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走向别处的路上

伯恩哈德的语言像一块块瓷砖，上面纹刻着不同的花饰与图案，按照他心中的节奏与规则铺摆开来。在这样的语言之路上行走，你总会发现它们的律动美感，因而并不会感到厌倦。 可是这条形式之路的内核，也就是每一块瓷砖的本质，却是残酷和冰冷的。精美的外衣之下，往往是关乎孤独、困境、漠然和失落的存在之难。 在《波斯女人》里，「我」患有肺病，不得不离开城市，来到乡村得以存在，但在乡村的恶劣生活又消解了存在的意义；同时，「我」为了科研多次搬家，但又要与原来的地方相似，最后来到这里，这种相似又再次成为无法科研的理由。 「我」为了科研放弃社交，每日自我观察，最终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又不愿改变，依然孤独自我的生活着，却又是为了科研；另外，「我」的废墟较为封闭利于科研，免于被外界打扰，而居住以后发现这房子的破败，也正对自身和科研有害。 故事里的人物如同以上，都被类似的不可调试的环境压迫着，这种灵与肉的悖论始终缠绕着他们。伯恩哈德对环境的斥责也是剧烈的，但依附于纸上的笔记，显得徒劳与低效。 但伯恩哈德的超脱之道却活在现实之中，它映现在《维特根斯坦的侄子》里：「他们不能忍受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有在他们需要离开和正在要去的地方之间，他们才是幸福的。」 这里的「地方之间」就是「在路上」的状态。 我真怕这样的象征被扭曲的解读，因为它的确不是凯鲁亚克热爱的垮掉的一代的流浪和漂泊，而是实实在在的停留、行走、奔跑以及驾驶。 波斯女人无法忍受破败的旅馆和沉默多年的丈夫，「我」无法忍受萧条的废墟和孤独冷酷的环境，那片一同散步的松树林，尽管下着集雨泥泞不堪，对于这两人，也是幸福的所在。他们沉默也好，谈论哲学和音乐也好，重要的只在于他们移动的脚步，那是「改变」的隐喻，意味着苟活的目的和解救的方法。 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疯癫叛逆住进精神病房，「我」患有严重的肺病追进肺病房，在威廉米恩山上，病房之间区区两百米的最漫长的距离，尽管体力不支难以抵达，对于这对朋友，亦是幸福的所在。在他们彼此眼中格外珍贵，愿意为了一份报纸驱车三百多公里，迷恋的也许更是迎面的风和景。 最后一个短故事里制帽匠，他和「我」这位律师之间仅隔了两栋楼房，在上千次擦肩而过后，终于说上话，尽管话题是悲哀的老年生活，但制帽匠在这短暂的路上，他一定相信他会得以解救。 然而，伯恩哈德的路还远不止此，这些故事里的人物，最终的结局都是覆灭。 波斯女人扑倒在水泥卡车下，维特根斯坦的侄子终结于岁月和衰老，制帽匠从四楼坠落自杀。这种悲剧精神的本体，也可以看作是生死之路的解脱。 潮湿的松树林，病房的两百米，两栋楼房的距离，在组成「地方之间」的幸福隐喻之后，也一同构筑着伯恩哈德关于生与死、灵与肉的隐喻。 叔本华的那句：人生就像钟摆，在痛苦和空虚间来回摆动。欲求没有实现，就会痛苦，欲求得以实现，就会空虚。 伯恩哈德一脉相承，他的目的地、故土、国家都是他痛苦和空虚的根源，但是如同钟摆在其间来来回回的状态，也是他在这游荡的路途中感受到了幸福和快乐。 这么说来，伯恩哈德语言之路的悲剧美感，反而因着这一块块瓷砖的内核而轻盈了。在这条路上行走，我们悲哀着生活的悲哀，我们喜乐着生活的喜乐。只要在路上奔走，我们就能遇到一些人，比如房地产商莫里茨、命中贵人和衣衫高雅的律师，他们就是路上的希望。 从形式走向内核，从语言走向现实，从此处走向彼端，从生存走向终结，也许存在太难、速度太快。 但别怕，生活就在这走向别处的路上。 2015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