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我想改变的

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这是作者在本书开头自问的问题。这一问，显示了作者的野心，表明他并不想“只是从自己的工作中找点乐子，讲讲国家与观念的兴衰，侃侃‘国王殒命的悲剧’”。除了表明野心，作者还自曝历史学研究的短处：“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认识，总是不完整的，很可能还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被相互矛盾的证据和存有偏见的历史学家所遮掩蒙蔽，或者也可能被我们的爱国心或宗教偏见曲解。”其实，除了偏见，诸如个人认知极限等因素，也会对历史研究造成影响。但是，史学研究，其重点并不在于将史事逐条无疑、完全真实的摆在人们面前；史事只是材料和过程，并非结果，史学研究的最终所指，该在表达一种史观、总结一个规律、提供一些方法，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此，则是研究历史之为用。
高中时，我是一名文科生。其时，总能听到周边一些人对文科的贬低，甚至包括老师和文科生自己。他们大多认为相比于炫酷的理化生，政史地是简单的、无用的。这并不能只简单反驳说这些人是极度的功利主义者，反思一下，中学时期的历史教育，除了应试之外，确实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若要说当时的历史教育于我留下任何史观层面的印象的话，那就是——人性都是一元的（一个人非黑即白）、激进派相比于保守派永远是对的——就这两点。

一、“人性一元论”
所谓“人性一元论”，是指将历史人物平面化，只因其做了一件好事就定义为好人、选了一个错误选项就立刻沦为坏人。这种定位，完全忽视了人物所处历史情境的复杂性，以及时代对人造成的认知局限；否认了人性的复杂、多面性与历史选择的偶然、突发性。
我记忆最深的例子就是袁世凯。在高中教材中——甚至是小时候儿歌俗语的潜移默化中——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极度落后分子，他为人贪婪、思想落后，在如火如荼的革命中，竟然复辟帝制，终于“人在做天在看”的抑郁而终。总归一句话，袁世凯是个坏人，他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负面的。后来在读研时，写一份关于晚清士人及科举改革的报告，查阅了《清实录》。在《光绪实录》等中，可以看到许多袁世凯的奏疏，这些奏疏的内容涉及到废除科举创立新学、编练新军、办工业、建铁路等一系列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举措。以这些来看，袁世凯却也是个进步人士，但是在编教材的时候，专家们却回避了这些内容，直接将其定义为一个落后分子，真是可惜。
类似的还有各位军阀，只因了“军阀”一词，他们个个成了“纯黑色”的反动坏人，谁也没有提起他们的抗日态度与民族气节，甚至不屑于给他们一个“灰色”的评价。
《历史的教训》书中说：“历史大体上是由求新的少数人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大多数人只为胜利者欢呼，并充当社会实验的人类原材料。”扪心细想，这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真实。“为胜利者欢呼”无可厚非，但是一再简单化、一元化“胜利派”之外的重要人物，这样的历史教育是可怕，它除了会培养出幼稚的历史观念外，更重要的是会滋生人心中非黑即白的暴戾之气，正如现今。

二、激进派与保守派
凡是有社会改革的地方，其历史中总有相互拮抗的激进派与保守派。激进者立竿见影，保守者稳扎稳打，二者各有长处，只由其时其事而因势利导，择一用之，并无普遍之真理、万世之准则。但在应试历史教育中，往往给学生造成的历史观念是：无论古今中外，在任何社会改革中，激进派较之保守派，总是先进的、富于真理的。
印象最深的，是在讲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在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大革命最受中国历史教材褒扬，其原因在于专家们认为其“彻底”，其实说白了无非是激进。虽然英国是当时的世界霸主，但因其保守的留下了王室，所以在与法国大革命相互比较之中落于下风。其实，站在现代人的全知观点来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结果，并没有什么不同，英国王室并未制约英国发展，反而为其增添了一丝文化精神之气，至少威廉王子大婚的时候，英国人民群情激昂，扎实地乐了一把。反而是法国大革命，今天我砍你头，明天他推我上断头台，血腥异常。
《历史的教训》书中说：“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保守派，还是激进派？其选择机制在于特定历史时刻的“天时地利人和”，而并不是普适性的“激进派万岁”。片面推崇“激进派万岁”这种史观，只能加剧社会的功利之气，当下如是。

回到《历史的教训》一书开头的问题：研究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读史让人谦虚，你能从浩繁的历史中习得许多方法、经验、心境，成为一个“根须深厚”的人。作为一个文科生，我并未在中学历史教育中获得上述这些益处，因此，在此后的读史中，我想要改变。