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浅谈布尔迪厄媒介思想中的“媒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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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迪厄本人作为跨学科大师级别的学者，就没必要多加介绍了。但是他的研究方法------“参与性对象化”，这是一种他所谓的“将客体和主体以及客体和主体的关系都作为研究对象”的实践方法。在他的媒介领域研究著作《关于电视》（准确地说只是一本电视演讲辑录）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通过电视演讲的方式向公众娓娓道来电视媒介背后的运行规律，并通过他的媒介场理论对其进行中和与再阐释。这种“以彼之道还治彼身”的演讲方式刻画出了一个知识分子反思自我与社会的良知和启迪公众的社会责任感。
由于布尔迪厄媒介思想博大深厚，加之阐释他媒介思想的论文也是篇目繁多。因此在这次作业中我非敢宏概布尔迪厄的电视媒介场理论，而是将心比心去理解电视记者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也同时为我本人，在将来要走的新闻道路上，驱散簇涌的迷雾，既沉重而又理智地前行。
布尔迪厄的演讲，环环套套，或文采斐然地谈论电视媒体的“象征性暴力”，或深刻露骨地道出媒体背后的商业逻辑，又或是沉怆地怜悯电视媒介“潜规则”下记者们的竞争窘境和惯习依赖。但基本不离三个关键词：“场域”、“惯习”、“资本”。因能力和时间限制，本人只对“场域”一部分表达自己的看法。
作为场域的电视媒体
有关场域的理论是布尔迪厄的独创，其理论最初来源于他研究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得出的“文学场”结论。“场域”就是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和挪用的领域。它是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而形成的一个结构化空间。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屡次提到“政治场”和“经济场”对“电视媒介场”的渗透和控制。在其中，政治场围绕政治资本进行重组和分配。同样，“电视媒介场”则围绕媒体资本进行重组和分配。
但这些资本是什么呢？布尔迪厄分别概述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每个场的分配方式不同，在“电视媒体场”中，比如对对湖南卫视而言，经济资本在电视媒介场的分配是媒体的运行资金，主要是广告商投入、赞助费用等电视媒体的资金收入，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场的渗透。社会资本就是湖南卫视的口碑和收视率，代表名誉和知名度，除此之外，还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以及湖南卫视本身的媒介地位（是否是政治主流意识的话语表达节目），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场的渗透。文化资本则是湖南卫视电视节目本身的内容，也就是真正握在媒体人手上的资本。由此这三种资本在媒介组织中以其特有结构和方式流转和重构，形成了布尔迪厄理论中的“电视媒介场域”。
三种资本互相转化，缺一不可。只有兼得才能做出最好的节目。这些资本都作为资源受到媒介场独立运行规律的支配。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媒介场内存在着各种斗争。犹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一样，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内伴随着资源利益的争夺和重组，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前者是对“惯例”的遵循的既得利益者，后者是尝试打破分配格局的“有野心的年轻人”。对比当下的中国，不免感慨。
进入场域都必须遵循“惯例”（habitus），布尔迪厄对惯例的表述是深刻复杂的，我们不在此赘述，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行业潜规则，不言自明的办事经验和行业习惯，甚至在我看来，都具有一部分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规律。“惯例”既保证了整个场历久不衰的运转、调适、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阻碍了场内的合理的权力分配和适时的新旧交替，甚至造就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机械记者”、“戴着同一片有色眼镜的记者群”、“不敢对制度说不的记者”。
娱乐至死的场
在我看完《娱乐至死》后，对波兹曼思想的形成了一个基本印象。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绝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娱乐节目”。而是与政治绝缘的暴力、煽情、娱乐等等“拟态环境”的再建构。本来电视节目就已经是相对于客观现实的有选择侧重和议程设置的“拟态环境”。而再在电视上将政治信息边缘化，无疑是与民主去魅的社会道路背道而驰。
布尔迪厄也阐释道：“靠社会新闻这种‘公共汽车’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由而带来的只能是对日常生活的泛滥的注意力转移。我们最终将面对的是‘政治空白’的结果。”
尽管波兹曼在书中非常赞成他老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电视作为多感官延伸的媒介必然伴随着人脑对单一信息的怠惰处理和注意力的多面化转移。简而言之，电视仿佛就是为娱乐而生。这是布尔迪厄忽视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布尔迪厄对此精辟的分析，正如之前我们所谈到的，电视节目是一种惯例。一时改变不了但不妨碍阐释它。
我们拿湖南卫视来说。对于社会资本来说，湖南卫视不及中央台。首先是国家规制上等级的差异，中央台更接近电视节目的主流，更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鼓励甚至是本身就代表政府。声望、受众数量也远非湖南电视台可比。根据布尔迪厄场的理论，中央台如此高的社会资本必然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资本（一系列高端广告），再次转化为高质量的文化资本（高品质的电视节目）。它的社会资本有预设的优势，因此它的文化资本也必然是主流的、正规的也是最民主，最接近政治的。毫无疑问也为政治场所渗透。
而湖南卫视社会资本比不过中央台，而为了取得更多优势。就不得不走和中央台逆反的一条路，也就是靠文化资本去谋得社会资本再而求得经济资本。收视率是湖南卫视最关心的问题，与政治相关的新闻话语权湖南卫视比不了中央台，再加上观众普遍对政治信息不感兴趣，总喜欢关注波兹曼所谓的娱乐信息。因此湖南卫视走向了为了收视率的“娱乐立台”的道路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市场化的经济场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下又必然会要求回收，因此媒介场的文化资本不得不附加这些商业内容，湖南卫视的广告安排的多可以算作这方面的典例。
由于这种经济场和政治场双重渗透（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场要求收视率的增长并要求节目免政治风险，政治场的渗透要求媒体的报道内容符合政党要求，因此大多中国电视媒体选择的都是对政治呿口不谈，可以说，中国的电视媒体，尤其是地方电视媒体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状非常明显。
因竞争而内容同质化的封闭场
新闻媒介场内存在着多种媒体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是封闭化的。也可以说是惯例化地竞争。布尔迪厄说：“每隔半个月，去比较一些个周刊的封面，几乎全是同样的话题。此情况亦见诸于电视新闻或各个广播电台。不管是好是坏，只是消息的排列顺序有变化。”
布尔迪厄将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媒介场内人职业化的封闭特征。也就是新闻记者都是按照他们的职业特征和要求选择新闻，他们报道新闻皆处于他们的专业立场，新闻价值和新闻敏感就是这种“职业病”。就像每一位记者都带着同一品牌的眼镜去看待世界一样。第二是媒介场背后竞争的同质化，媒体们相互参照竞争对手的新闻和节目，并且为避免落后与尽最大可能负责而做同一新闻的报道或节目。不停地追求有价值的新闻，就越容易被同行发现并做这方面的报道。整个电视媒介场内容趋向同质化。
本人虽然觉得布尔迪厄以上阐述的内容有待商榷，但无疑在某些方面警醒了新闻记者。记者除了按照惯例的新闻价值来选择报道新闻外，还应该具有真正的作为时代的瞭望者的素质。布尔迪厄所说的趋同化所指应是动态消息方面，这方面的趋同化本来对于大众媒介来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在深度报道或其他方面无疑更能彰显媒体的竞争力和记者的真正素养。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真正忧虑的。
与其他场互搭梯子的话语场
商业化的媒介场由于自主权力的丧失和受商业逻辑的支配，在追求高收视率的情况下积累起庞大的受众群。大部分观众对电视媒体追捧信任，电视媒体掌握了一种审判权，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电视媒体宣传今年最畅销的书的作者，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术界的边缘人在学术界中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地位，就通过与媒介场的亲密频繁地互动来受到公众的吹捧和认可，双方通过互搭梯子的方式来互博利益。政治场和经济场渗透到媒介场，并通过媒介场扰乱控制科学场、艺术场、文学场等精英知识界的场域，这是布尔迪厄最反感的形式。
同时布尔迪厄表达了和波兹曼相似的观点，电视上的人只有“快思手”和形象好的人才具有话语权，正如柏拉图所说：“人没法在快速中思考。”这种像辩论赛一样的游戏就是电视的对话形式。波兹曼所说的：“表达必须快，还得算好时间，所以必须牺牲思想的品质来完成这一瞬间化的形式。”
而媒体邀请而来的那些专家嘉宾，也都必须经受这种预先审查。如果不善言谈或是谈的过于深奥都将被媒体场的惯例排除在外。而即便执掌了话语权，也必须言说一种电视语言。这种语言要求的不是严谨规范和准确客观，而是能吸引观众的话语结构，一种伴随着夸张的修辞学内涵的话语。所以波兹曼深深地哀叹道：“电视不可能承担着完全意义上的启迪民智的功能。”而布尔迪厄仿佛一开始就不抱这个期望，仅仅是担忧媒介场本身不仅耽于内耗，还会将混乱释放到其他场域。
无疑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教育功能有着深沉的失望，但这不能理解为布尔迪厄对电视媒介的对社会有益的功能完全无视。布尔迪厄就像他当初进入法兰西学院一样，他一直都在思考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他没有忘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乡下来的社会底层小孩，他一直都希望能对社会做结构式的反思和参与式的理解。通过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帮助阐释社会。批判一直是布尔迪厄思想的主题。
由于布尔迪厄媒介思想博大深厚，加之阐释他媒介思想的论文也是篇目繁多。因此在这次作业中我非敢宏概布尔迪厄的电视媒介场理论，而是将心比心去理解电视记者的身份地位和工作性质。也同时为我本人，在将来要走的新闻道路上，驱散簇涌的迷雾，既沉重而又理智地前行。
布尔迪厄的演讲，环环套套，或文采斐然地谈论电视媒体的“象征性暴力”，或深刻露骨地道出媒体背后的商业逻辑，又或是沉怆地怜悯电视媒介“潜规则”下记者们的竞争窘境和惯习依赖。但基本不离三个关键词：“场域”、“惯习”、“资本”。因能力和时间限制，本人只对“场域”一部分表达自己的看法。
作为场域的电视媒体
有关场域的理论是布尔迪厄的独创，其理论最初来源于他研究福楼拜的《情感教育》而得出的“文学场”结论。“场域”就是商品、服务、知识或社会以及竞争性位置的生产、流通和挪用的领域。它是围绕特定的资本类型而形成的一个结构化空间。在《关于电视》中，布尔迪厄屡次提到“政治场”和“经济场”对“电视媒介场”的渗透和控制。在其中，政治场围绕政治资本进行重组和分配。同样，“电视媒介场”则围绕媒体资本进行重组和分配。
但这些资本是什么呢？布尔迪厄分别概述了三种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每个场的分配方式不同，在“电视媒体场”中，比如对对湖南卫视而言，经济资本在电视媒介场的分配是媒体的运行资金，主要是广告商投入、赞助费用等电视媒体的资金收入，非常容易受到经济场的渗透。社会资本就是湖南卫视的口碑和收视率，代表名誉和知名度，除此之外，还有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以及湖南卫视本身的媒介地位（是否是政治主流意识的话语表达节目），非常容易受到政治场的渗透。文化资本则是湖南卫视电视节目本身的内容，也就是真正握在媒体人手上的资本。由此这三种资本在媒介组织中以其特有结构和方式流转和重构，形成了布尔迪厄理论中的“电视媒介场域”。
三种资本互相转化，缺一不可。只有兼得才能做出最好的节目。这些资本都作为资源受到媒介场独立运行规律的支配。为了争夺这些资源媒介场内存在着各种斗争。犹如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一样，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内伴随着资源利益的争夺和重组，存在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对抗。前者是对“惯例”的遵循的既得利益者，后者是尝试打破分配格局的“有野心的年轻人”。对比当下的中国，不免感慨。
进入场域都必须遵循“惯例”（habitus），布尔迪厄对惯例的表述是深刻复杂的，我们不在此赘述，它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行业潜规则，不言自明的办事经验和行业习惯，甚至在我看来，都具有一部分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规律。“惯例”既保证了整个场历久不衰的运转、调适、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阻碍了场内的合理的权力分配和适时的新旧交替，甚至造就了我们最不愿看到的“机械记者”、“戴着同一片有色眼镜的记者群”、“不敢对制度说不的记者”。
娱乐至死的场
在我看完《娱乐至死》后，对波兹曼思想的形成了一个基本印象。波兹曼所批判的娱乐绝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娱乐节目”。而是与政治绝缘的暴力、煽情、娱乐等等“拟态环境”的再建构。本来电视节目就已经是相对于客观现实的有选择侧重和议程设置的“拟态环境”。而再在电视上将政治信息边缘化，无疑是与民主去魅的社会道路背道而驰。
布尔迪厄也阐释道：“靠社会新闻这种‘公共汽车’吸引了大众的眼球，由而带来的只能是对日常生活的泛滥的注意力转移。我们最终将面对的是‘政治空白’的结果。”
尽管波兹曼在书中非常赞成他老师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理论，电视作为多感官延伸的媒介必然伴随着人脑对单一信息的怠惰处理和注意力的多面化转移。简而言之，电视仿佛就是为娱乐而生。这是布尔迪厄忽视的一面。但这并不妨碍布尔迪厄对此精辟的分析，正如之前我们所谈到的，电视节目是一种惯例。一时改变不了但不妨碍阐释它。
我们拿湖南卫视来说。对于社会资本来说，湖南卫视不及中央台。首先是国家规制上等级的差异，中央台更接近电视节目的主流，更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鼓励甚至是本身就代表政府。声望、受众数量也远非湖南电视台可比。根据布尔迪厄场的理论，中央台如此高的社会资本必然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经济资本（一系列高端广告），再次转化为高质量的文化资本（高品质的电视节目）。它的社会资本有预设的优势，因此它的文化资本也必然是主流的、正规的也是最民主，最接近政治的。毫无疑问也为政治场所渗透。
而湖南卫视社会资本比不过中央台，而为了取得更多优势。就不得不走和中央台逆反的一条路，也就是靠文化资本去谋得社会资本再而求得经济资本。收视率是湖南卫视最关心的问题，与政治相关的新闻话语权湖南卫视比不了中央台，再加上观众普遍对政治信息不感兴趣，总喜欢关注波兹曼所谓的娱乐信息。因此湖南卫视走向了为了收视率的“娱乐立台”的道路也是合情合理的。而市场化的经济场在资本积累的逻辑下又必然会要求回收，因此媒介场的文化资本不得不附加这些商业内容，湖南卫视的广告安排的多可以算作这方面的典例。
由于这种经济场和政治场双重渗透（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场要求收视率的增长并要求节目免政治风险，政治场的渗透要求媒体的报道内容符合政党要求，因此大多中国电视媒体选择的都是对政治呿口不谈，可以说，中国的电视媒体，尤其是地方电视媒体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现状非常明显。
因竞争而内容同质化的封闭场
新闻媒介场内存在着多种媒体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是封闭化的。也可以说是惯例化地竞争。布尔迪厄说：“每隔半个月，去比较一些个周刊的封面，几乎全是同样的话题。此情况亦见诸于电视新闻或各个广播电台。不管是好是坏，只是消息的排列顺序有变化。”
布尔迪厄将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两点，第一是媒介场内人职业化的封闭特征。也就是新闻记者都是按照他们的职业特征和要求选择新闻，他们报道新闻皆处于他们的专业立场，新闻价值和新闻敏感就是这种“职业病”。就像每一位记者都带着同一品牌的眼镜去看待世界一样。第二是媒介场背后竞争的同质化，媒体们相互参照竞争对手的新闻和节目，并且为避免落后与尽最大可能负责而做同一新闻的报道或节目。不停地追求有价值的新闻，就越容易被同行发现并做这方面的报道。整个电视媒介场内容趋向同质化。
本人虽然觉得布尔迪厄以上阐述的内容有待商榷，但无疑在某些方面警醒了新闻记者。记者除了按照惯例的新闻价值来选择报道新闻外，还应该具有真正的作为时代的瞭望者的素质。布尔迪厄所说的趋同化所指应是动态消息方面，这方面的趋同化本来对于大众媒介来说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在深度报道或其他方面无疑更能彰显媒体的竞争力和记者的真正素养。所以这并不是我们真正忧虑的。
与其他场互搭梯子的话语场
商业化的媒介场由于自主权力的丧失和受商业逻辑的支配，在追求高收视率的情况下积累起庞大的受众群。大部分观众对电视媒体追捧信任，电视媒体掌握了一种审判权，正如布尔迪厄所说：“电视媒体宣传今年最畅销的书的作者，某一个领域的专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学术界的边缘人在学术界中得不到他们想要的地位，就通过与媒介场的亲密频繁地互动来受到公众的吹捧和认可，双方通过互搭梯子的方式来互博利益。政治场和经济场渗透到媒介场，并通过媒介场扰乱控制科学场、艺术场、文学场等精英知识界的场域，这是布尔迪厄最反感的形式。
同时布尔迪厄表达了和波兹曼相似的观点，电视上的人只有“快思手”和形象好的人才具有话语权，正如柏拉图所说：“人没法在快速中思考。”这种像辩论赛一样的游戏就是电视的对话形式。波兹曼所说的：“表达必须快，还得算好时间，所以必须牺牲思想的品质来完成这一瞬间化的形式。”
而媒体邀请而来的那些专家嘉宾，也都必须经受这种预先审查。如果不善言谈或是谈的过于深奥都将被媒体场的惯例排除在外。而即便执掌了话语权，也必须言说一种电视语言。这种语言要求的不是严谨规范和准确客观，而是能吸引观众的话语结构，一种伴随着夸张的修辞学内涵的话语。所以波兹曼深深地哀叹道：“电视不可能承担着完全意义上的启迪民智的功能。”而布尔迪厄仿佛一开始就不抱这个期望，仅仅是担忧媒介场本身不仅耽于内耗，还会将混乱释放到其他场域。
无疑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教育功能有着深沉的失望，但这不能理解为布尔迪厄对电视媒介的对社会有益的功能完全无视。布尔迪厄就像他当初进入法兰西学院一样，他一直都在思考知识分子的真正责任。他没有忘记自己原来只是一个乡下来的社会底层小孩，他一直都希望能对社会做结构式的反思和参与式的理解。通过运用哲学、社会学、文学、历史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帮助阐释社会。批判一直是布尔迪厄思想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