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摄影时代的新闻画报

在人类文明中，绘画的历史远比文字要早得多。一些早期岩画甚至可以追溯到四万年之前，相对而言，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不过区区三千多年。绘画与文字一样，其本来功能都是为了记录，但后来却逐渐变成一种艺术审美，记录的功能逐渐淡化。特别是在中国，绘画基本已经沦为文人无中生有的创作，而文字最大的体现则是书法。富于理性主义的西方文化始终保留了绘画的记录功能。几何学的透视原理在美术上的广泛应用，使西方绘画具有近乎摄影的真实。在中国，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之所以专宠郎世宁，正是因为西方油画在真实记录方面远远强于传统中国画。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为了记录平定新疆的丰功伟绩，郎世宁等西洋画师奉命绘制《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图稿完成后，乾隆皇帝决定将其制作成可以大量复制的铜版画。就印刷清晰度而言，欧洲的铜版画远非中国传统木版画可比，尤其是法国铜版画。为了完成这些传世作品，法兰西皇家艺术院院长马立涅侯爵亲自挑选欧洲最顶尖的雕版高手，前后用了整整11年时间；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16幅铜版及200套精心印制的铜版画，连同原稿全部运抵中国。乾隆看到后非常满意，将他所有的“十全武功”都送到欧洲制作成了铜版画。

从某种意义上，铜版画有着与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同样的重要贡献。油画本身是不可机械复制和印刷的。铜版画吸收了油画的很多技法，线条非常细腻，毫发毕现，可以体现出复杂的光影透视，甚至可以人工上色；铜版画可以用铜版作为印版媒介转印于纸上，即使多次复制和印刷，也不会有任何细节损失。这一优点使铜版画被大量用于书籍和报纸的印刷。

在盖达尔的摄影术发明前的19世纪，版画发展达到巅峰状态，欧洲涌现出了大量职业插图家和雕版技师。虽然绘画在真实程度上不及摄影，但其制作难度却比摄影大得多。比如这些西洋画家为了画北京的市井风貌，就颇费周折。由于北京的居民大多数都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满人，提笼架鸟，喜欢四处找乐子，遇见一个洋人在街上画画，他们马上就围个里三层外三层，结果想画的对象和场景反倒都没有了。

与一般以文字为主的报纸不同，《伦敦新闻画报》是世界第一份以图像为主的新闻性周刊，他的创办人是印刷商赫伯特·英格拉姆。在整个19世纪，它一直保持着世界新闻画报的龙头地位，与日不落帝国相始终。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之际，恰逢第一次中英战争，他们派到中国的记者和画师忠实地记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特别是图片的魅力，速写的传神加上铜版画的精致，历史就被这张报纸定格了。一些插图堪称“大制作”，这些雕凹线法的铜版画构图布局考究，制作精良，都是由顶级雕版师根据记者发回的速写重新制作的。如1858年10月2日《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仪式》，场面恢弘，人物众多，富有欧洲历史画的典型风格。

1843年，也就是在《伦敦新闻画报》刚刚面世的时候，英国作家乔治·N.赖特联手雕版画家托马斯·阿洛姆共同创作出版了一本介绍中国的画册，这些表现力极为细腻的钢版雕版画为我们保存了极其珍贵的晚清风情图卷。值得庆幸的是，这本画册如今也首次在中国出版，名字就叫《帝国旧影：雕版画里的晚清中国》。

与《伦敦新闻画报相比》，法国的《小日报》要晚20年，但它后来者居上，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日销售过百万的报纸。《小日报》最大的特色是以彩色石印版画来报道国内外重要事件。

作为《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系列书的第2部，《法国<小日报>记录的晚清1891-1911）》全部都是彩色石印版画，这些新闻画作比第一部书稍晚，因为是彩色，也更加富余历史真实感，许多动感的场景让人如身临其境。所记内容，包括甲午海战、义和团、中国饥荒、满洲大瘟疫、慈禧和光绪驾崩、中国使团在巴黎、日军在满洲、远东事件、攻占西藏、中国革命等等；同时也记录了很多当时的中国风俗和社会新闻，如中国飞机、蒙古汽车、大众娱乐、剪辫子、楼宇、上海港等，一些政要人物的画像和时政漫画更具有史料价值，让人回味无穷。与中国“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不同，西方对新闻的态度以负面为主，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晚清时期许多丑陋、罪恶和不幸，如暴乱、瘟疫、屠杀、饥荒、战争和酷刑，特别是一幅腰斩的画面，其血腥残酷令人毛骨悚然。

100多年后，我们再回看这些制作精美的版画插图和颇有现场感的速写，宛如一场身临其境的穿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一个宽广的老中国世俗社会生活图景；同时，这些栩栩如生的新闻纪实，也无一不是精美绝伦的版画艺术佳品。如杨葵先生在序文中所写——

摆在您眼前的这本书，是在翻印一段历史。从社会史角度说，它再现了晚清中国的一段历史；从出版史角度说，他复活了百年前的一份报纸。而此书一旦印成，本身又成了历史。……书籍是记忆传承的载体，原始部落里，长者给年轻人讲祖上口口相传的记忆，年轻人成了长者，又将这些记忆讲给下一辈；而在今天，书籍就是我们的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