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的情人》译后记 （赵德明）
翻译《聂鲁达的情人》这部小说让我对智利大诗人聂鲁达有了新的看法，使我明白伟人也是普通人。
我第一次知道“聂鲁达”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时间应在1958年，好像是《人民日报》报道了聂鲁达访问中国。那个年代凡是“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都觉得亲切，加上聂鲁达又是诗人的身份！那时诗人在一个中学生心目中可是“了不起”的啊，比如，贺敬之、臧克家、艾青、郭小川、邵燕祥，等等。他们都是“又红又专”的榜样。聂鲁达的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高大，原因是他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正处于红得发紫的巅峰。但是，1964年我在智利留学期间认识了另外一位大诗人，据说他还是聂鲁达的老师呢，名叫巴勃罗•德•罗卡。通过跟巴勃罗的交谈，我方才得知二人不睦，原因是互不服气。如今看来，这实属平常。1966年回国后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从大字报上得知，聂鲁达属于“修正主义分子”，当然也在打倒之列。1979年10月中国成立了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译介这个领域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全国逐步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1985年吧，研究会专门开会讨论为聂鲁达“平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能不能继续翻译介绍聂鲁达其人、其作。结论是“可以”。其实，这个时候聂鲁达已经离开人世十二年了。此后，聂鲁达作品的中文版纷纷面世了，例如，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选》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漫歌集》。
关于聂鲁达的“好色”，我是在1965年参观聂鲁达的故居黑岛时得知的：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法国、墨西哥等地播种爱情，有时候还产生了爱情的结晶。这样一来，到了晚年——大约是1972年——虽然他当上了驻法国大使，1971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正处于功成名就的人生巅峰时期，他却觉得孤独、无聊。每当回想往事的时候，许许多多荒唐、不负责任、伤天害理的丑事一一在脑海里“回放”，内疚和悔恨啃噬着他的良知。悔恨之中，有一件事他觉得尚可“亡羊补牢”，那就是寻找在墨西哥出生的私生女。于是，他雇佣了一位侦探来办理此事。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聂鲁达性格的复杂性，感觉到他虽然是诗歌方面的天才，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也跟普通人一样，也要吃喝拉撒睡，也有七情六欲，也有阴暗心理，也在冲动和本能的驱使下干出过一些非理性的勾当。
由此我想到，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伟大人物不是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呢？那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伟大”起来的呢？以聂鲁达为例，他是1904年出生的，到了1924年他在智利诗坛上已经小有名气了。可是到了1939年，正当他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诗歌界备受吹捧的时候，却有这么一位西班牙诗人、评论家为他画了这样一幅“抒情漫画”：“我感觉聂鲁达就是一个蹩脚翻译，不会翻译自己，更不会翻译别人。他就是一名可怜的矿工：挖掘自己和别人的矿脉。他混淆了原创和翻译。他既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母语，也没掌握译出语。他的作品里有明显的错误，由无知造成的错误。这是读书不求甚解造成的。他不懂得诗歌是个有机整体。不错，他的直觉是罕见的，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深度批评。他有自己的‘仓库’，储藏着找到的一切，但是看起来却像垃圾堆或者粪堆；不错，破铜烂铁里面也有玫瑰、钻石、黄金，但是却缺乏表现力；他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和人的灵魂。他的性格里缺乏理智和责任心。”这番话是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说的，这幅“漫画”后来收在《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里。这一严厉的批评似乎传到了聂鲁达耳中，因为他从1946年开始创作《漫歌集》，于1961年完成创作，该作品的确通过对拉丁美洲大好河山的描写，揭示出了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的本质和灵魂，成为拉美史诗中的一座丰碑。
不幸的是，《漫歌集》问世后，智利共产党便把他拖进了国内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推举他做总统候选人，让他为和平夺取政权铺路；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们拉他参加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使他在1964年-1965年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看来，地球上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团伙，帮派和“左、中、右”之分，聂鲁达不得不做出选择，或曰站队、选边，因此自然就会遭受攻击、诽谤和指责，同时自然也会受到吹捧、褒奖和歌颂。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很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蚂蚁打架”，会觉得无聊、无趣、没有意义。但是，人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者说从生存竞争的需要出发，必须打架，必须争个你死我活，因为土地有限，人类的欲望无限，草原的水草养育人类的能力有限，你不抢就饿死，不可能平分秋色、人人有份，只要看看大土豪、大财阀的贪婪和吝啬你就会明白了。至于权贵集团雇佣的“喉舌”宣扬的什么人人都能得到幸福，只不过是忽悠小朋友乖乖做梦的把戏而已。
赵德明
2014年4月19日 北京大学燕北园
我第一次知道“聂鲁达”这个名字大约是在上高中的时候，时间应在1958年，好像是《人民日报》报道了聂鲁达访问中国。那个年代凡是“国际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我都觉得亲切，加上聂鲁达又是诗人的身份！那时诗人在一个中学生心目中可是“了不起”的啊，比如，贺敬之、臧克家、艾青、郭小川、邵燕祥，等等。他们都是“又红又专”的榜样。聂鲁达的形象在我眼里更加高大，原因是他获得了斯大林和平奖，正处于红得发紫的巅峰。但是，1964年我在智利留学期间认识了另外一位大诗人，据说他还是聂鲁达的老师呢，名叫巴勃罗•德•罗卡。通过跟巴勃罗的交谈，我方才得知二人不睦，原因是互不服气。如今看来，这实属平常。1966年回国后不久，“文革”开始了，我从大字报上得知，聂鲁达属于“修正主义分子”，当然也在打倒之列。1979年10月中国成立了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开始有计划、大规模地译介这个领域的文学作品。与此同时，全国逐步为各种“冤假错案”平反。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1985年吧，研究会专门开会讨论为聂鲁达“平反”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能不能继续翻译介绍聂鲁达其人、其作。结论是“可以”。其实，这个时候聂鲁达已经离开人世十二年了。此后，聂鲁达作品的中文版纷纷面世了，例如，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聂鲁达诗选》和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漫歌集》。
关于聂鲁达的“好色”，我是在1965年参观聂鲁达的故居黑岛时得知的：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法国、墨西哥等地播种爱情，有时候还产生了爱情的结晶。这样一来，到了晚年——大约是1972年——虽然他当上了驻法国大使，1971年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应该说正处于功成名就的人生巅峰时期，他却觉得孤独、无聊。每当回想往事的时候，许许多多荒唐、不负责任、伤天害理的丑事一一在脑海里“回放”，内疚和悔恨啃噬着他的良知。悔恨之中，有一件事他觉得尚可“亡羊补牢”，那就是寻找在墨西哥出生的私生女。于是，他雇佣了一位侦探来办理此事。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聂鲁达性格的复杂性，感觉到他虽然是诗歌方面的天才，但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他也跟普通人一样，也要吃喝拉撒睡，也有七情六欲，也有阴暗心理，也在冲动和本能的驱使下干出过一些非理性的勾当。
由此我想到，古今中外有哪一位伟大人物不是娘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呢？那么，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伟大”起来的呢？以聂鲁达为例，他是1904年出生的，到了1924年他在智利诗坛上已经小有名气了。可是到了1939年，正当他在拉丁美洲和西班牙诗歌界备受吹捧的时候，却有这么一位西班牙诗人、评论家为他画了这样一幅“抒情漫画”：“我感觉聂鲁达就是一个蹩脚翻译，不会翻译自己，更不会翻译别人。他就是一名可怜的矿工：挖掘自己和别人的矿脉。他混淆了原创和翻译。他既没有完全掌握自己的母语，也没掌握译出语。他的作品里有明显的错误，由无知造成的错误。这是读书不求甚解造成的。他不懂得诗歌是个有机整体。不错，他的直觉是罕见的，但是他没有自己的声音，没有深度批评。他有自己的‘仓库’，储藏着找到的一切，但是看起来却像垃圾堆或者粪堆；不错，破铜烂铁里面也有玫瑰、钻石、黄金，但是却缺乏表现力；他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和人的灵魂。他的性格里缺乏理智和责任心。”这番话是胡安•拉蒙•希梅内斯说的，这幅“漫画”后来收在《三个世界的西班牙人》里。这一严厉的批评似乎传到了聂鲁达耳中，因为他从1946年开始创作《漫歌集》，于1961年完成创作，该作品的确通过对拉丁美洲大好河山的描写，揭示出了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人的本质和灵魂，成为拉美史诗中的一座丰碑。
不幸的是，《漫歌集》问世后，智利共产党便把他拖进了国内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推举他做总统候选人，让他为和平夺取政权铺路；在国际意识形态斗争中，他们拉他参加前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使他在1964年-1965年的中苏论战中扮演了帮凶的角色。看来，地球上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团伙，帮派和“左、中、右”之分，聂鲁达不得不做出选择，或曰站队、选边，因此自然就会遭受攻击、诽谤和指责，同时自然也会受到吹捧、褒奖和歌颂。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很可能会觉得这些都是“蚂蚁打架”，会觉得无聊、无趣、没有意义。但是，人类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或者说从生存竞争的需要出发，必须打架，必须争个你死我活，因为土地有限，人类的欲望无限，草原的水草养育人类的能力有限，你不抢就饿死，不可能平分秋色、人人有份，只要看看大土豪、大财阀的贪婪和吝啬你就会明白了。至于权贵集团雇佣的“喉舌”宣扬的什么人人都能得到幸福，只不过是忽悠小朋友乖乖做梦的把戏而已。
赵德明
2014年4月19日 北京大学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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