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想到

边沁认为，社会的最大幸福是一切行动有益的出发点。这种功利主义的哲学观，不能否定它所包含的对人的生存境遇的改善的希冀。但妄图用幸福来取代其他一切标准（是否存在这种标准，本身是可疑的）。当这种功利主义被极端化之后，应用到新闻传播领域，它就挣脱了所谓的道德束缚。新闻报道不受社会道德规范的约束，新闻从业人员在寻求事实最大真相，甚至创造真相的过程中，不顾当事人的隐私，在损害小范围群体相对利益的基础上达成最广泛的社会响应。这种相应，伴随着全民的舆论狂欢，满足了猎奇之后的歇斯底里，亦或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或许满足了人们当下的对快乐的要求，但杜威批评边沁，认为人的幸福无法还原为快乐的积累——并不是诸多个体简单的快乐相加，等同于整个社会的幸福提高。

至于康德的道德观，我认为是一种僵死的道德观。这个道德观在经济利益驱动的当下，虽然不具有主流的影响力，但当旁观者评论新闻人的“非道德”行径时，往往成为自认为十分有说服力的论据。但我们知道，“一个人要是采取了为黑格尔、杜威和沃尔泽共同具有的反康德立场，一个人要是被要求对他所认同的社会的厚重道德做辩护，那么，他将无法通过谈论他的道德观合理性来做那项工作。确切地说，他将不得不谈论他的社会实践胜过其他社会实践的各种具体的优点，正如讨论一本可爱的著作或一个可爱的人对另一本书或另一个人的相对优越性那样，讨论不同厚重道德的相对优点显然是非结论性的。”非结论性，就是说当新闻人囿于自设的道德界限，对他所掌握的一切新闻都诉诸道德比较的话，这个过程是没有穷尽的，不存在尽善尽美。当一部分人的新鲜感知情权获得了满足，另一部分人就要相应受到伤害。

反观其中的现实困境，不妨大胆地假设，这其中压根就没有所谓的永恒道德。就连真理本身也只是存在于人的解释之中。而道德更像是整个历史的衍生品；整个历史，只是道德的宏大叙事。《楢山节考》中提到的日本原始人遗老的风俗；太平洋岛屿上为了延续族群繁衍所做的杀死年老者的举止……不能被现代社会接受，但对于那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他们有他们的社会文化并与之适应的生存法则。如果苛求某种恒定的道德准则，实在是荒谬。所谓的道德律的形成，不过还是文化政治的产物。脱离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我的道德不过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与人的“交流理性”至关重要，这体现出某种平等的要求。在我看来，守住新闻人底线的标准应该是“克制”。我们社会的道德似乎是向着一个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奴隶被废除，宣布它的无效；女权主义的兴起，女性权利得到重塑；同性恋婚姻在美国的合法化……这个社会的接受力愈来愈强，我们永远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不要妄自去触动社会那根敏感的神经；新闻人可能不经意间推动了社会认同的发展，但它的代价可能是个体自由的不可挽回的牺牲。新闻人应竭力克制，并回归一种“常识”。Common Sense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判断的最经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