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抄

以清末历史观之，中国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已经被拉入了以西方规则建构起来的世界体系之中。不过，是自己变，从自己的传统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还是引发内乱，走向混沌，却不见得有一定的规律。历史从来不见得按进化的步伐行进，明天未必比今天更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转折关头，为政者保守的时候，开倒车之举，往往是激进改革甚至是内乱的根苗。如果主政者能少一些神经过敏，多一些宽容大度，则事情多少要好办一点。

义和团药方在非典时再现江湖告诉我们，人们在情行暧昧的危机时刻，其心境、情绪和行为上大体是相近的。。。它的出现，不过是一种人们在恐慌的时刻想要做点什么的征兆。
时间虽然过了百多年，在触及人类最本源层面的时候，人的变化其实并不大。

我们都承认，新军是革命的主力，但武昌的新军士兵到底有多少是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才造反的？有多少是由于生活的不满而发泄愤怒？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各种比例各占多少，我们现在是无法弄清楚了。根据当时还算个领袖人物的仇鳌讲，其实那时候就连他满脑子想的也不过是排满，对于民主共和并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应该说至少有一部分人，其实不过是借着更西化、更具现代化的口号主张，发泄了他们原本对现代性意义上改革的不满。

宗族的复兴，如果套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话，就是在长期有国家没社会的情况下，国家逐步退出，而处于组织真空状态的农民，采取的一种取之传统资源的自救行为。

自秦汉以来，只有作为社会普遍道德的儒家理论岌岌可危的时刻，人才会特别迷恋于血亲，把自己龟缩在自己血亲关系的小圈子里，信不着亲人之外的任何人。显然，这种龟缩无疑等于自杀。西晋王朝其兴也勃，声势浩大，然而却二世而枉，个中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显然，革命从来都跟浪漫的诗人有着难分难解的缘分，只是浪漫的诗人往往不知道革命完了之后做什么。

古今中外，凡是应试教育，学生就不是学生了，只是考生。考生的压力越大，就越是将他们学习的内容局限在考试内容上，凡是不考的，大家碰也不碰。正因为如此，在夜航船上，读书人也只好让和尚伸脚了。说也怪，这样的读书人，偏可以当上科门高第。这次第，就算是像徐灵胎说的，是国家和百姓的晦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