。在《S.》里头，S是画在一张纸条上的符号，指涉的是意义不明，失忆的主角则将这个S当作自己的名字。从解构方式来看，《S/Z》借由凌乱的句段划分和不连续的符码解读来干扰叙事的流畅性和意义的结构性，《S.》则是透过任意牵引而出的注释与读者论述来达成干扰。此外，《S/Z》的评论里刻意将《萨拉辛》的主题从“爱情”偏移解读为“阉割”，《S.》的译者注释和读者评述则是将《希修斯之船》的主题从“主角S.的身份”偏移转换为“作者石察卡的身份”。

《S/Z》并不是第一部透过评论来干扰读者阅读的作品，拉迪米－纳博科夫在1962年时出版的《幽冥的火》便已借由长诗与评论这样的双重结构“戏弄”过读者。在《幽冥的火》里头，一个诗人写下一部巨幅长诗，但在结尾尚未完成前便过世。这个诗人的邻居恰好是个文学教授，经遗属授权后负责为这首长诗做评述和注解。然而当读者开始认真读着诗文和评注时，却渐渐发现评注益发地荒腔走板。教授在评注里大量夹杂自己的生平事迹，处处表现自己的博学广识，还对原作诗人明嘲暗讽。“评注”堂而皇之地篡夺了“本文”的主角地位，“评者”则罔顾“作者”原意而任意阐述、呈现自己。两个“异文本”（长诗与评论）和三个“异作家”（诗人、教授与纳博科夫）本该相互补充却暗地里彼此拆台。于是读者终于幡然醒悟，在阅读的世界里，除了自己和文本以外，作者、评者和他们的叙事与阐述都是海市蜃楼，背后固然有真实的存在，但绝非读者目力所能及。

透过评注的潜越来消解文本客观意义的创作手法，在波兰作家史坦尼斯基－莱姆那里走的更远、更极致。莱姆在1971年出版的《完美的真空》里，同时针对十五部作品进行评论，然而这十五部作品却根本不存在，不仅是在现实世界里不存在、纯属虚构，就连在《完美的真空》这部小说里也不存在，必须透过评论内容来粗略了解十五部作品的主要内容。虽然这十五个评述写得生动活泼、知识丰富且引人入胜，但在读完之后，读者不仅要自问从中读到什么意义，还要问自己究竟读了什么？若说读的是一部由十五个评论组成的完整作品，这十五个评论在原作不存在的情况下，是如何从真空里生产出自己，又如何在以真空为素材构建自己的情况下进一步构建出一部完整而真实的作品？

如果说纳博科夫和巴尔特消解了作者与评者的确定性与可信度，将读者与文本独自留在阅读的世界里，那么莱姆就是消解了文本，将创作与阅读全都留给读者自己。就像《完美的真空》里头的评论家既是读者也是作者，他在并未真实阅读文本的情况下，凭空便写出十五个内容完整的文本评论。因此，读者之于阅读，不仅是必要条件，也是充分条件，无需透过文本此一介质，自身便足以完成创作、阅读、理解以及诠释。由此，莱姆反向地消解了作者、读者和评者的身份差异，无论是作者的创作、读者的阅读、抑或评者的理解与诠释，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个人理解与诠释的呈现，从来就无关乎客观意义。也因此，当后结构主义者疾呼停止对客观意义和作者意图的追寻时，莱姆说的却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相较之下，《S.》的结构更为复杂，除了故事主体《希修斯之船》和评论／注释以外，又增加一个由两个读者所构成的空白处对话层。一方面是评者／译者与两位读者各自就故事主体探讨着作者意图，一一提出当中得以指向作者身份与意图的符码与象征，以此加强确立作者与文本意义的可信度。另一方面却又进行着反向的消解，透过对评者潜越与虚构的明确指出，以及对读者偏执的暧昧影射，先后消解作者、评者、乃至于读者的可信度。与此同时，作品里所附加的两个异文本的存在除了对正文的阅读流畅性造成干扰外，还透过读者阅读的动作渗透进文本的意义世界，在里头扮演角色、进行互动。

＊＊作者的生与死
《S.》这部作品的读者对话里头，最为关注的议题除了作者石察卡的真实身份以外，便是其生死的问题。作者的生与死恰好也是当代文本论述里头的一个重要议题，指涉作者意图在文本里所扮演的角色。巴尔特认为在传统文本里，作者是作品意义的赋予者，读者则是接受者。如今读者要得到解放，要以最大的自由来阅读文本，就必须撤除作者的权威地位，因此主张作家应当进行中性的、非情感化的“零度写作”，让写作本身成为文学的目的。他在后期更进一步地喊出“作者死去”，倡言读者之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巴尔特所说的“作者死去”自然不是要作者真的死去，而是以作者的生与死来指涉作者意图／客观解读在作品中的存废问题。巴尔特认为在既定的文化脉络和语法结构里，作者在作品中扮演的角色不过是拼贴工，真正赋予文本以意义，完成作品的人是读者，因此读者才是文本真正的作者。

对于巴尔特的主张并非所有学者都认同。法国诠释学家利科便在结构主义和加达默尔的理论基础上主张，书写文本的开放理解特性是天然存在的，作者在读者阅读时的不在场，即赋予书写文本相当的自主性，使其不受作者意图的钳制。因此无需透过刻意的可写型创作，作者在文本完成当下便形同死去。然而书写文本所使用的语言符号和词语之间的关联性，则会将开放理解与任意理解区隔开来，使得书写文本的意义被固化在开放但不任意、自主却不随意的状态。在此之间，书写文本呈现的是各种理解的可能性，要待到读者进行阅读的那一刻，在读者前见与文本相互作用下，文本意义才会现形与存在于读者的理解与诠释里。由于书写文本与作者之间存在距离，由于书写文本需要被抛入读者的主观意识当中方能产生意义，阅读必然通向多元和差异理解，只是这种多元与差异理解须服从于语言／语义的限制。

相对于巴尔特极力倡议开放文本的多元解读，意大利符号学家艾可则是一再警示文本“误读”的危害，小至人际沟通、大至历史阐述，都可能因细微的符号误读而扭曲变形。艾可认为，虽然符号本身是多义的，存在各种理解的可能性，然而作者与读者所身处的语境／文化脉络却会为文本意义加上边际，使其解读方式有迹可循，跳脱脉络的解读方式则导向误读。进一步地，艾可不仅认为文本解读的方式有其限制，更主张文本两端存在“标准作者”和“标准读者”。真实作者在写作时，固然会受到自身主观经验的引导，但其与他人所共享的文化脉络则会透过语言语义法则、价值观念、认知模式的作用，在文本中凝结出一个被多数读者经验到的作者意图和作家形象，这是为标准作者。同样的，每个真实读者在阅读同一文本时虽会触发不同的个人体悟，但在这些个人体悟当中有共同文化脉络下集结出的共性，这便构筑成一个标准读者的形象和理解方式。标准作者／标准读者不同于真实作者／真实读者，并非真实存在的某一个人，而是借由文本而形塑出来、剥除个人独特主观经验的作者与读者形象。

虽然艾可与利科的切入点不同，但两人理论的方向却是相似的，都努力着将文本阅读从无限解读拉回到多元但有限的解读，将作者意图从彻底消失重新再现于一定距离之外的若隐若现。至于《S.》这部作品则将作者的生死问题置于不可知的位置，既无从确定其生，亦无从确定其死。这种生死不明的状态，一方面是基于评者／译者中介的必然混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多元理解对作者意图的必然包容。就像纳博科夫的《幽冥的火》里描述的，评者／译者的中介并非全然可靠，其理解与阐述经常偏离作者原意，由此构筑出来的作者意图与作者形象则无从确认其虚实。再者，在肯定文本多元理解的基础上，各种理解方式皆有其正统性，探寻作者意图、向作者意图趋近的理解亦是多元理解的一员，亦有其正统性。因此，作者的生与死不仅不可确知，也不影响多元理解的完整性。

＊＊＊《希修斯之船》
＊＊希修斯之船
希修斯之船是希腊哲学家普鲁塔克（Plutarchus, 46-125）在西元一世纪时提出的一个哲学思想问题。根据希腊神话里的传说，希修斯在克里特岛上杀死迷宫怪物米诺陶后搭船回到雅典，但因为忘记挂上象征胜利的白帆而致使其父亲自杀而死。普鲁塔克由此发想提问，假设这艘船被雅典人保留下来做为纪念，并在岁月中悉心地持续更新维护。那么，当最终船上每一块木头都被替换过后，这艘船还是原来的船吗？如果是，明明船上的每一块木头都和原来不同。如果不是，又是从何时开始不是的？

希修斯之船这一哲学悖论的核心是“同一性”问题，亦即事物在发生诸如空间位置、构造成分、外形特征等变化后，如何被继续认为是原本的那个事物。虽然这里讲到的是“事物”在变里的不变，但希修斯之船或说同一性问题，本质上涉及的是人类认知方式问题，是事物在客观世界里发生物理变化后，在人类的主观心理如何保持同一信念，以及要破坏这种心理上的同一信念所需要的物理变化的质与量为何。在现实层面上，同一性认知的存在极为重要，试想如果一个人在孩子剪头发、车子掉油漆后，便不认得自己的孩子和车子会是什么景况。

尽管各种论述皆不尽相同，但在同一性问题上有一个比较被多数人接受的共识，就是“连续性”（或说“接续性”更为恰当）对同一性认知的产生有关键性影响。这里所指的连续性包括事物发生变化时在物理上的连续性以及在人类心理上的连续性，两者必须互相支持与补充。就像一个放在隔壁房间桌上的玻璃杯，在一阵声响后消失，转而出现一堆在地上的玻璃渣。虽然没有看见连续的物理变化，但我们在心理层面透过对变化前后的物理特征观察和逻辑推理，可以建立起心理上的连续性，而这心理连续性合理地支持物理连续性的存在，于是我们便认为原本在桌上的玻璃杯和后来在地上的玻璃渣是同一个物体。

至于在光谱式的渐变过程中，一个物体从“同一物”转变为“不同一物”是否存在决定性的阶段，则是无法确定。例如“堆的悖论”里头，一堆稻谷和一颗稻谷不同，逻辑上有个决定性数量在两者之间划分出界限，但实际则不然。同样是面对稻谷问题，不仅每个人认为的决定性数量不尽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候的决定性数量不尽相同，就连同一个人在同一时候所判定的决定性数量也往往是带有犹豫和怀疑。这种不确定状态其实支持连续性、尤其是心理连续性作为同一性基础的论述，因为连续性的判定涉及前后两种状态的比较以及推理，是一种发生在当下的行为，还要求个人先前的逻辑思维方式作支持，因而有相对特性存在。

相比于“物”的同一性，“自我”的同一性则是更为复杂的问题。我是怎么知道现在的我和十年前的我是同一个人？这当中不仅涉及同一性问题，还涉及“我”是什么的问题。“我”既包括身体的我和也包括心灵的我，而心灵的我既要充当“知道我是我”里头知道的主体我，还要充当被知道的客体我，必须先一一区分开来。首先关于我是什么的问题，身体的我具有实体很容易被认知，但心灵的我却不然，必须透过知觉、认知、意识的存在来推论。当我们说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时，其实是看到自己的手、听到自己的心跳、碰触到自己的脚，在五感之外我们并没有一种独特的“我”的感觉。然而矛盾的是，大多数人在认知层面却又都清楚“知道”自我是存在的，指挥着知觉、认知和意识功能。

人们对于自我的存在与否以及其存在方式并始终没有定论，但现今普遍采纳的是洛克对自我和自我同一性的论述，这背后的原因不在于洛克的观念更为正确，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必须为人的行为界定出负责的主体，方能在法律的框架内施行赏罚，而洛克的观念恰好是以此目的为出发点。洛克首先将人和人格区分开来，人是有知觉、能思考的智能生物，而一般所谓的人单指的是具有人的形体的生物，也就是身体部分，因此可以设想存在一种能知觉、能思考、但没有身体的东西，谓之人格。由于意识总是伴随着知觉和思考出现，意识也总将感知到的知觉和思考视为“我的”，构成“自我意识”。因此，自我是透过意识连合各种知觉和思考而形成，自我便等同于人格。在此之间，自我成立于自我意识，亦即人格因为意识才得以存在，并非任何实体，既不是物质实体，也不是非物质的精神实体。

在洛克的论述里头，人格从人的一种属性转化成一种与人并列的抽象存在，有知觉、会思考、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因此是一个具有法律能力、能够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自我同一性问题也因此等同于人格同一性问题、亦等同于意识同一性问题。于是乎，无论身形外观如何改变，意识是否同一成为判定一个人还是不是原来那个人的标准。至于意识同一性的判定方法端赖于记忆，如果一个意识在不同时间都能回忆起过去的行动和思想时，便意味着这个意识具有同一性，而当意识具有同一性时，就表示这个人的自我或人格有同一性。洛克的论述从现实面来说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也符合人们直观上的感受。然而如若细细推敲，洛克的自我同一性理论里头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假设，尤为严重的是，经过演绎后，记忆俨然成为人格和自我同一的决定关键，失忆必然导致一个人不再是同一个人。

对于洛克所论述的自我以及记忆对自我同一的决定性，休谟抱持反对的意见，他认为所谓的心灵的我其实就是流变的知觉所构成的意识流，这些流变的知觉之间没有可被观察到的关联，但我们基于它们之间的接近性而在观念上将其作结合，认为它们形成一个整体，进而产生“自我”的印象。然后是记忆在唤起知觉的意象时，会透过相似关系和因果关系来选取素材，并在想像里将这些知觉意象的素材安排成连续的系列，仿佛是事物在时间里的连续变化，进而形成“同一”的概念，因此自我和自我同一性都是想像的产物。康德则是指出心灵的我作为感知的主体，只能感知到那些被感知的事物，但无法感知到自身，就像眼睛可以看到东西，但看不到“在看”的自己，因此心灵的我是不可知的。然而，心灵的我虽然不可知，但它与生俱来便有着一些可被观察到的运作法则，包括将经验的各种印象结合成统一的意识，产生所谓的自我意识，因此自我同一性便等于自我意识。

美国哲学家泰勒则是直接就否定自我的存在，他认为我们对于外在世界可以精确描述，但对内在的“我”却完全无法做出任何说明。我们对“我”一无所知的状态，就表示它是绝对的空无，其存在乃是由“想像”虚构出来的。无论如何，自我唯一关心的是“我”的幸福和快乐，而且自我也只有“我”才能知道和感受。外在他者对“我”的自我之所以有所关怀，主要是出于法律上的需要，因此洛克对自我和自我同一性的论述至今仍旧是主流。

＊ ＊《希修斯之船》
《希修斯之船》是《S.》这部作品的主体和正文，也是附加于外的另外两个异文本和叙事框架所要解构的对象。《希修斯之船》的故事本身具有浓厚的魔幻和象征主义色彩，纵使没有异文本对阅读行为的干涉和入侵，其解读便已存在极大的开放空间。正文故事讲述一个失忆的男子S.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份而展开一段奇异的冒险旅程，S.在旅途的终点虽然仍旧不知道自己过去是谁，却透过这段旅程而对当下的自己有所认识和肯定。“失忆”、“身份”、以及“希修斯之船”这个书名，在在指涉向自我同一性问题。因此，在将异文本视为对阅读的干涉而专注于正文故事所产生的解读方式之一是：以洛克的自我同一性理论为起点，通过S.在寻找自我身份的旅程中的种种经历，包括年岁外貌的改变与行动目的的不变、“我”与“他者”对自我身份认定上的主客观差异，再结合上读者自身的真实经历和知识，最终对自我和自我同一性的本质问题有所领悟和评判。

另一种解读的方式则是将附加于外的异文本视为一种参照，将其纳入理解的视域，一方面跟随那两位在空白处对话的读者推进自己的阅读，一方面考察和评判其他读者在阅读相同文本时的同与异。这两位读者对《希修斯之船》的主要关心所在，是作者石察卡透过文本里的各种抽象符号所影射的现实状态。石察卡是一个致力于对抗集权主义的作家，世人皆知的是，他笔下的作品尽管抽象，但却都表征着当时代里真实存在的暴力和压迫。石察卡正是透过自己的作品来揭露和对抗邪恶组织，他的隐匿状态则是为了躲避邪恶组织追杀的不得已之举。石察卡的经历与故事里的主角S.极其相仿，因此两位读者认为，在细细对照和分析下，故事里的人物和事件都能在现实里找到原型，而里头那些暧昧不明的符号、词语和写作手法，也都是隐含着信息的暗号。只要解开这些谜团，作者石察卡的真实身份也就会水落石出。

在认同解构式的创作手法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参照罗兰－巴尔特对阅读和文本的分类，将这两位读者所进行的阅读方式归类为传统的消费性阅读，亦即以“解谜”的态度来面对作者在文本中的种种情节安排，一步一步地揭开作者隐藏在后的创作意图。解谜的过程是阅读乐趣的来源，而当所有谜题都解开，也就是阅读结束的时候。有趣的是，作品中的这两位读者虽然进行的是消费式阅读，但他们的解谜动作却是无止尽的，由于作者始终处于隐匿的状态，谜底永远得不到确认，因此谜底变成谜题，谜题又衍生谜题。两位读者虽然最终对作者身份有所推断，但亦得出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验证的结论。这两位读者的解读方式和方向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意大利符号学家艾可在《傅科摆》里的描述：以神秘学为出发点而产生的误读，一张购物清单衍生出一本本神秘学书籍，一本本神秘学书籍又衍生出一段段荒诞历史。无论如何，消费性阅读亦可以是创造性阅读，亦可以导向开放式的文本和无止尽的重读。

还有一种解读的方式是以法国诠释学家利科对文本阅读的论述为基础，将异文本视为一种发生在当下、持续运作中的阅读力量，真实读者（即是“我”）自身对正文和异文本的阅读则构成另一股力量，两股力量在阅读过程中彼此互动而生产出文本意义，而这文本意义又与正文内容相互指涉。利科对文本阅读和理解的论述是以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和加达默尔的视界融合理论为基础，适度地调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客观意义的强调，既重视读者在阅读时的主观投入，也重视文本自身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利科认为，相较于口语的言说，书写与阅读之间、作者与读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距离。读者在作者写作时、作者在读者阅读时缺席，这使得文本而非作者或读者占据着理解和诠释的中心地位。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时空距离，理解和诠释才有必要，也才具有创造性。文本不像言谈那样要对谁说，就什么而说。它只是自说自话，展开自己的结构，实现自身的功能。文本在诞生的同时便与作者隔绝，不受作者意图的束缚，因此有其独立性与自主性。

“文本的阅读”和“文本的理解与诠释”是并存不可分割的，就像我们不是先“读”然后再理解与诠释“这是什么”，而是在“读”的同时即“读到什么”，两者合二为一。因此可以说，阅读是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共谋，文本在被阅读的瞬间便被抛入意义的世界，理解和诠释在当中起到让文本意义存在的功效，是一种先于主客观之分的存在力量。就像最开始时是“我看到一个东西”，在认识到那是鸟后，再看到那东西时便进展成“我看到一只鸟”，而在认识到那是九官鸟后，再看到时便又进展成“我看到一只九官鸟”。首先，那东西（文本／符号）的意义在读者与文本的共同作用下方能生成，而且是在阅读的当下便在理解和诠释力量下促成。其次，那东西本身，亦即文本的结构、内在关系、以及涉及的语言，虽然召唤读者的投入以产生意义，却将理解与诠释的任意性限制住。再者，从一个东西、到一只鸟、再到一只九官鸟，读者前见和文本意义在过程中不断地丰富与更新，表现为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逐一被克服、关联逐一被建立、异己渐次化为本己，文本由此有了新的存在模式。

因此，文本意义并非固定不变、内在封闭的，而是对外开放、会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丰富与更新。但文本意义却也不是漫无边际，任由读者随意发想，而是会受到文本的限制。文本因自身的结构和内在关系而有了“意涵”，然而必须透过读者阅读才能实现“意义”。文本意涵是文本形成时便被固定的，超越时间，文本意义却具有现在维度特征，发生在读者与文本之间、阅读之时。也因此，阅读不是读者将自身理解与诠释的先天性投射到文本上去，而是读者通过更新的文本存在模式而让自身理解与诠释的能力得到扩大。阅读不仅只是文本意义的发现活动，更是文本意义的参与创造，文本和读者各自会在当中一再达成自身的生成与再生成。

在利科的论述基础上，通过阅读，读者与文本共谋而进入“意义的世界”，一个想像性的意象世界。因此当真实读者“我”阅读《希修斯之船》时，一个通道便被开启，让我得以从现实世界进入抽象的意义世界，而我也化身为失去过往记忆的男子S.，展开一段寻找文本意义的旅程……故事开始于一个失忆的男子，他对自己所知道的是，口袋里有张画着S.符号的纸条，以及莫名的坠落感，似乎自己曾经从高处下坠。他偶然在酒馆邂逅一个叫做索拉的女子，但旋即被一个长得像自己的人绑架到一艘船上。男子再次遇到索拉是很久很久以后，但在这很久很久之间，他毫无缘由地愈发认定索拉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认定索拉和自己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也认定找到索拉极其重要。最后结果显示，索拉确实知道男子是谁，但又不知道他以前是谁。两人之间确实非常亲密，索拉甚至说我们就是我们，我们已经是我们好久、好久了，正因为如此，我就是你。

男子被绑架而登上的船极其魔幻，船上没有船长，而水手都被缝上了嘴。水手们得到命令要将男子带上船，但目的和缘由却无人能回答。男子试着在舱板上刻下自己的故事，但最终出现在舱板上的字却和他想的不一样。其中一个水手说，缝嘴是传统，缝上了嘴就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还警告男子说，“你最好别损毁我们的船。你要尊重她，要把她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我们是靠她运载的。”男子后来发现，时间在船上过得比陆地上慢。还发现这船无论外观如何老旧损毁，他总能认出它就是原来那艘船，而且无论男子流落到陆地上的哪个地方，这艘船总会找到他，也可以说他终会遇到这艘船。于是我知道了，这船就是《希修斯之船》，是一个具有自主性与独立性的文本，正是通过她的运载，身为读者的我才得以进入意义的世界。她有自己的结构和内在关系，在诞生之际便被固定并超越时间。因此船上的时间过得比陆地上慢，而书写在舱板上的字也总无法随我意思。

渐渐地，人们开始用S.来称呼男子，而男子在这个缺乏理性和秩序的世界里，也一点一点地展开新版本的人生：对抗一个名叫韦沃达的军火商，到世界各地暗杀韦沃达的特务。就像S.一样，没有人知道韦沃达的真实身份。韦沃达对这世界有着莫大的影响力，是所有集权独裁力量背后的支持者。韦沃达的特务四处追捕着S.以及其他S.集团的成员。S.知道，无论他被哪种武器制服，最后都会被人从窗口扔出去，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会在你身上栽赃一张纸，然后从高处推你，让你跌下来，让你快速坠落。出于讽刺，S.每次暗杀韦沃达的特务时，也会在尸体身上放上一张纸，一张从某本书上撕下来的纸。我又知道了，韦沃达和特务们就是异文本里的那两位读者和评者／译者，他们在《希修斯之船》里寻找作者意图，在字句与符号里寻找固定意义，他们服膺于权威，也是权威本身。当我将目光移向他们的文字时，他们对文本的单一论述便追杀着我，要将我的多元理解钉死，然后用他们的固定意义栽赃我。他们的固定意义就是一张单薄、从其他书上撕下来的纸。

S.终于发现船的最底舱里的秘密，水手们不在甲板上头值班时，便在底舱里用蓝黑墨水将自己的故事书写在纸张上，而这些写满故事的纸张会被放进板条箱，然后送到一个不在地图上，没有人在的岛上。终于S.也被缝上嘴，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报酬是他也可以用蓝黑墨水在纸上写下自己的故事。在这儿，他的心和手之间没有隔阂，转换没有错误，出现在纸上的正是他想写的字句。然而当他有意识地想把自己所做的事情串连成有条里的线性叙述时，这些叙述却开始抵抗、不肯就范。S.越是努力尝试，这些叙述就不断偏离事实，愈来愈扭曲怪异。当然，当然，这些水手和我一样，都是搭上《希修斯之船》的读者，他们也和我一样，在阅读之际持续生产着自己的理解与诠释。这些理解与诠释从符号开始，衍生出意义后，意义又衍生出意义，因此是多元的、开放的、以及无尽的，不受线性叙述的规管。水手们之所以缝嘴，那是因为传统里作者是噤声的，当书写完成时，任何作者的声音都会销声匿迹。不过这其实是不必要的，在多元论述的阵营里，作者的声音也是一种论述，不需要刻意消除。

索拉从未出现在S.的纸页上，但S.能感觉到边缘空白处有她的存在，督促着他更深入探查，更敏锐透视。他可以想像她这么说，我的位置在文章之外。S.不知道这些纸张被装订成册放入板条箱的目的，但他觉得他和索拉和水手们都努力做同一件事，一件能普及四方的事。他的任务就是将话语化为文字，让小小的启示与日俱增。放松点，索拉低声说道，你不需要明白。有趣的是，当S.真的再次遇到索拉时，他问对方是否是真实的，而她回答说我无法证明我是，但你也无法证明我不是。这是信任，又或者是信念的问题。啊哈，我终于知道索拉是谁了！她是符号里的图、文、声等等意象，是能指，是意义的载体。而我则是意义的产生者，是所指。符号包含意象与意义、能指与所指，因此索拉说“我们就是我们，我就是你”，我们的关系基于直觉、凭靠信任。索拉的存在超越我，也因此她的出现不总为我，我知道她在我身边时她未必知道我在她身边。至于我和索拉和水手们所做的事情，自然是要恢复符号的多元意义，将那些被单一论述给抹杀掉的意义保存下来。

S.在索拉的帮助下找到了韦沃达，还在韦沃达的地窖里找到数量庞大的酒桶，酒桶里装盛着黑色浓稠的醇酿，而这其实就是那些消失的传统、历史、传说、故事。喝下这些黑色的醇酿就是喝下已经消失的一切，因此它既是美酒也是武器。S.最终并没有杀死韦沃达，而是打破酒桶让这些醇酿回到土里。不需要杀死韦沃达，当韦沃达死去，将会另一个人取代他。当S.死去，也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斗争永远会存在，拉锯也始终会继续。真正重要的，不是消灭某一种论述方式，而是将符号的多元意义与论述方式放回世界中心，当人们以其为凭借进行书写和创作时，等于是用先人写的东西来写，因而得以让传统、历史、传说、故事生生不息。到此，S.战胜了韦沃达和他的特务们。而我的旅程也告一个段落，由于陆地是固定意义所栖息的领域，海上则是多元意义游弋的版图，我必会再次启航。或是再次登上《希修斯之船》，或是登上其他相似的船，再次与韦沃达们对抗。差异，才是故事的回返。

最后再次回到作者身份的问题，这段旅程既是S.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我既是S.的故事的主角也是它的作者。因此，S.就是我就是作者石察卡，还记得罗兰－巴尔特说的吗？读者才是文本真正的作者。“我说佛道如幻、如梦，我说涅盘亦如幻、如梦。若当有法胜于涅盘者，我说亦复如幻、如梦。”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